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采取的限制宗室滥封与“始定功臣实封差第”的措施，虽然是对高祖缘私滥封的革弊，但是，他并没有摈弃分封制，而是想通过改革使分封制更加完善，表明他在分封的道路上比乃父想得周密，走得更远，以致误入歧途，竟然希望实行周代封建之法与世袭刺史制度。

贞观元年七月，他向公卿询问享国久长之策?尚书左仆射萧瑀答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久长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并援引周，秦行封建，郡县进行对比说： “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结论是“封建之法，实可遵行。”显然，这是分国土、建诸侯的封建观。唐太宗对于萧璃的三代分封可享国久长的说教，正中下怀。史称“太宗然之，始议封建”。由于群臣反对恢复三代封建之法，所以从贞观初到贞观中发生了多次争议。

第一次，贞观二年的争议。唐太宗、萧瑀二人提出封建王侯的建议，首先就遭到魏徵与李百药等人的反对，他们于贞观二年上疏指陈分封的弊病。

尚书右丞魏徵从维护国家统一、减轻人民负担出发，力持不可。 “征意以唐承大乱，民人凋丧，始复生聚，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说。”魏徵的“五不可”之说，史传没有一一列举，突出提到的有两点， “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缺。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魏徵从经济、军事两方面论述了封建诸侯既劳民伤财，又不能羽翼朝廷。

礼部侍郎李百药援古引今，结合天意人事，写成长篇论文《封建论》。他以帝王受命于天，国祚长短取决于天意的陈腐史观，驳斥萧瑀封建诸侯可以享国久长的谬论，当然并无高明之处。但是他考察朝代更迭的得失成败又着重于人事的分析，具有合理的因素。还说三代之后不能推行古法，如果勉强推行，只会造成种种流弊： “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

李百药指出，若推行郡县制，就能避免上述某些缺陷，可以随时罢免不称职的牧守令长，所以分封与郡县比较，前者“不若守令之迭居也”,这是对萧瑀认为的秦行郡县而孤立速亡的谬论的有力驳斥。

中书侍郎颜师古为了弥合双方的争议，提出了折中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主张： “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了防止诸侯王的擅权，他建议藩王官属应由中央任命， “省司选用”,并限制其法外特权，不得“擅作威刑”。

由上可知，在分封诸侯的争论中形成三派：唐太宗、萧璃的封建论同魏徵、李百药的封建论是对立的，双方争论的实质涉及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分歧。颜师古则渗合周制与汉制，是争论中的派生观点，本身无足轻重。魏徵的“必致厚敛”与李百药的适足资乱，颇能打动人心，其中李百药的透彻说理与精辟分析，使唐太宗不得不“竟从其议”,暂停封建。而魏徵的据理力排更是不容忽视，金代诗人李纯甫云： “贞观力排封建议，魏徵原只是田公。”点出了他的特殊作用。

第二次，贞观五年的分封诏。贞观四年、五年，关中连续丰收，突厥之乱也已平定。面对这种有利形势，唐太宗于贞观五年十一月下诏： “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德行可称，忠节显著者，宜令作镇藩部，宣条牧民，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

这个诏令不仅重复过去的亲王、郡王就封藩国、分土临民，而且首次提出功臣拥有与藩王一样出镇外藩和子孙世袭的封建特权。除非发生谋反之类的“大故”,才能免爵除名。言外之意是一般“小过”并不影响世袭，可谓恩厚矣。为了贯彻执行，诏令还指定有关部门制定条例，划分等级上奏。这是唐太宗把分封王侯予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反映，比元年“始议封建”进了一步，从中透露出他急于想把分封制予以实行的意图。然而，此后几年不闻亲王、功臣就国临民，也不见藩封等级的条例，可能由于再次遭到群臣的反对而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