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创于隋朝，唐太宗继承并健全了科举制度，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做官的机会，这是贞观时期用人政策的重要变革。同时，唐太宗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仍然沿袭前代的恩荫陋习，致与科举相辅而行。

贞观元年，唐太宗“盛开选举”,兹后又通过科举考试选取才士。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法律，书法、算学的专门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难以进入政界。故真正谈得上常设科目与作为官员补充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特别是进士科，更是热门。

考试部门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日期唐初有所变动，其时因参加考试的土子很多，如承隋制起于当年冬十一月，终于次年春，未免考期匆促，不利人才罗致，故唐太宗接受了刘林甫提出的“今选者众，请四时注拟”的建议。这样，就能收到“选集无限，随到补职，时渐太平，选人稍众”的效果。

贞观十九年，马周以“四时选为劳”应付不了众多选人的考试，就重新恢复原来起于十一月、迄于次年三月的规定。此外，唐太宗还设置了“东选”,便利关东的选人就近东都洛阳考试，不必远涉西京长安。

五代王定保说：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这个说法不甚确切，因为进士科盛于高宗、玄宗、德宗之世。不过，贞观年间进士科的发展是个关键时期，特别是贞观晚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对于唐前、中期的科举制度的兴盛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进士仕途优于明经，又为时望所归，自然士子趋之若鹜，故举子考试人数比明经多，录取亦比明经严格。所谓“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显然，进士中举之难已在贞观年间冒头了，以致从少年考到白头仍未中榜者比比皆是，甚至有终生未中、老死科场的。世俗流传的谚语，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谓五十岁能考中进士的还算年轻，而三十岁中明经的已嫌年老了，可见进士登第之难。唐人赵锻有诗为证：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也形象地刻画了进士登第的难度。

然而，士子考取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而已。进而成为朝廷命官，需经吏部复试。复试的内容不外经史之类。贞观八年，曾颁“进士试读一部经史”的诏令，就是与进士应付吏部复试有关，说明进士考试试题范围，与明经没有截然区别。如果进士不通经，单凭文笔取胜，往往受到考官的非难。

贞观二十二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复试，进士张昌龄、王公瑾等人经考试“文策全下”,两人落第不报。唐太宗久闻两人“并有俊才，声振京邑”,一看金榜无名，急询王师旦，师旦对以“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可见，贞观年间复试进士科目时，还以经义策论为主，与高宗时进士兼试“杂文”(即诗赋)有所不同。进士经过复试合格后，方可授官，充当州县长官的幕僚，或经朝官推荐，以候补官员的资格正式入仕。

唐太宗健全科举制，扩大进士科，是对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的一项改革，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真才实学之士铺垫了晋身之阶。科举制下凡学有专长的士子均可申请州郡贡举，考试合格，再荐之中央考选，改变了魏晋以来州郡中正官垄断选士的做法，从而把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这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采取以才选官的制度，反过来，科举制又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它能使全国各地赴考的众多才士，尽为唐室效劳。

当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网罗的儒林群英，基本上排除其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的弊病，代之以学识拔士，故以才选作为特点的科举制，自然比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进步。

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贵族垄断了官场，埋没了人才。鉴于它的种种流弊，有识之士纷纷要求予以改革。隋文帝统一中国，采取以才选官的措施，唐太宗又进一步予以健全。

对此，有学者赞扬道： “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当然，唐太宗提拔的这些明经与硕儒既以才选入官，多数必不凭借门第家世，这是唐太宗“任官以才”的科举思想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限制士族地主封建政治特权的意义。

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掌权的机会科举制健全之后，不仅扩大了庶族地主当官的途径，而且还有机会担任尚书、宰相之类的要职。如隋末孙伏伽出身小吏，大九成宫避暑图业中进士及第，贞观年间位列民部(即户部)侍郎、大理卿等部、卿高官。再如， “家代无名”的李义府，贫士出身，通过考试，入仕朝廷，贞观后期官至宰相。起初，李义府担心家世寒素，不能参与朝政，赋诗感叹云： “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棲”,唐太宗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喻之曰： “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像李义府那样的寒士通过科举入仕、位居宰辅者，如果说贞观朝还不算多的话，那么贞观以后则比比皆是了。据旧、新《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庶族地主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不止此数。而相应时期中的士族地主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可见，由太宗肇始、终唐之世，庶族地主入仕宰辅、位极人臣者，已占优势，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士族地主垄断仕途、独揽枢机的局面。究其原因，当与扩大科举制有关，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就是例证。

虽然，庶族地主也有通过门荫入仕、官员推荐，军官上升、皇帝召用的，但是为数不多，仅属支流；而多数官员则由科举入仕，是为主流，这说明唐太宗健全的科举制，为庶族地主参政掌权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