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发展到清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许多优秀的作家继承并发扬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及长篇章回小说的优良传统，发挥自我的艺术创造才能，相继创作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和《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作品，使得中华民族又增加了几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作家，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清代优秀小说家的涌现和小说名著的产生，共同造就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最后的辉煌，为最终走向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抹上了一笔引人注目的色彩。清代小说也因此成为清代文学史上成就最大的文学体裁形式。

一、《聊斋志异》和清代文言短篇小说

中国文言短篇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魏晋时期，出现大量的记录鬼怪神异和人物轶事的笔记小说；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有意为小说”，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唐传奇。宋元时期，以“话本”为主要形式的白话小说开始发展，文言小说创作虽然一直持续不断，作品数量也不少，但成就不大。明代文言小说一度非常活跃，出现了瞿佑《剪灯新话》等作品，但就整体而言，文言短篇小说在艺术上仍没有太大的突破。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的问世，蒲松龄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创作成就，用传奇的手法来志怪，在对花妖狐魅之类故事的描述中，揭露和批判了不合理的现实生活，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幸福的渴望与向往，把文言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一共收入491篇作品，40多万字。作者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山东淄博（今淄博市）人。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照顾家庭被迫弃儒经商。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的影响，蒲松龄从小就热衷功名，希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岁时曾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轰动一时。但从此以后却屡试不中，蹭蹬科场。31岁时因家计应聘入幕，在宝应、高邮县当了一年多幕宾，后辞归返乡，设帐教书。在此后的40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但都没有结果，过着“十年不知肉味”的清苦生活。直到71岁的时候，蒲松龄才援例成为一名贡生，4年之后便辞世而去。

蒲松龄像

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是清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和激烈的时代，也是封建思想统治不断加强和巩固的时代。他的一生，代表了封建社会中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般命运。除一度游幕苏北之外，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乡邑。科举的失意，生活的贫困，以及长期与下层百姓的接触，使他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现实的龌龊黑暗、科举制度的不公正和广大人民生活的疾苦。这种生活阅历和清醒的思想意识为他的创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已经基本完成，以后又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补充，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作品中有一些为作者亲身见闻，也有一些是根据旧的故事题材改编而成，但大部分是采自民间传说和故事，经过作者的搜集、整理和精心加工成篇。蒲松龄通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运用非凡的文学手法，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满腔的情感融汇到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之中，赋予作品真实的现实内容和深厚的思想内涵，塑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聊斋志异》写得最多的是狐鬼精怪与人恋爱的故事。作者通过这类曲折奇异的爱情题材，歌颂自由纯洁的爱情生活，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本质，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理想和向往。著名的篇章如《红玉》、《婴宁》、《鸦头》、《莲香》、《姣娜》、《青凤》，等等。在这类故事中，女主人公都具有容貌美丽、心灵高贵、纯洁善良的特点，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如红玉的机智贤惠，婴宁的天真烂漫，青凤的痴情执着，等等。这些鲜明的女性形象，是作者幻想化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作者理想中的两性关系和理想化的女性，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普遍的渴望与憧憬。这样的爱情故事把读者带入一个神奇迷离的超现实世界中，女主人公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生活，自始至终不屈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舍生忘死，历尽劫难也在所不惜，毫不退让。《连城》写连城与心上人乔生俩人的爱情故事：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才得到其女连城的喜爱，彼此引以为知己，但史孝廉以乔生家贫为借口，不答应这门亲事。两个人虽私下爱慕，却无法走到一起。不久，连城因情志不遂忧郁而死。乔生闻讯，前往吊唁，当场一恸而绝。他在阴间找到了连城，在其好友顾生的帮助之下，两个人被允许还魂人间，有情人最终成了眷属。相同题材的故事在全书中还有很多。这一题材在前代小说作品中多有反映，蒲松龄继承了前人的创作成就，并且在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上加以扩大。这些作品歌颂了男女主人公为争取婚姻自由所表现出的可贵品质和反抗精神，流露出作者进步的思想意识。

《聊斋志异》所表现的另外一个重大主题，是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作者本人对科举原本是一往情深，极为热衷，一直都在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却屡遭现实的无情捉弄。多年的科举之路，带给他的不是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无尽的屈辱。痛苦和失意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病，也促使他操起笔管，用饱含感情的语言来编织一个又一个故事，通过对科举弊端的揭露和对一些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剖析，批判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作者用生动真实的事例揭露了一些考官瞒顸、徇私舞弊和嫉贤妒能的嘴脸，抨击了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现实。《叶生》、《司文郎》、《于是恶》、《贾奉雉》、《罗刹海市》、《续黄粱》等篇，就是这一类作品。

《司文郎》写一个能用鼻子嗅出文章好坏的瞎和尚，他嗅过王生的文章之后，说：“君初法大度，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可是榜发以后，余杭生高中，而瞎和尚看好的王生却名落孙山。和尚闻讯感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作品构思奇巧，寓意深刻，用辛辣的语言无情地嘲讽了科举制度的虚伪。《叶生》中的叶生，虽然“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偏偏屡试不中，郁闷而死，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他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则故事既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埋没人才，也反映了广大士子对此道的执迷不悟，竟达到生死系之的地步。在作者笔下，没有走上仕途的士子汲汲以求，而一旦侥幸过关者，不少人则成了贪图功名利禄的社会蛀虫，鲜有能为国家和民众出力的人。相反，作者对那些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屈服的读书人，则给予热情的赞扬，如《贾奉雉》中的贾生，最后抱着对科举之途的失望“遁迹丘山”，表现了一些士人幻想的破灭和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心态。这类作品，可以说是后来吴敬梓《儒林外史》全面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先声。

《聊斋志异》反映的再一个重大主题，是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如吏制的腐败、土豪劣绅的暴虐和广大平民百姓苦难的生活。作者长期生活在社会基层，耳濡目染，洞悉生活的真实，对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平之事有着深刻的感受，抱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在书中向封建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这类作品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现实意义。《促织》、《席方平》、《红玉》、《梦狼》、《石清虚》、《向杲》等篇就是此类题材。

在《促织》一篇中，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通过成名一家的悲惨遭遇，有力地揭示出平民百姓生活痛苦和贫穷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皇帝爱斗蟋蟀，各级官吏竞相媚上邀宠，借机盘剥勒索，致使“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皇帝一己之好结果成了小民百姓家破人亡的灾星。成名一家就是无数受害家庭中的一个。因为交不上应征的蟋蟀，成名受尽官府的杖责，命将不保。后来百法用尽，终于捉到一只，不料又被儿子不小心弄死，真是雪上加霜。小儿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悔惧交加，投井而死，成名一家陷入无边的恐惧和悲愤之中，“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最后，成名的儿子之魂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这只蟋蟀被献入宫中之后，得到皇帝的欢心，参与举荐的各级官吏也因此得到不同的赏赐。小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封建社会人吃人本质。封建统治者的一切吃喝玩乐都是建立在普通百姓的纳献和痛苦之上，各级官吏为了自己能够飞黄腾达，更是不遗余力，压榨百姓。《席方平》一篇则反映了封建官府暗无天日，人民有冤无处伸的黑暗现实。《梦狼》更直接地揭露封建官吏一个个都是嗜血如命、欺榨百姓的虎狼。在对统治者进行鞭挞的同时，作者也热情地歌颂那些敢于向恶势力做斗争的各阶层人物和他们的高尚品质。席方平为了伸冤，历尽官衙和阴曹地府的杖笞锯解，决不低头，直到冤屈昭雪。在这类反抗队伍之中，有不少是女性，这更增添了作品的闪光之处。

《聊斋志异》还有一些很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如《画皮》、《黑兽》、《劳山道士》，等等。《画皮》一篇最为典型，它告诉人们一定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决不可被外表和假象所迷惑，故事广为传颂，深受人们喜爱。除此之外，该书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聊斋志异》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反映的内容不仅是清初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是对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典型概括；作品所描绘的理想世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是作品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是卓越的。它根植于民间文学的土壤中，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发挥作者的创作才能，成功地创作出这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为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在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叙事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该书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或又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这是对该书艺术特征的一个全面概括。

《聊斋志异》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蒲松龄注意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倾注自己的爱憎情感，寥寥数笔，就能把描写的对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创作手法上，作者最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发挥超人的想象力，把幻域和现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现实与超现实的情节有机地叠加在一起，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来塑造典型人物。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鬼，作者多赋予她们以人的美丽容貌和性格，使她们具有追求自由、反抗强暴、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成为现实人生的理想化人物；同时，作者也适当地保留其原形的某些本性，使之具有超现实的本领，增加了艺术形象的可塑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其次，《聊斋志异》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布局巧妙，结构严密，叙事清晰，摇曳多姿。故事的叙事方式，基本上采用短篇小说最常见的顺序方法，在故事的开头，多用简洁数语交代故事的主人公，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受体制所限，情节的发展一般是单线流向，不枝不蔓，读起来让人一目了然。但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作者又尊重生活的真实，注意使用倒序和插序的方法，力求把事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描述出来，使得故事本身如同现实生活一样矛盾冲突不断，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作者巧运匠思，注意保留民间文学的特点，把超现实的情节组织安排得恰到好处，故事的戏剧色彩大大增强。许多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戏剧因素的交织发展进程中，表现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读者在欣赏富有刺激性的情节的同时，也为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所打动，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一艺术手法不仅表现在情节结构和叙事方法上，也表现在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上。作品在对富有意义的景物描写和显示人物特定性格的细节刻画上，着力用笔，铺陈渲染，并能做到突出重点，力求通过外在的景物和典型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物的身份和行为相统一，气氛协调，恰到好处。

再者，《聊斋志异》在语言运用上也非常娴熟自如。全书使用雅洁的文言写成，畅达自然，具有绮丽典雅、明朗生动的清新风格。句式多变，在铺陈叙事中兼用骈文韵语，富有音乐的动感。最为人称道的是，在人物对话中大量采用民间口语和方言，典雅中平添几分生动活泼，突破了古文平正板直的格局，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在语言使用上，《聊斋志异》堪称文言小说的范本。当然，文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般人的阅读与欣赏。

总之，《聊斋志异》以其深广的思想内容和巨大的艺术成就，为清代文言短篇小说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聊斋——蒲松龄故居

《聊斋志异》问世以后，风行一时，清代文坛上掀起了一个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其影响之巨，一直延续到清末。模拟之作迭出，乾隆年间就有沈起凤的《谐铎》、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荧窗异草》等。当时，还出现了与《聊斋志异》并立而异趣的另一部小说集，这就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曾主持纂修《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和《滦阳续录》，是作者从乾隆到嘉庆年间陆续创作完成的。作者由于坚持保守的文学创作观点，对蒲松龄用传奇之法来志怪表示不解和非难，说：“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忸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19]由于作者无视小说创作中虚构的合理性和叙事角度的多样化特点，反而单纯地模仿汉晋小说那种简单的形式，加之作者著述的目的是要“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书中大部分故事是宣扬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思想，缺乏蒲松龄的“孤愤”之情和批判精神。《阅微草堂笔记》的主要成就如鲁迅所言：“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辩，亦有灼见。”[20]另外，文笔优美，趣味横生。由于纪昀的文笔好，地位高，该书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与《聊斋志异》并称，为世所重。

这一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还有袁枚的《新齐谐》（初名《子不语》）。作者在《自序》中说：“余平生寡嗜好……文史外无以自娱，及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写作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无法与《聊斋志异》相比。

嘉庆以后，文言小说不断问世，如黍余裔的《六合内外琐言》、许元仲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斋随笔》，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模仿《聊斋志异》，有的取法《阅微草堂笔记》，或兼受两书的影响。其思想内容越来越狭窄，猎奇、游戏、说教、狭邪的东西充斥其间，文言小说整体上呈现数量庞杂、质量低劣的状况，渐渐走向末路。

二、长篇小说创作

清前期，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各种题材的作品相继问世。历史小说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说唐全传》、《梼杌闲评》等；世情小说有《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讽刺小说有《儒林外史》；传奇小说有《镜花缘》、《斩鬼传》、《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才子佳人小说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等。作品数量之多，超过前代，但艺术成就良莠不齐，差别极大。吴敬梓和曹雪芹各自用其毕生的心血创作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伟大的作品，代表了清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后面将专门加以论述。这里，简要介绍其他较有影响的作品。

（一）《说岳全传》

宋代岳飞抗金的故事，南宋以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通过各种文艺形式来歌颂他的爱国事迹，元代有杂剧《东窗事发》，明代有传奇《如是观》、杂剧《岳飞精忠》、戏曲《精忠记》，《古今小说》中有《游丰都胡母迪吟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还出现了几部相同题材的长篇历史演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岳武穆王精忠传》等。到了清代，说岳故事流传更广。康熙年间，钱采、金丰两人汇集前人和同时代同类题材故事，编写出《说岳全传》（全称《新增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一书，广为时人传颂。

作品展现了南宋时期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描写中原人民遭受外族侵略的苦难和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的事迹，着力塑造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形象。爱国主义精神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主题。在作者笔下，岳飞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杰出统帅和抗金英雄。在母亲的教诲下，少有大志，抱定“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惧”的伟大志向和献身精神，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民族斗争中，最后却遭汉奸秦桧等人的陷害，惨死在风波亭下。作品用对比的手法，突出表现了忠臣与奸贼两种势力的对立，通过岳飞的抗战和屈死，热情地歌颂了为祖国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鞭笞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作者有意识地继承和弘扬水浒精神，歌颂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无私无畏的斗争品质。书中用浓笔重墨描写几位水浒英雄和英雄的后裔，把他们放置在民族危亡、家园沦陷的背景下加以表现。这些故事情节不仅进一步表现了梁山英雄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同时也表现了这些民间英雄自觉为国献身、抵御外侮的民族气节。

作品吸收了前代英雄传奇的创作优点，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几位主人公形象。作者抱着“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创作态度，采用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但作者把岳飞与强权和外敌的矛盾斗争错误地归结为前世冤冤相报，大肆宣扬因果报应和宿命思想，严重削弱了故事本身原有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说岳全传》把几百年来广为流传的岳飞故事加工汇总，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丰富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本通俗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因为该书中有着强烈的民族倾向，乾隆年间，《说岳全传》被列为禁书，遭到统治者的查禁。

（二）《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是继明代《金瓶梅》之后又一部反映婚姻家庭生活的世情小说。原名《恶姻缘》，全书共100回。作者署名西周生，有人推测可能是蒲松龄的化名。

该书主要描写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从明代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以后。全书共分前后两大部分，前22回为前世姻缘，写武城县官绅之子晁源射死一只仙狐，又娶妓女珍哥为妾，妻妾不和，结果其嫡妻计氏上吊而死，为后世留下报应的祸根。23回以后为今世姻缘，地点转至绣江县明水镇，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珍哥托生为妾婢珍珠。在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中，矛盾百出，吵闹不断。结果，珍珠被寄姐逼死，狄希陈则备受妻妾的虐待，针刺、棒打、火烤，家无宁日。后经高僧指点迷津，狄希陈诵《金刚经》万遍，才得以解除前世冤孽。

小说通过这个两世姻缘报应的家庭故事，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特别是一夫多妻制的罪恶，以及当时社会生活中政治腐败、人伦关系失常、金钱势力对封建道德的冲击等诸多现实问题。小说描写晁源和他的小妾珍哥逼死计氏，计家告官，晁源可以用钱财买通县衙，一度逍遥法外；珍哥后来囚入死牢，他竟然贿赂典吏，在死牢中盖起福堂，大摆寿筵，大肆张狂。当晁源父子死后，族人就迫不及待地要抢其家产；素姐怕公公的妾生出儿子后会争夺家产，竟然想到要阉割公公。这些事件听起来令人惊骇，却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作品试图通过对当时许多生活现象的描绘和剖析，来批判人们的贪欲和暴虐。作者面对污浊的世道人情，痛心疾首，却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挽救的方法，最后只能求助于佛教，用因果报应来劝诫人们恪守封建礼教，调和家庭矛盾，其基本思想倾向是消极落后的。

《醒世姻缘传》围绕晁源的两世婚姻这一主线，刻画了周围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面，有着极高的社会历史价值。全书结构严谨，前后照应。通篇用山东方言写成，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在清代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镜花缘》

《镜花缘》是嘉庆年间出现的一部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李汝珍，直隶大兴（今北京大兴县）人。一生仕途不达，曾任河南县丞。他学问渊博，精研音韵，兼通杂学，著有《李氏音鉴》一书。《镜花缘》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来准备写200回，结果只完成了100回。

小说以一个传说故事开头：唐朝武则天年间，女皇武则天下令让百花寒天开放，众花神不敢忤旨，开花后遭天界谴责，谪为100个女子下凡人间。花神领袖百花仙托生为唐敖之女小山。唐敖科举落第，随妻弟林之洋出海远游，经舵工多九公导游，历观海外诸国异人奇事，最后入小蓬莱求仙不返。小山思父心切，出海寻父，在小蓬莱泣红亭内寻得一部“天书”。回国适逢女试，录取百女，实际是上天安排被贬仙女在人间相会。众仙女考中之后，聚会京城，欢极而散，小山重入蓬莱仙山。

小说中最引人的地方，是作者描绘了许多海外诸国的奇异景象。这些海外奇国并不是当时人们从地理考察中了解到的国家，而是作者根据古代《山海经》、汉晋宋元以来笔记杂著的有关记载，驰骋艺术想象创造出来的。作品着力描述和渲染这些海外国家的见闻，一方面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一方面用以讥讽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如好让不争的君子国、民风淳朴的大人国，都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而欺诈成风的两面国、刻薄成性的无肠国、好吃懒做的结胸国等，又是当时现实生活中丑陋世俗和浅薄风气的再现。作者抱着儒家的礼治思想，对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在许多地方只限于罗列和暴露，缺乏对问题的严肃剖析和探究，提出的不少见解也显得迂阔无当。这都影响到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化。

由于作者富有才学，对以往古书中记载的海外奇闻非常了解，并有意识把这类故事组织在一起，汇集为一书，让当时从未跨出国门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镜花缘》和英国的《格列佛游记》相仿佛。清代考据学盛行，加上作者又“于学无所不窥”，不免把小说当成了炫耀学问的工具，书中充满了学究气，严重影响到小说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创作上的一大失误。

三、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

吴敬梓像

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叔祖等都是科举入仕，名声显达。只是到了他的父辈，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父亲吴霖起，科名不显，拔贡生出身，做过江西赣榆县教谕。他是一个饱学之士，为人耿介正直，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学问和品行都有很大的影响。

吴敬梓从小聪颖过人，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23岁时，父亲病故，由他支撑家庭门户，但他不善治家，为人豪放，喜好结交宾朋，慷慨好施，很快就把万金家产挥霍殆尽。由于家境日渐贫困，他的举止行为又遭到乡里亲族的鄙视和指责，就离开故乡到南京定居，这一年他33岁。吴敬梓早年曾考取秀才，以后再应考没有考中。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征辟他应博学鸿词试，他称病不赴，从此绝意仕途。40岁时，为了倡捐修复南京泰伯祠，他卖掉了最后一点家产全椒老屋，日益穷困潦倒，靠卖画售文和朋友救济为生。最后贫病交加，54岁那年冬天，病逝于扬州。

《儒林外史》大约作于吴敬梓50岁以前，是他晚年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作者另有《文木山房集》12卷，今存4卷。

吴敬梓生活的年代，是清王朝思想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文化专制和八股取士制度把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在封建藩篱之中，文士们除了醉心于科名举业之外，无所追求，百不经意。整个社会在程朱理学的禁锢之下，充斥着虚伪、钻营和贪欲。吴敬梓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小接受儒家的正统思想教育，但由于家境破败和绝意仕途，从富贵公子降为一贫如洗、不名一文的书生，其间所经历的人情冷暖非常深刻，对世态炎凉的体验也超乎常人。他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无耻，社会风气的卑劣龌龊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一痛苦的人生体验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从而否定功名富贵，厌弃科举，憎恶程朱学派的道学虚伪和八股文取士，走上一条背离封建传统的人生道路，并在长期的生活接触中逐渐从下层平民劳动者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吴敬梓的生活经历和长期的思想探索为创作《儒林外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书中一些人物身上，很容易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吴敬梓一生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的总结与升华。

《儒林外史》书照

《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作品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封建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道路和精神世界，通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物和复杂的生活情节，全面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的腐朽与罪恶。全书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涉及当时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人伦关系、学术活动、风俗习惯，等等，笔锋指向整个封建社会。在对儒林群丑进行无情的描绘和剖析的同时，作品也热情地歌颂了作者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给黑暗中的人们一点点微弱的光明和希望。

作者在小说的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明确提出反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主题，接下来着重描写儒林群丑的种种表现。在作品一开始，作者首先用浓笔重墨描写60岁的老童生周进和连考20多次都不取的范进两个人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提示科举制度是如何腐蚀士人的心灵，以及读书人为何热衷科举的原因。作者通过马二先生、臧蓼斋、农家弟子匡超人、鲁编修及其女儿鲁小姐等一大批人物活动，充分说明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灵的腐蚀和毒害。书中还塑造了一些考取科名的士人形象，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乡居则为土豪劣绅，南昌太守王惠、高要县的汤知县、退仕的张静斋、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都属这类人物典型。这些官吏、乡绅的恶劣表现，证明科举制度培养出的人根本不是对社会和人民有益的人才，而是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的吸血鬼和寄生虫，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在讽刺举业中人的同时，作品还描写了在社会上招摇撞骗的各类“名士”，如娄三、娄四公子，医生赵雪斋，开头巾店的景兰江，等等。这些人要么是科场失意之徒，要么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假托无意功名富贵”，以风流名士自居，到处招摇撞骗，趋炎附势，沽名钓誉，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林文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和空虚污浊的精神世界。除此之外，作品还通过儒林中人的各种活动，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极端虚伪和学术风气的败坏。

作者在揭露、讽刺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热情地歌颂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书中具有叛逆性格的杜少卿，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他的许多表现都是作者自身经历的真实反映。作品还描写几位抱有儒家正统思想的人物，如真儒虞育德、贤士庄绍光和迟衡山，他们鄙视一味热衷功名富贵、丢弃人格尊严的儒林败类，对颓废的世风痛心疾首，企图用祭太伯祠、倡导儒家真义来挽救世道人心，这一迂阔的行为表现出作者用心之良苦，却经不起现实的冲击。作者醒悟之后，转而把目光投向置身功名富贵圈外的市井平民，如不甘做盐商小妾的绣花女子沈琼枝、卖火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等人。在这些自食其力、普普通通的下层人物身上，作者发现了生活的乐趣和人性的自由与可贵，用无限倾慕的笔调加以颂扬。两相比较，突出地反衬出当时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儒林阶层的卑污，作品的思想意义得以很好地体现。《儒林外史》以其巨大的思想价值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

《儒林外史》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成功地运用讽刺手法来表现人物和事件。作者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怀着强烈、鲜明的爱憎情感，把一些常见的、看似平凡却又发人深省的情节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运用洗练、准确、生动的语言，极为传神地勾画出对象的可憎、可笑、可怜、可叹之处，让人在笑声和眼泪中领悟到事件的底蕴，通过对对象的假、丑、恶的揭露，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肯定和赞美。作者能够把握讽刺艺术的两个基本原则，即真实和夸张，区分不同的对象和性质，在艺术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合情的夸张，对笔下的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讽刺批评，如对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同情和可怜，因而讽刺之中带有善意；对严氏兄弟、胡屠夫之流，作者极为憎厌，因而讽刺之中包含着嘲弄和鄙薄。《儒林外史》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最高水平。

作品在生活场景的描绘和细节刻画上，也表现出作者驾驭生活的能力和高超的艺术才能。《儒林外史》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存境况，它不同于以往的英雄传奇和历史题材小说夹杂着过多的超现实的东西，故事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着无法消除的距离。在《儒林外史》中，所有的情节都来源于生活的真实，许多人物都有原型。作者抱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客观真实地把观察到的事物描绘下来，小说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生动、丰富多彩。在细节刻画尤其是人物心理描写上，作品有许多令人称道的地方。书中写王玉辉劝女儿殉节一节，作者紧紧抓着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写得生动感人：为了青史留名，劝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让人觉得他是何等的麻目和无情。但到了大家送女儿入烈女祠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又让人感觉到骨肉之情的难舍。后来在苏州看到船上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年轻妇女，他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作者就是通过几处非常微小的、不易为人察觉的生活细节，把他极度矛盾的心理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揭示出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王玉辉愚昧、虚荣而又不失怜子之心的性格特点，读来让人欲哭无泪。如此细致入微的刻画人物的方法，作品中还有多处。

《儒林外史》的结构，鲁迅先生概括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事与其来俱来，事与其去俱去”[21]。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显然接受了《水浒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出于作品艺术表达的需要。作者主要表现的是某些特定人物的特定的人生片段，而不是这个人的全部人生；要表现的是一群人而不是孤立的几个人。这种结构形式对作者来说是适宜的，也比较容易驾驭。

《儒林外史》运用语言的水平很高。全书语言纯熟、生动、洗练，富有形象性和表现力。往往能够用三言两语把所要表现的对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儒林外史》问世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评论说：“慎勿谈《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也。”[22]这正是作品丰富的现实包容性和巨大的批判力量的表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它开创了长篇讽刺小说的先河，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四、曹雪芹和《红楼梦》

曹雪芹像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号。他的祖先原来是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旗籍。从他曾祖父曹玺开始，三代世袭做了65年江宁织造。祖父曹寅除任织造外，后期还兼任两淮盐政，有两个女儿被选作皇妃。康熙皇帝6次南巡，4次都把曹寅任内的江宁织造署作为行宫。曹寅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任江宁织造。雍正五年（1727年），曹家被罢官抄家，一年后举家北迁入京定居，家道从此衰败。

曹雪芹生于1715年左右，一生亲历了曹家由盛到衰的过程。13岁之前，他在南京过了一段“锦衣纨绔”的豪奢日子。定居北京以后，生活一落千丈，晚年住在北京西郊，依靠卖诗画、亲友接济维持生计，“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落魄潦倒。他唯一的爱子也在这个时候夭折。曹雪芹悲伤成疾，于1763年含恨离开人世，结束了他悲苦凄凉的人生。

《红楼梦》写作的具体过程已不可考，大概作于曹雪芹的晚年。小说第一回中写：“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由此可知作家创作之认真和艰苦，所谓“字字看来全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但遗憾的是，曹雪芹生前没能完成他的创作计划。作品只留存了前80回，其余部分都已散佚。

曹雪芹的未完稿原名《石头记》。最初，这部作品只是在朋友中传阅，后来又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第一次用活字版排印出版。出版时，书名由《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全书内容也由80回增至120回。一般认为，后40回是由高鹗续补。高鹗，字兰墅，汉军镶黄旗人，乾隆进士，为官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他是一位《红楼梦》爱好者，曾给自己取别号“红楼外史”。他根据原书提供的线索，把小说组织成一个结构完整、故事首尾齐全的文学名著，对这部书的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的内容，主要是描写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个人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小说以这一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反映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的兴衰史，揭露和批判了行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罪恶，客观上揭示出封建社会终将覆亡的历史命运。同时，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封建叛逆者，大胆地肯定了他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生活的可贵精神，深刻地剖析了导致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作品触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上至宫廷贵族，下至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在全书中都有精彩的描述，艺术地勾画出封建社会末世的众生相，有着无比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是一部无比形象、生动、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封建社会史。

贾宝玉是书中爱情婚姻悲剧的男主人公，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也是作者倾注最大的心血来讴歌和赞美的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他生在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他一降生起，家庭就为他安排好了一条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的人生道路。但贾宝玉却没有按照家庭的意志老老实实地走下去，而是自觉自愿地逐渐走上一条完全背离这个贵族之家和上流社会所期望和认可的叛逆之途。当时社会和家庭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也随着贾宝玉的不断成长，一步步地展开和发展，交织进行，相互冲突，最后终于酿成家破人散、骨肉飘零的悲剧。

在贾宝玉身上，有一个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对世俗男子的轻蔑与憎恶、对周围美丽纯洁少女的喜爱与同情。贾宝玉生活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小天地里——大观园中，环绕在他周围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阶层，一方面是以贾母为首的贵族家庭成员和亲朋故旧，一方面是服侍这个家庭的众多奴婢丫环。以贾母为首的家长们，是封建制度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而那些贵族小姐、特别是被奴役的丫环们，则是要求个性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社会叛逆力量的代表。贾宝玉对世间的男子和天真女子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这种极其怪诞的思想是对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观念的反驳，是源于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觉悟。贾宝玉有一颗敏感、早熟的心灵，他所接触到的家族男性成员和社会上许多男子，多是不学无术、利欲熏心、口是心非的无能之辈，自私、虚伪、奸诈、无聊、平庸，缺乏生命力和蓬勃向上的精神，表现出太多的人性缺陷和弱点；而进入他的视野和他朝夕相伴的女孩子，全是一些涉世不深的天真烂漫的少女，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很小，对未来的生活和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美丽纯真，天性善良，代表着人性真、善、美的一面。所以，贾宝玉“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这种独特的思想意识表现出贾宝玉善良的心灵和进步的人性观念。

与此相连的是他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和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贾宝玉对封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切东西都非常反感，他厌弃功名，讨厌科举考试和封建道德说教，不甘心与贵族家庭的成员同流合污，一心追求自由自在、不违心性的生活。他恨自己生在侯门公府之家，抱怨“‘富贵’二字，真真是把人荼毒了”，“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男人交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贾政要他刻苦攻读，结交官场人物，把重振家声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贾宝玉却偏偏不听这些，认为科举仕宦不过是“须眉浊物”、“国贼禄蠹”之流用来沽名钓誉的手段。有人劝他讲一些“仕途经济”的话，便觉得逆耳，斥为“混账话”。对贵族之家的奢华富贵生活，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正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知己之爱，对封建社会的大胆叛逆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贾宝玉的行为，一开始就遭到家族的坚决反对和无情的压制，随着他思想认识的升华、叛逆行为的日渐强烈，及对外界环境永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终酿成他爱情与人生的双重悲剧。

从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中不难发现，这个人物形象有着全新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无论是他对封建社会的勇敢叛逆，还是对自由生活理想的热烈追求，都具有划时代的新意。他对自己家庭的彻底决裂和对现实的反抗，清楚地证明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和对人性的极度压制。这一崭新的艺术典型形象，是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是封建社会末期新旧两种势力斗争的产物。

林黛玉是书中另一个贵族叛逆者，也是爱情悲剧的女主人公。她出生于“清贵之家”，聪慧过人，自幼就有一种“孤傲自许，目无下尘”的性格。后来父母双亡，寄居贾府。孤苦伶仃的人生遭遇和寄人篱下的生活，造成了多愁善感的心理，种种因素造就了她强烈的叛逆精神。她时刻感受着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压抑和摧残，敏锐地觉察到生活中缺乏爱意和温情。高洁的天性和不甘居人后的心理，决定了她不愿接受现实生活的安排，屈从于外在的压力，而是始终以自己率真和锋芒毕露的言行，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大胆地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幸福。她的这种叛逆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多表现为言语尖刻、行为孤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被人误解，使她时常陷入无边的痛苦中。在贾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生活中，只有自幼和她耳鬓厮磨、朝夕相伴的贾宝玉才是她唯一的知己，也是她经过无数次的试探和考验，希望把此生托付与之的意中人。但她体弱多病的身体、孤苦伶仃的身世、招人忌恨的性格，特别是大胆的叛逆精神，决定了她不会被贾府所接受。无论她与贾宝玉两个人是如何地相爱，最终也无法与以贾母为首的整个封建家族相抗衡，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于林黛玉来说，爱情和她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悲的是，封建势力不但剥夺了她选择爱的权利，拆散了她与贾宝玉两人的姻缘，还扼杀了她年轻美丽的生命。林黛玉的死，再一次证明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悲惨。

在这个爱情婚姻悲剧中，薛宝钗也是一个令人感叹思考的女性形象。她是封建贵族家庭培养出的一个标准的淑女，聪明、美丽、活泼，安分守己，谦恭有礼，对封建礼教笃信不疑，处处事事都遵照着传统的观念来行事，从不越雷池半步。同时，她对自己的婚姻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盼望自己将来能过上“夫荣妻贵、相夫教子”的圆满生活。她对自己出身的家庭和生活的上流社会抱着忠顺的态度，也希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换取一个理想、幸福的婚姻家庭。她很有心计，善于处理周围的人际关系，知道如何去赢得别人的好感和帮助。在生活中，她是一个最有人缘、最讨人喜爱的贵族小姐。所以，贾府最终选中了她和贾宝玉结成金玉良缘。这桩婚姻的背后，有着贾、王、薛三个贵族大家庭的共同利益所在，有着强有力的后盾支持。这也是宝黛爱情失败的深层原因。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婚姻并没有给薛宝钗带来她所梦想的幸福，她与贾宝玉思想上的隔阂永远无法克服，宝玉出家之后，薛宝钗落得一个独守空闺的结局，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从这一人物形象上，人们不难看出，封建社会不仅残酷地压制和扼杀与之对立的叛逆力量，而且也剥夺了忠顺于它的自己人的生活幸福，造成整个社会的失衡，其腐朽没落可见一斑。

《红楼梦》在展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爱情婚姻悲剧的同时，还通过对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生活的描写，全面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腐朽和罪恶。小说不厌其烦地描绘出贵族之家的豪奢荒**的生活。贾府平日用的、吃的、穿的，无不穷奢极欲。吃一种茄子，要配上几十种佐料，办一桌酒席要花费上百两银子，这只是平时的开销。一旦有事，如贾母做寿／秦氏出殡、贵妃省亲，更是靡费，“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而一墙之隔，外面却是“水旱不收，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节，作者有意识地对比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也说明贾府这样豪华的生活，主要靠封建地租的剥削和放高利贷，是广大农民的血汗喂养着这一帮吸血虫。小说还通过贾珍收租的场面，暴露出这个贵族大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日渐走向衰败的现实。伴随着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是贵族之家精神上的极度空虚和无聊。在这个所谓“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缨之族”，每天都有钩心斗角、荒**无耻的事件发生。胡须苍然、儿孙满堂、道貌岸然的贾赦，偏要逼母亲的丫环做妾；贾珍、贾琏、贾蓉之流，不仅在平时聚赌嫖娼，不务正业，即使热孝在身，一面“稽颡泣血”，一面还“狂嫖滥赌”；“酷爱读书”的贾政，也是一位昏庸迂阔、不通世务的庸人。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欺诈和倾轧，“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在封建家庭成员中，王熙凤是一个典型代表。“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等情节，无不显示出她的阴险、毒辣、贪婪的性格。作者通过她的所作所为，更加彻底地暴露了封建贵族之家的腐朽和罪恶，以及封建礼教的虚伪。这样一个腐朽没落的贵族家庭，在当时有着鲜明的典型意义。

曹雪芹在小说中集中塑造了“金陵十二钗”等一系列女性形象。除此之外，小说还艺术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对各种社会现象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剖析，以无比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展示了封建势力和叛逆者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曹雪芹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他对自己出身的家庭却抱着无限的同情，对家族的没落也怀着深深的惋惜，加之世界观的局限，作品中充满了感伤、虚无、宿命的思想。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顶峰。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23]它的成功，不仅在于思想内容的无比深刻和丰富，也在于它形成了最能表现其内容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全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四百多人，其中上至皇亲国戚、贵族官僚，下及村姑老妪、道姑相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面目迥异，性格分明，构成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物世界。作者善于选取生活素材，精心提炼，通过不同的情节和角度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他们最主要的性格特点。作品内容虽然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的描绘，但经过作者的提炼，一般都富有典型性和倾向性。同时，作者善于把对象放置在生活冲突的漩涡中，用人物自身对待外在冲突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来揭示其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其性格，注意运用心理描写来勾勒人物最本质、最深层的思想意识。另外，作品中外在环境的烘托渲染和细节刻画对人物塑造也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运用得也非常成功。

曹雪芹把我国章回小说的形式发展到空前成熟的高度。《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极其宏伟和复杂，作者成功地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书中有许多人物和事件常常是在同时活动和发展，但作者并没有把复杂的社会内容简单地处理为生活片段的连缀和单线演进，而是力求依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来安排故事情节，最大限度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全部的复杂性和多重意义。作品最主要的情节是宝、黛爱情故事，但作者决不把视野局限在这一主题之上，而是在他们恋爱故事的周围穿插、布置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编织成一个广阔的社会画面，通过这一重大主题，全景式地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面貌。

《红楼梦》的语言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具有丰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它继承我国文学语言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不管是古典语汇的熔铸，还是民间口语的加工，都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水平。人物语言得体贴切，叙述语言凝练雅洁。在整体上表现为多姿多彩，自然流利，形象生动，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诗一样的美感，形成新鲜活泼、准确精炼、简洁华美的风格特点，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红楼梦》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是多方面的，前代的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绘画、建筑，等等，都给曹雪芹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显示出作者杰出的艺术造诣。《红楼梦》正是在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天才般的创造，为世人奉献出一部划时代的不朽巨著，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最高峰。

《红楼梦》一经问世，立刻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风行海内外。人们不仅竞相传阅诵读，而且把它搬上戏曲舞台。同时，社会上陆续出现大量的续书，如《后红楼梦》、《红楼补》、《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等，但这些续作都没有继承曹雪芹的优秀创作精神，而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再版，艺术价值不高。对《红楼梦》的研究也备受世人重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这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也再一次证明了《红楼梦》内容的博大精深和艺术成就的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