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于昨夜写下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李宗仁在信内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李宗仁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

1949年的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

在淮海战役中遭到惨败以后，分布于各地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兵败山倒，**。

阎锡山尚在太原积极备战时，便已知道孙科内阁曾要求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但被拒绝。而中共方面，则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第一批战争罪犯，他本人也名列其间。1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这一声明，在国民党阵营引起山崩海啸般的震动。

一周后，蒋介石终于宣布“引退”，提出“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他本人只作为党的“总裁”，离开了首都南京，归隐奉化溪口老家。

关于蒋介石下野后的情况，他的侍卫翁元晚年回忆道：

有次，老先生满面愁容地从黄埔路官邸大门走出来，到外面散步，侍卫人员见他走出官邸，以为他要外出，就全部一拥而上，跟随在他左右。蒋介石这时不禁勃然大怒，对侍卫大声吼道：“我又不是犯人！那么多人看着我干什么？你们统统给我滚！”吓得侍卫人员个个面如死灰，就是不晓得老先生为什么发脾气。后来，大家一谈才知道，那一阵子，老先生的心情因为战事失利实在坏到极点。

还有一回，老先生怒气冲冲地从黄埔路官邸走出来，一旁的贴身侍卫，赶忙为他递上一顶礼帽，他满面怒容地呵斥：“不是这一顶！”贴身侍卫见他怒火冲天，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老先生宣布下野的当天下午，轮到我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值下午到晚上的岗。上哨的当时，我就觉得那天官邸的气氛有些非比寻常，因为偌大个官邸，平日车马喧嚣，这天，居然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确实让我们十分纳闷。

我们下哨后偷偷走近一看，这才发现，居然堂堂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却这样落荒而逃、无影无踪，让我们颇为错愕和彷徨，难道大局已经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只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吗？

就在我们下哨之后不一会儿，在晚上8点多钟的光景，大队吹起了紧急集合号音。上面的命令十分简短，就说要我们立刻打包行李，全队要连夜赶搭火车，到某个重要地点执行任务，至于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没有任何一个长官做明确的交代。等到了火车站，我们才隐约知道，目的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乡奉化溪口，任务并不单纯。我们第1队全体官兵是在下关坐火车，先到杭州，而第3队，则是从汤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处老先生的行馆，搭乘汽车，一路直到溪口。

行动当天晚上，大家把几十口装“军火”的木箱扛上了火车时，却有几个粗心的同志，大意弄翻了一箱“军火”，夜暗中，只听见一声“哗啦啦”，整箱亮晃晃的袁大头银元，倾覆在火车站月台上……

大部队到达溪口后，上级对部队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我们这个原本驻守黄埔路总统官邸的第1队，暂时驻守溪口的雪窦寺，第2队驻守白岩庙，第3队驻东澳，第4队驻蒋家坟庄，第5队的防地则是蒋家的核心，也就是丰镐房。

这里面，除了守丰镐房的第5队，原本就一直驻留在那里之外，其余的4个队，全部都是从南京赶过去的。另外还有一个第6队，暂时留在南京，保护李宗仁等要员；所以，基本上，总统府警卫大队可以说是精锐尽出，而且是跟着蒋先生这个已经下野的总统走。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为什么一个已经卸下职务的前总统，还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调动六分之五的总统卫队兵力，跟随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押运了大笔的黄金和银元及军火武器。(1)

蒋介石在政坛多年，已练就一身能进能退的功夫，这已是他第三次“引退”了。其实他只不过是从台前退到了幕后，既指挥嫡系部队，也调集文物金银等重要物资撤向台湾。1948年底，“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图书馆”的文物资料已先运往台湾；1949年1月10日起，蒋经国到上海把黄金280万两，白银1520万元和大批外汇运到宝岛，运了4个月。

美国看到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于是一脚将蒋介石踢开，让代总统李宗仁出来和共产党谈判“划江而治”。李宗仁心里何尝不乱？他当然知道蒋介石另有算盘，所以当代总统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蒋介石在1月21日（笔者注：宣布引退之日）的日记里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

蒋介石选择这一天引退，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继马歇尔就任美国的第52个国务卿的就职日。对于蒋去李来的一幕，艾奇逊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了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2)

对此，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也有回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以毛泽东1月14日所提出的“八条件”为基础，“愿即开始谈判”。由于此事没有同孙科商量过，行政院即于29日开始从南京撤到到上海，旋于2月在广州办公。从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就变成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面：一是蒋介石引退后，在其家乡溪口设置电台，直接指挥军队，继续发号施令，俨然形成一个太上政府；二是在广州的行政院直接受命于溪口，并促立法院在广州复会，以加强其与南京对立的地位。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3)

1949年3月30日，阎锡山飞离笼罩在猛烈炮火中的太原到达南京。当日晚上，李宗仁在玄武湖边的傅厚岗官邸设宴为阎锡山洗尘。

李宗仁官邸原系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姚琮于1934年7月建造。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朱德和叶剑英两人就住在姚琮公馆。抗战期间，公馆被日寇占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姚琮回到南京，接收该公馆。次年，姚琮将该公馆租给捷克大使馆一年，期满后收回房子，随即又出租给励志社改作美军招待所之用。后因李宗仁在南京无住房，而姚琮在高楼门等处还有房产，因此，他将该公馆腾出来，1947年李宗仁及其随员入住，直至解放前夕离开。

因当下形势危急，加之二人多年前曾是“同为反蒋战场上的战友”——民国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大战，次年阎锡山又与冯玉祥结盟，欲把蒋介石赶下台而大打出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原大战——所以彼此也用不着客套。

宴毕，李宗仁邀阎锡山入小客厅长谈。

当阎锡山报告了太原防守情况后，李宗仁关心地说：“你没有必要再回去了，太原肯定守不住的。以目前情况看来，一切全赖文白(4)此去北平与中共谈判，如果能谈出个结果来，太原也就可以避免毁于炮火之中了。你先休息两天吧，我现在被孙哲生弄得焦头烂额，许多事，还得仰仗你老兄才行。”

李宗仁说老蒋是1月21日那天飞离南京的，那天下午他把国民党中常委请到家里宣布下野，并且把预拟好宣告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我代理的文告当众宣读。当时少不了自命孤臣孽子如谷正纲之流痛哭流涕，但是许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些死硬派手里。

李说他就任以后，自认为有三件要事亟须解决，一是与中共谋和；二是谋求内部团结；三是争取美援。可他很快就发现，老蒋交给他的是一个根本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而更让他恼火的是，“行政院长”孙科以南京不稳为由，自行宣布将行政院各部迁往广州办公。

李宗仁说：“我的第二个代表团2月14日专机飞到北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5)带着行政院突然从南京撤往广州，此举的目的，显然是与我故意为难。我亲自飞到广州，一番苦劝后，孙科才答应将行政院迁回南京。可孙院长深知背叛本人之举，不为立法监察两院所共谅，乃于本月8日主动请辞，我慰留无果，情急之下，只得于12日请何应钦来挑此重担。”

李宗仁直言不讳地向阎锡山抱怨说：“我自1月21日登台后所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例如释放政治犯，当以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为我最关切的事。为了释放张、杨，我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后来我听文白说张学良关在台湾，他还拿出一张两年前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公园和张学良照的一张相片给我看，我立即派程思远作为我的代表去台北与陈诚商量，命令他立即放人，结果都因为囚禁张、杨的是保密局主管，它只听命于蒋介石，不是地方当局所能过问。举此一端，便可概其余。”

阎锡山虽待在太原，靠着在南京担任要职的徐永昌、贾景德等晋籍老部下的通风报信，对中枢大事，却是了如指掌。

1948年4月里，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时，阎锡山就对出席本次大会的山西代表们面授机宜：“总统非蒋先生莫属，至于副总统必须能辅助蒋先生者为宜，何人适应应以总统的意见为依归。”山西代表温寿泉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曾致函阎锡山，劝阎锡山竞选副总统。阎锡山却复函说：“我在山西将近40年，不应在此赤海孤岛危亡至急的时候，为自己的便利而离开山西……今日是救亡选举，能辅助蒋主席者始能救亡，何人为宜蒋主席始知也。”阎锡山不愿参加竞选，其实也是帮了蒋的大忙，因为当时李宗仁和孙科为了争当副总统，已经斗得天昏地暗了，蒋介石对此也颇费踌躇，如果再加掺和进来一个阎锡山，就更加麻烦。不过，阎锡山虽未参加副总统竞选，他也不愿看到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所以，对竞选副总统的李宗仁同样表示会给予完全支持，偏偏蒋介石为排挤桂系势力而明确支持孙科当选副总统。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阎锡山无法同时讨好蒋李，但也不愿得罪任何一方，故在李宗仁与孙科决选时，采用了他毕生信奉的“中的哲学”，指示他的晋绥国大代表率领人梁化之对李孙各投一半选票。客观上是支持了蒋介石，而没有兑现自己“完全支持李宗仁”的承诺。

阎锡山此番飞抵南京，来见李宗仁之前，便已从徐永昌、贾景德、杨爱源、方闻等山西驻京人员口中了解到孙科故意与李宗仁作对的情形，知道那是李孙之间多年积下的矛盾，好在自己偏居山西，并未卷入其中，所以也不插言，静待李宗仁说下去。

原来在李宗仁主政之初，他就想一反蒋氏当初的独裁作风，好让行政院按宪法总搅政务。而不幸的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却是他竞选副总统时的对手孙科。

孙氏在竞选副总统失败后，于1948年12月中旬继翁文灏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我与孙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1948年4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份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能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6)

李宗仁毕竟算得是大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即便是对待自己当初政敌的花边绯闻，也是点到即止，不加渲染，由人遐想。

李宗仁告诉阎锡山，3月26日，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南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又加派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并定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政府和平代表名单也公布了，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代表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

李宗仁从案头的卷宗里抽出一封信函，递给阎锡山，说道：“伯川兄，我以私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托张治中带往北平。你是谋国老臣，看看似乎妥当？”

阎锡山双手接过，认真阅看。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成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商问题亦已采纳贵党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做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任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阳印

阎锡山看毕将头重重往沙发后背上一靠，悲声叹道：“东北一丢，徐蚌会战再败，傅作义再来个雪上加霜，一枪不放献上北平，你手中实在也就无牌可打了。我看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这仗停下来。只要枪炮一停，其他的都好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共军气焰正炽，你这套划江而治的计划，恐怕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

李宗仁说：“停战当然也是此次和谈的重中之重。”

阎锡山说：“我不担心文白，我担心的是溪口。老蒋要是把和谈当成缓兵之计，这事就悬了。”

李宗仁说：“所以文白行将北上之前，向我建议，他要再去溪口一趟，同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弄清楚他的底线。”

阎锡山说：“3月3号你不是请张治中已去过一趟溪口，动员老蒋出国考察，气得老蒋把茶杯都砸了吗？”

李宗仁说：“请老蒋出国考察可不是我的主意，那是因为文白常听到我的左右愤慨地发牢骚，说蒋表面上下野，事实上仍在溪口指挥一切，特别是对各地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电报更是络绎不绝，无人敢不唯他马首是瞻。而我发表的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政治犯，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我说：‘我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我这个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文白一看不对，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便我放手去做，促进和平，这对蒋个人亦属有利。这事文白和我，还有张群、吴忠信商量过，他们都表同意。就算我有不同想法，也是孤掌难鸣，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了。”

阎锡山叹道：“以退为进，这是老蒋常用的手段，他下野又不是第一次了，哪一次不是如此。”

李宗仁说：“前次张治中与吴忠信前往溪口碰了钉子，这一次则因上海、广州等地死硬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公开叫嚣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谷正纲竟敢在公开场合对我大肆攻击，上海的特务头子毛森甚至威胁张治中，说‘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都要清算，我准备用手枪对付这些党国叛逆！’邵力子也接到了恐吓电报，吓得他不敢回家。张认为溪口之行，对这帮硬分子可能起到一种镇压作用。张昨天去的，今天回南京。我已邀请五院院长及国民党留京的中央常务委员明天下午到总统府茶叙，听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并商量有关和谈问题，万请伯川兄也前去指导才是。”

阎锡山正想听听蒋介石最新的想法，一口答应下来。

31日刚从溪口回到南京的张治中，次日下午4时，来到总统府子超楼，向党政军首脑和全体立法委员报告此次溪口之行的情况。

张治中说：“代总统以和谈代表团即将北上，特派我去溪口请示本党总裁。在两天时间里我同总裁长谈了两次，他一再表示，他已下野，和谈由代总统和何院长主持，他不便参加什么意见。上海方面少数顽固分子，对我制造种种谣言，横加诬蔑，令人愤慨！”

张群笑着插话说：“今年是忍耐年，大家都需要忍辱负重。”

阎锡山、白崇禧也先后发言，强烈要求首先和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

张治中偕屈武29日飞到溪口，30日飞回南京。到溪口以后，他就感觉到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没露面。当他把与李宗仁等研究的和谈大概情形报告了蒋介石，并把上述“腹案”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张治中在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郑彦棻谈话时，从郑的态度和话语间，就可以体察出他们到溪口来的目的，无非是竭力反对与共产党和谈，鼓动蒋介石横下一条心，不惜玉石俱焚，也要与共产党死拼到底。

回南京的飞机上，屈武告诉张治中，蒋介石左右有人对他狠狠地说：“张治中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文白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张治中29日一到溪口就和蒋介石长谈，以后有吴忠信在座也谈，30日离开溪口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和蒋介石从蒋介石住的蒋母墓庐顺着山径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溪口蒋氏祖宅丰镐房。

国家搞成眼下这种状况，张治中明显感觉到蒋介石的心胸比过去宽阔了许多，似乎什么样的意见都能听进去了。他甚至向蒋介石提了一个特别建议，希望他能对革命的领导方针重新郑重考虑，从今以后，全党应当放弃和中共进行军事斗争的企图，多作政治竞赛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党的同情，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政治，所以我们可能一时执政，一时在野，绝不能再存过去那种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够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我们对国家民族应当有远大的打算，只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线。

蒋介石频频点头说他赞成张的观点，真心渴望和平，并且郑重表示愿意终老还乡，绝不再复出。

张治中听了很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是否同意在报端发表？”

蒋介石答：“你斟酌吧。”

回到南京后，我马上把在溪口时蒋的表示写成新闻稿发表，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请，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事后朋友们还对我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从未有过的热烈情形。”

到4月1日飞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委员到明故宫机场送行，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心理的趋向了。(7)

4月1日上午，“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一行6人加上代表团顾问和秘书等人驱车去明故宫机场。立法院还特别休会半天，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于右任、居正、张群、白崇禧等人也到机场欢送。

张治中在机场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欢送的人群频频向代表团挥手示意。欢送词无非是“一路平安”“和谈顺利”“一路辛劳”等等老生常谈。

不过，也有几个立法委员在私下议论：

“今天他们出发的日子可不好。”

“为什么？”

“今天4月1日是愚人节。”

“愚人节更好嘛！可以让他们去哄哄共产党嘛！”

“哈哈，有道理，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