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一心为民族为国家探索前途的知识分子，历史的潮流把瞿秋白推上了成立后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并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排挤，甚至迫害。

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反思太过沉重，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这两万多字的自白中，以致不少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读完这个《多余的话》，一个知识分子不屈而无奈的灵魂，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敲击着我们的心灵。通过《多余的话》，瞿秋白对自己的一生，从出身、教养、思想及革命经历，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尤其是对自己负面的思想感情作了坦诚的曝光和深刻的检讨，对自己的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都一一作了自我批判。这种深刻的真实的内心独白，是人性和理性的反思，从中让我们真正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的坦**胸怀。

读完《多余的话》，或者还有下面这个疑问：刑场上的瞿秋白如此地视死如归，《多余的话》中的瞿秋白如此地厌倦政治，两者之间，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呢？

这正是瞿秋白的伟大之处：虽然痛苦，虽然忧郁，虽然厌倦，虽然自己知道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虽然遭到政治迫害，虽然信仰有所怀疑，但是他有常人所没有的骨气的，宁可失去生命，绝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宁可失去生命，绝不出卖自己的组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狱中的言行，特别是从《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的钢铁般意志，遂将他处死，以绝后患。

七、风起于青之末

英勇就义的瞿秋白绝不会想到，他坦**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勇敢地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并且存有政治缺陷的《多余的话》，会给他身后的名誉带来多么大的损害，给他亲爱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瞿秋白就义后，当年，《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抗战初期，有人曾问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多余的话》原稿。或许是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和《多余的话》中的瞿秋白反差太大，方面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没有买。但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多余的话》为伪造的结论心存疑问。

瞿秋白如此英勇就义，中国当然把他当做烈士对待。

1936年，瞿秋白殉难1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一本中文书，书名《殉国烈士瞿秋白》。编者在引言中说：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的最好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这本书集录了陈云、李立三、杜宁（即杨之华），以及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辑录了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一段文字，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印度支那（越南）追悼瞿秋白的文章。

1945年，中国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1950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12月31日，在为《瞿秋白文集》写的序言中说道：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殉难20周年忌辰，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瞿秋白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然而，风起于青之末。

1962年，香港出版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来回忆：当时，李克农找到他，说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那个民主人士表示要卖，问买不买。陆定一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定一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丁玲后来也回忆道：她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的，可是她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她对瞿秋白太熟悉，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这种文字的风格。后来调查瞿秋白冤案的时候，著名瞿秋白研究专家陈铁健咨询羁押过瞿秋白的宋希濂，问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国民党方面动过没有。宋希濂回答：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是他不会投降的。宋希濂还说：“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多余的话》呢？陆定一指出：“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陆定一还回忆道：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据戚本禹回忆：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也不行，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和李秀成一样，也是“晚节不忠”。这篇文章虽然影射彭德怀，但更容易让人想起瞿秋白。

1964年，香港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陆定一回忆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向、周总理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看了以后，就对我讲，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周扬，回忆当年批李秀成时说，先是见到他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接着他见到时，非常生气地批评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周扬当时听了很难受。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周扬问看《多余的话》没有，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自此，因《多余的话》，瞿秋白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了。

“文革”开始，公开批瞿。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在常州的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父瞿世玮葬于济南南郊，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

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这样，瞿秋白的“叛徒”身份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八、重评《多余的话》，还瞿秋白清白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鸣不平。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虽然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对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路线斗争”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报刊上对陈文进行“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这些“文章”仍坚持“文革”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铁健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陈铁健到福建某地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讲瞿秋白，陈一讲完，会上便对陈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但就在被“围攻”两天之后，研讨会仍在进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转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瞿秋白案复查工作，这时会议的“论调”突然一变。7月1日，陈铁健赶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见到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孙克悠向陈铁健详细介绍了情况。

原来，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的亲人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特别是瞿的胞妹、此时已79岁的瞿轶群，直接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在陈云指示下，1979年春中纪委成立了“第八组”，组长孙克悠，复查瞿秋白案。

1979年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随后，“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其中包括访问陆定一、周扬，提审戚本禹等。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虽然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2月29日的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尽管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事实上已经“平反”。

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秋白的一生。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发言。孙克悠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记得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第二天，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秋白的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这个报告的发出，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的平反。

1982年9月，在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至此，瞿秋白冤案得到彻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