贞观中，唐太宗抑佛，同时也是崇道的开始，主要原因出于宗教上的华夷门户之见与政治上的东西门阀之争。

唐初的道教继承了前代的道教以老子为教祖、以清虚、无为为教义的义理部分及以求仙长生为诱饵的方术迷信部分。唐太宗对道教的两部分内容是采取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方针的。一般来说，贞观中前期他对道教的方术迷信是嗤之以鼻的。如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对侍臣言及： “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他还说： “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为了表示自己不重蹈秦皇、汉武妄求神仙的覆辙，甚至咏诗自言壮志：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舒发霓裳求仙不是自己的本意，真正的意愿是要认真地励精图治，建立强盛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反映了他在贞观前期批判道教方术的进步思想以及生气勃勃的政治进取精神。

由上可见，唐太宗对神仙方术迷信的祸国，同他对佛教妖佞的害国一样地表示深恶痛绝。对此，长孙皇后是最为了解的。贞观八年，他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唐太宗对道教方术采取贬黜的态度(晚年又有变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则对道教教义与教祖采取尊崇的态度。他赞扬道教教义是“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甚至把教义吹得神乎其神，同创物兴邦联系起来： “然则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亨育，故能兴邦致泰，反朴还淳。”如此神通广大，当非佛教力所能及。为了抬高道教的身价，他还宣扬道教的清静，无为教义对他治理天下的妙用： “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相形之下，他认为佛教教义无益于治，甚至某些帝王由于佞佛还带来了亡国的惨祸。

唐太宗既然颂扬道教教义，必然膜拜道教教主。对此，已有乃父肇源在先。李渊因自己与道教追尊的教祖老子李耳同姓，就附会教祖为皇祖。

武德三年，他曾依托方土吉善行面见老子，胡诌皇祖，因以立庙： “晋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谓善行曰： ‘为我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而(尔)祖也。’沼于其地立庙。”范祖禹据此予以评论云： “唐之出于老子，由妖人言，而谄谀者附会之。高祖启其源，高宗，明皇扇其风。又用方士诡诞之说，跻老子于上帝，卑天诬祖，悖道甚矣，与王莽称王子乔为皇祖叔父，何以异哉!"究其实，岂独高宗、玄宗煽其风，太宗则已煽风在先了。

早在贞观四年二月，唐太宗在庆祝平定突厥所下的大赦诏中，就把取胜颉利归之于“上玄”与“清庙”: “斯皆上玄降祜，清庙威灵。岂朕虚薄，所能致此。”所谓“上玄”,指上天； “清庙”,指三清庙，唐初三清殿位于皇宫西面凌烟阁侧，这就是把皇祖老子神化为上帝的证明，故“跻老子于上帝”,太宗早已垂范在先了，岂待玄宗?!至于“唐之出于老子”,太宗在贞观十一年二月的诏中也有明言： “朕之本系，起自柱下。” “柱下”,即柱下史。传说，老子曾为周朝柱下史，这是太宗追认老子为皇祖的自白。同年七月，他“修老君庙于毫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这是继高祖始立庙于晋州的又一举措。唐太宗在老子出生地修建庙宇，自然是尊道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老君庙位列孔庙之前，就含有道一、儒二、佛三的用意。这只要回顾一下五个月前颁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云： “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道”,不言而喻，佛列道后了。

唐太宗崇道的原因，据他自己解释有两点，即“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

所谓“敦本”,是指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应该视作本教，作为唐人首奉的本宗，并应在全国畅通无阻。唐太宗发此议论，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佛是胡神，佛经是“殊方之典”,佛教是“异方之教”。而老子是天神上帝，道藏是中土之经，道教是华夏之教。夷狄之教传入中国，可以传播，但不能过分膨胀，以至压倒华夏本教，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然而，魏晋以来不应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 “由是，滞俗者，闻玄宗(道教)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佛教)而争归。隧使殊方之典，爵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反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兹累代。”唐太宗不去探究人们为什么闻道教而大笑，望佛教而争归的社会原因，却从华夷之别的教派纠纷大做文章，仅是重弹了魏晋以来辟佛的儒、道两家所发的滥调罢了，立论并不显得高明。不过，从中也反映了他受到傅奕的辟佛言论以及宗教上的华本夷末的门户之见影响。

至于“尊祖”,则有政治意图，可说直接与他修订《氏族志》有关。贞观六年，唐太宗指示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高士廉起初没有领会唐太宗的“欲崇重今朝冠冕”的隐约示意，仍把山东老牌士族崔民干排为第一等，与李唐皇族并列。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高土廉没有摆脱传统的门阀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也使唐太宗感到数祖为典的族谱对修订《氏族志》的重要性。因为高土廉之所以把黄门侍郎崔民干与贵为四海之主的唐太宗并列第一等，唯一的解释是他囿于崔氏远祖的所谓高贵血统。而气度雄豪的唐太宗既然君临天下，那么在夸耀血统方面岂甘屈居臣下。除了崇重今朝冠冕之外，还需追尊远叶祖先，这样他就稳操胜算了。

为此，他于正式颁布《氏族志》之前，抢先进行了崇祖的准备活动。贞观十一年二月他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用意正在于此。诏中跻老子于上帝，诏末则提出“尊祖之风，贻之万叶”;同年七月，又修老子庙于毫州，给祭祀二十户。这两个神化老子的举措，已把他攀附冒牌始祖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随后于次年正月诏颁《氏族志》。崇道尊祖不前不后，恰好选在重颁《氏族志》之前，时间的紧密衔接绝非出于偶然的巧合，实际上这是他抬高关陇士族门阀的重要步骤，目的是想凭借皇权使关陇士族无论从冠冕或血统上均凌驾于山东土族之上。

这由赐予老子庙二十户祭祀的同时，又赐予他的晋代祖先凉武昭王墓“二十户充守卫”已露端倪。一是追尊远叶始祖，一是追尊近代皇祖，远近真伪之途虽殊，但尊祖目的则归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