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以西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她心里感到非常得意小皇帝的选择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西太后认为，这不仅可以保证自己稳操“听政”大权；也可以此提高和昭示醇王在宫中的地位。虽然奕還已不在枢机之任，但也可以使恭亲王奕诉明白自己这一安排的意向，不敢再公然违忤抗言。

而醇亲王的“谦恭”已在意料之中，既然选其子为君，即或不对自己感恩无尽，谅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在整个立嗣过程中，诸臣工还算忠诚无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言听计从。剩下的只是如何塑造小载活，使之成为知恩图报、得心应手的“儿皇帝”了。

渐渐地，小载活熟知了宫中的环境。但他毕竟还是个四岁、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其实这个小皇帝，仍然很不习惯那些“奴才”的束缚，更不明白：既然成了“万岁爷”,为什么还要受那么多“规矩”的限制，甚至不能随便地哭闹。

他离开了父母，来到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既无亲情的温暖，失去了其他儿童所应享有的自由。皇额娘(东太后)和“新爸爸”(西太后在载活入宫后即让他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对其很关心，但他一见到“亲爸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到很紧张。除此，小皇帝还经常地被群臣接来送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长辈女眷拜年；往寿皇殿及大高殿祈雪、祈雨。

稍长大一点，每年春天还要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等等。所有这一切活动，诸臣都以他为中心，三跪九叩，毕恭毕敬。当时，小皇帝载活虽然还不理解这些事有何之用，但他却逐渐知道只能这样做。

从载活入宫为帝起一直到他十八岁(1889年)亲政之前，虽有太后“垂帘听政”,可小光绪帝也非常辛苦。每逢太后于养心殿召见臣工，时间或长或短，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在十几岁之前，奏对时间稍长，他即有“倦色”,甚至“欲睡”,却又必须强打精神。

两太后在其身后，有时垂帘；有时不垂帘，虽然他用不着说一句话(当然他也听不懂奏对的事都是什么),可却被要求有“帝王之风”。

前有群臣跪对，后有太后的盯视，只有规规矩矩按礼法而行，当载活懂得一些事理后，更对此感到无奈，因稍有不慎，必招致“亲爸爸”的一顿“教训”。

每次召对，西太后的目光几乎如芒在背。对于臣而言，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但对西太后而言，他只是唯命是从的“儿臣”。国家大政方针虽然表面上都是以他的名义作出决定发出诏旨，但却都冠以“钦奉懿旨”。

实际上，当初载活小皇帝既确实无能为力。然而只有这样，才最适合西太后的需要。他自登上皇帝宝座，就完全被置于西太后的掌心之中了。光绪帝能出现在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上，自一开始就是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纷争的结果，就是西太后重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工具。

按西太后的意愿，她不仅要在光绪帝年幼无知时利用并以他的名义号令群臣和掌管天下，还希望光绪帝能“德如乃父”,秉承奕還恭顺知进退的赋性，变得比自己亲生儿子还亲的、即使长大以后也是顺从己意行事的“孝子”

从个人关系而言，载活是西太后的外甥(也是侄儿),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但是，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依归。在历史上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司空见惯，从来不讲什么血缘亲情。

光绪帝四岁入宫，可以说他很小失去父母之爱，但说西太后对他“绝不以为念”到还不至于。因为载活的存在，与西太后政治命运攸关。

然而，却也很难想象西太后之“衣食饥寒”的关照会真正等于母爱。光绪帝入宫时身体确实很差，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说话结结巴巴(口吃),且胆小怕声，雨天打雷会吓得他大喊大叫。

把这样一个孩子养大并培养成一个符合西太后意愿的“皇帝”,确实不易。

西太后后来宣称对光绪帝“调护教诲，耗尽心力”,恐怕主要还是“教诲”,而不是生活上的体贴入微。入宫后，小载沿的生活主要由太监一手护理。他们对于这样一个还不大懂事的小皇帝，很难敬心诚意。

最初负责光绪帝生活起居的总管太监叫范长禄，贪财好利。他见从小皇帝身上无好处可捞，反而责任重大。因此曾多次向西太后提出不干，均未获允准。他经常对小载活很不关心，甚至有时连其吃不吃饭也不管。

不仅如此，有时太监还为一些琐事到西太后那儿告小皇帝的状，使小光绪帝经常“受责”挨骂。

光绪六年至七年(1880—1881年),西太后重病，新换的任姓总管太监，乘西太后无力过问，更是得过且过，让小光绪帝自己动手铺炕，结果手指弄出血；吃茶要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水泡；天气已热，还让小皇帝身穿狐皮大衣；有病也不及时找大医诊治，气得帝师翁同和在日记中写到：“若辈之愚而悖矣”!皇帝“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任尤劣”!“近日若辈有语言违拂处，上屡向臣等述之，虽未端的，渐不可长，记之”。

以天子之尊，尚且如此，怎谈得上母爱和关怀?

实际上，这是西太后按己之需在塑造光绪小皇帝。

西太后在塑造光绪帝的过程中，首先就是企图以驯化(而非感化)的方式，在她和小皇帝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其目的，是以便于实现对光绪帝的长期控制。

为此，当载活一进宫，她即不顾骨肉之情，强行切断了小载活与其生身父母的日常联系，致使“他(载活)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东西吃。”同时，为了使光绪帝彻底忘记醇亲王府，西太后又采取了断然措施。

载活入宫仅十八天之时，就以两宫太后名义降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所谓“老成质朴”之人，无非是能顺从(但也未必)地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行事的宫内太监、佣人。

在光绪帝初入宫的时候，西太后还嘱咐服光绪的那一班人，让光绪只知以后就有她这个“母亲”此外没有别的母亲。

西太后想通过潜移默化的办法，让光绪帝那小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他与西太后之间的所谓“母子”关系。然后再以封建伦理孝道，从思想上牵拢住光绪帝。

每天问安中西太后的威严表情和“垂帘听政”时从背后发出的不可置辩的声音，都在光绪帝的头脑中渐渐形成西太后具有的绝对权威的形象。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3月16日),拂晓时分，凉风微拂，翁同和乘肩舆入东华门，来到朝房。今天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激动，第二次出任“帝师”的重任又落到他的肩上。畏难的紧张，和荣耀的兴奋兼而有之，这个四十六岁的朝臣竭力抑制着一阵掠过全身的颤抖。

原于当年元旦(旧时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即春节或新年)一过，光绪帝六岁了，已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对这一点西太后早已记挂在心上。既然“皇帝尚在冲龄，养正之功，端宜讲求”。不失时机地对其进行有目的的系统教育，西太后深知尤为重要。

因此，西太后思来想去，在元旦前便为光绪帝选好了“师傅”。翁同和一大早赶来宫内，正式准备给载活小皇帝举行“开学典礼”。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者，为了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都注意教育。别是对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尤为重视。以往的朝代；因实行预立嫡长子为皇太子的制度，都为皇太子设有专职的老师(三师)。

清朝自雍正朝始因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不公开选立继承人，于是对所有皇子普遍实行教育。宫中设有“尚书房”(位乾清门内东庑，道光以后改称上书房)和上书房师傅教习满文、蒙文、汉文与进行骑射之处。课读时间和纪律要求严格。对此，清前期朝臣早有感慨：

同治朝，即位的载淳时年六岁，登基就是读书年龄，因此设帝师，读书地点改在弘德殿(位乾清门外)。现在轮到光绪帝读书了，如何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帝培养成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已成为西太后思虑的头等大事。“要在慎选帝师”。在西太后看来，翁同和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翁同和(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翁家“为苏常望族”。其父翁心存早年通籍，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官至大学士，曾为同治帝“师傅”。

其兄翁同书，曾任安徽巡抚；翁同爵官至陕西、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可见翁家既为“书香门第”,又是“官僚世家”。

翁同和更是博学多才，咸丰六年(1856年),以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俗称状元)步入仕途，为詹事府右中允。

其父去世后，在同治四年(1865年)底被西太后选中授命为“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汉文师傅。父子同启一帝，实属“儒生非分之荣”。

从而他“尽心竭力，以图报称”,受到两宫太后的嘉奖，不久升为署侍郎、内阁学士。在同光之交的政治风浪中，已成为参决机要的重要人物。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翁同和从惠陵工程回京，一连数日都在排比家中书房散乱的书籍。这日早晨，军机处官员给他送来一道懿旨，任命翁同和为著派署侍郎、内阁学士。

翁同和面对这突然任命，涕泣失声，可以说是喜忧交加。他思前想后；在同治帝身上，其曾花费了大量心血，渴望塑造一代英主贤君。然而事与愿违，竟受制于母后，英年早逝。今再获任命，两授帝师，实为生平难遇殊荣。虽可证明自己仍宠眷不衰，然而他对西太后实在太了解了，“性极无恒，今日爱是人，翼日则恨之如毒。存心深。而街人辄不得其当”。加之能否把这样一个非同一般身份的孩子培养成符合要求的君主，不仅难上加难，且干系实深，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他当即上折，言词谦恭，婉言拒任。

次日，宫中批复，要求他“懔遵前旨，毋许固辞”。两天后，在清宫养心殿东暖阁，西太后垂帘召见奕還、奕助、景寿、翁同和、夏同善。当翁同和再申前意，只见西太后帘内“挥涕不止”,仍要求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西太后之所以选中翁同和，“有学问”固是题内应有之义。此外，原曾为同治帝授读，尽心尽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性格宽忍，为人平和，当能与小皇帝关系和谐。

而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处理同治帝丧后和拥护光绪帝继立两件事上，对太后忠诚不二，甚为“得力”之故。

帝师人选已定，钦天监奉旨择定吉期为四月二十一日，这一日小皇帝便可正式入学。

但“开学典礼”(见师傅)还是提前举行了。当时，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小光绪帝面南坐在一张小桌后，一脸严肃之相。翁同和、夏同善等侍学诸臣叩拜后，翁同和在皇帝面前的小书案上铺好纸张，以墨濡笔，端端正正写下了“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个字。

然后他把着皇帝的小手，在红仿格纸上重写一遍。接着又领认读满语字母，解说《帝鉴图》。“上甚会意”,“若甚喜者”。

当光绪帝跟随师傅读“帝德”两字后，忽让翁同和写一遍。于是，翁书完“帝德”二字；恭亲王奕诉按其后写“如天”二字。小皇帝仔细看了一阵儿。到此，“见面”即算结束了。

翁同和俯仰身世，不觉汗之沾衣也”。此后，每次约三刻钟在养心殿识字、描仿，至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正式进毓庆宫(位紫禁城斋宫右侧)读书。

自这年起至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书房裁撤，光绪帝另有师傅数人，如孙家鼐、孙诒经、孙家襄等，但只有翁同和自始至终。

他共为光绪帝师二十二年。成了光绪的长者宗师。

“典学”头两年(光绪二、三年),光绪帝的功课只上午到书房，主要是认字、听讲书、读生书、背熟书。数量不多，但反复遍数一多，小光绪便不耐烦，有时甚至离坐逃学。

在这种情况下，翁同和使出浑身解数，有时也难免灰心丧气。

在第一年，醇亲王奕還有时到书房“管束”一通，多少起点作用，但仅能维持数日便又故态复萌。

再后，奕還为了“避嫌”,逐渐减少了来书房的次数。从而翁同和的压力更大了。

光绪四年(1878年)以后，改为全天上课。这对身体较差的光绪帝来说，压力的增加，使他更难忍受。翁同和等为鼓励他坚持读书，除了关怀体贴，还千方百计地激劝、引导。

尽管这样，光绪帝也大闹了几次。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才总算走上正轨，并开始养成了读书的兴趣。这也使光绪帝在枯燥无味的宫廷生活中，终于找到寄托。

例如逢宫中节日、庆典时，西太后偏爱看戏，而光绪帝却对这些不感兴趣，很少坐陪，常常在这时独自一人到书房读书写字。

这位“冲龄践阵”的皇帝逐渐长大了。虽然有诸多不如意造成的情绪不稳定，尽管仍时有孩子气和身体不适的“倦怠”。

朝夕相处的典学过程，使光绪帝对师傅的依赖和感情日益亲密。翁同

和也将自己的一片爱心倾注在小光绪身上。在学习上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开悟，在生活和情趣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照料。太监们如对小光绪稍有不敬，小皇帝就向师傅陈诉，要师傅作主。

光绪三年(1877年),翁同和回籍修墓，小光绪很不愿让师傅离去，读书遍数也日渐减少，且不出声。

就是：“吾思汝久矣”!然后一遍遍大声读书。对此，太监说道：“久不闻此声也”。光绪五年十一月(1879年),快到元旦了，小皇帝端端正正地用朱笔写了“福”、“寿”两个大字，送给师傅。

至光绪帝亲政前，仅翁同和给光绪帝讲过的书就不下数十种。主要内容大致为封建政治理论、帝王之学、历史、地理、经世时文和诗词典赋等。另外还学看折件、写诗作论、汉译满、骑射等。当然，光绪帝自己也开始主动读了一些书籍。

作为传统的、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翁同和履行着“至君于尧舜”的理想和责任。在他看来，为“帝师”者之所以“关系至重”,正必须将千古帝王的仁政爱民、君明臣贤的品质用以塑造小皇帝的言行举止，任何疏忽重大过失。

他因此而呕心沥血、恪尽职守，数十年如一日。在光绪帝面前，既“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其阐明政要以忧勤为先，尤能直言极谏”。同时他还“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活。

还是在光绪帝读书不久之时，一天，翁同和他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吾不爱此，吾喜‘俭’字”。翁同和喜不自胜：“此真天下之福矣”。

可以看出，光绪帝虽生于天皇贵胄的帝王之家，又贵为天子，在早年的教育中就有“爱民”思想的初步认识。

随着小皇帝身体的成长，其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走向成熟。

“帝德”到底是什么?此时的小光绪当然还不清楚。可在师傅的心里那个“圣君明主”的具体形象是清晰鲜明的。这就是言行举止、胸怀政风要像康熙皇帝那样。翁同和为帝师后，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皇帝弟子将来成长为乃祖康熙帝那样雄才大略的君王，重温大清王朝“郅治”盛世的旧梦。

所以，翁同和不仅注意以书本启沃皇帝的心灵，更注意结合实际进行“帝德”的培养。他经常随侍光绪帝进行一些祭天祀祖、朝贺拜寿、祈雨演耕等礼仪庆典，嘱咐光绪帝要有天子风范，庆典要庄重威仪，祭祀要诚敬严肃。

在这些活动中，还是孩子的小皇帝喜玩耍、好奇多动的天性一再显露。对此，师傅马上劝谏制止，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释和指导。

在这个塑造过程中，西太后的“帝德”,是要求“宜涵育德性，俾一言一动，胥出于正，以为典学之本”。而她所谓“正”,即为对自己尽“孝”。因此，西太后十分关注光绪帝的典学，经常召见翁同和等，询问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勤加指示。她特别注意从太监处了解情况，在光绪帝请安时对他时加一训责”,有时声色俱厉。

小光绪帝初入学的三四年间，有时情绪极“抑郁”、“精神殊逊”,大致都与这种训斥有关。西太后在“关怀”之余还是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的。

西太后为使光绪帝在将来长大成人后能够“孝顺她”,在典学期间，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和，要他尤其注重孝的教育。

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一切这些清规戒律加之枯燥乏味的艰涩说教，完全剥夺了光绪帝幼年时代应有的天真烂漫。他本能的一点“反抗”也是不允许的。

对此，受命对书**务“妥为照料”的，他的父亲醇亲王奕還，想方设法，也只能按西太后的意思加以“关照”。既然如此，那就对儿子不能客气，有时他“辞色俱厉”地进书房管束小皇帝；他绝不敢动以父子之情。

最后奕還认为“避嫌”是上上之策，渐渐地减少了去看小光绪的次数，后业，很长时在小光绪的书房中也见不到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