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财富决定外在财富
我专注于精神财富。
——约翰·邓普顿(JohnTempleton)
2000年7月,我因故避居于哈佛大学。一天,我接到《投资者商务日报》(Investor’sBusinessDaily,IBD)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布赖恩·米切尔(BrianMitchell)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想写一篇关于“白璧德与中国”的报道供他们的报纸发表,要我谈谈如何看待白璧德对中国的影响。白璧德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对中国的投资者而言,相对陌生。但是,对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在哈佛大学终身任教,是那个时代美国正统保守主义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言人。
白璧德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渊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而且两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的论战。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Dewey)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学衡派信奉白璧德,如同胡适的新文化派之膜拜杜威。受白璧德的影响,他的一些中国弟子在中国结成了著名的学衡派。他们主办的《学衡》杂志把白璧德的思想传入中国。梅光迪、吴宓、林语堂、梁实秋都曾受教于白璧德门下,并深受其影响。据《吴宓日记》记载,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游学的陈寅恪,曾由吴宓引见,与白璧德有过交流。而陈寅恪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这使得白璧德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
比较起来,白璧德是信仰宗教的学者,杜威是信仰科学的学者。白璧德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视问题,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白璧德认可看不见的超验的法则,杜威认可看得见的科学实验。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最终取胜。用这篇报道的作者的话说,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当然,也为埋葬资本市场和投资铺平了道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20世纪的中国,杜威战胜了白璧德,马克思战胜了杜威。
采访结束,我放下电话,心里却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我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当然很喜欢白璧德的思想。可是,白璧德似乎是与投资者相距最远的人。《投资者商务日报》是证券投资家威廉·奥尼尔[亦称欧奈尔,WilliamO’Neil,《证券投资二十四堂课》(24EssentialLessonsforInvestmentSuccess)、《笑傲股市》(HowtoMakeMoneyinStocks)的作者,CANSLIM投资战略的发明者]创办的一份专为投资者服务的特色专业媒体。为什么《投资者商务日报》要关心这个话题?不仅如此,还要关心白璧德对中国的影响?我带着这些问题,等待答案自己到来。
我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我开车从不听任何广播,而是边开车边听英语有声书。这样,开车也是阅读的继续,而且不消费视力。在我听完了美裔英籍投资大师邓普顿爵士的《内在财富的法则:精神与物质富足的》(TheLawsofInnerWealth:PrinciplesforSpiritualandMaterialAbundance)之后,上述问题的答案就自己浮现出来了。
作为在投资界声名卓著的过来人,邓普顿认为,一个人靠投资取得的财富,是由这个人的内在财富决定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内在财富,就算靠运气获得意外之财,也难以守住。想要积累外在的财富,必须先积累内在的财富。要致力于获得外在的财富,必须先获得内在的财富。获得内在的财富是有章法(laws)可循的。获得内在财富的方法,就是获得外在财富的方法。真正的投资者就像一个拾金者,他拾捡的是他内在的财富。他的内在财富越多,他拾到的外在财富就越多。
邓普顿爵士的这个理路完全是保守主义理解世界与事物的理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物理法则一样,世界,包括人类和人类事物,是受一些恒久不变的法则支配的。人类不仅受外在的物理法则支配,而且受内在的精神法则支配。这些法则不是君王、投资者等凡人制定的,而是先天自在的,独立于所有人的意志的。人所能做的,不是自行制定或重写这些法则,而是去努力发现并遵循这些法则。白璧德所致力于的是揭示内在生活的真理,邓普顿所致力于的是揭示内在财富的法则。他们都很重视精神的力量,认为精神的法则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邓普顿爵士还使用了一个特别的概念:精神红利(spiritualdividends)。精神红利来自一个人的精神财富。对投资者而言,精神红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在的红利,是对灵魂的回报(dividendsinthesoul),这种红利表现为你热爱你所从事的获得内在财富的工作;还表现为,你因为具有内在的财富而获得心灵上的安宁(peaceofmind)。精神红利的外在表现是奖励与你的内在精神财富相匹配的外在的物质财富。在邓普顿看来,所谓投资,就是发现并遵从内在财富的法则,积累你的内在财富,适当的时候,打开你的精神财富的水龙头,你的物质财富将汩汩流出、源源不断,并成就你的卓越和你的生命!因为你的内在财富决定了你的外在财富。
不怨天,不尤人
投资者应该远离抱怨!
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宪问》
在这个世界上听到最多的抱怨之一,是关于钱的抱怨。消极的抱怨,抱怨自己的钱少;积极的抱怨,轻则抱怨投资经商环境不好,重则抱怨钱都被坏人赚去了。最近,“占领华尔街”是一个世界性话题。这些“占领者”是否有一个最高的目标、系统的主张、统一的组织、完整的纲领,大家并不清楚。所知道的是,他们中有很多都在发出与钱有关的抱怨,有的想要得到工作,有的人想要更多的福利,有的看不惯工作在华尔街的人那么富有,有的人则干脆以“工资最大化”(maximumwage)为诉求。一些观察家把这些占领华尔街的人形容为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占领巴士底狱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他们中有失业者和长期无业者,许多属于边缘、底层人群。看上去,这些“占领者”是到华尔街上来发牢骚、表哀怨的。
这些抗议者可能的确有很多的哀怨,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颇为失意。他们的一些口号听上去振振有词。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占领者举的牌子写着:“我要工作!”这是华尔街“占领者”们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诉求。但是,这样的口号是很难经得住推敲的。失业固然值得同情。可是,他们能向谁要份工作呢?向政府要工作?美国没有央企、州企。向华尔街要工作?华尔街上的投资家们如果失业了,向谁要工作?这些投资者能高呼“我们要做投资者”、“我们要做银行家”吗?事实上,如果有任何金融危机,华尔街都首先是重灾区。
这些占领华尔街的“无套裤汉”让我想到了发生在邓普顿爵士身上的一件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深陷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的泥潭,无数家庭破产。1931年,当时在耶鲁大学读大二的邓普顿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极坏的消息:家里连一美元都拿不出来为他付学费了。这个消息对邓普顿来说不啻于厄运临头。但是,后来邓普顿却发现,这不仅不是灾难,反而是上帝给他的恩赐。按照无套裤汉的思维,邓普顿完全有理由去华尔街抗议,举块牌子,上面写道:“我要学费!”如果他因此辍学,他完全有理由去
抱怨那场经济危机,怪罪造成这场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邓普顿拒绝抱怨。他勤奋学习以获得奖学金,同时还兼打几份工。他不仅顺利读完大学,还因学业优异获得了著名的“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从牛津学成回来后,他选择了去华尔街工作,而不是去那里抗议。作为投资者,邓普顿正是孔子所赞赏的那种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这个品格正是邓普顿所崇尚的那种内在财富。邓普顿的特长绝不仅仅是给企业估值,那样的话,他充其量只是一位杰出的投资分析师。如果他是一个抱怨者,他就不可能成为青史留名的投资大师。邓普顿说,健康的态度是投资者巨大的内在财富。而拒绝抱怨则是健康的人生态度的重要特征。
社会上还生活着一群与邓普顿爵士截然不同的人。他们是“专业的”抱怨者。投资者中也不乏这类人的身影。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爱抱怨,并享受抱怨的乐趣。他们抱怨经济环境,抱怨自己的老板,甚至自己的家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甚至抱怨上天不公。他们的才干在于总能找到抱怨的对象。这些人为自己的不成功辩解、找辙、推诿、抱怨、嫉妒。他们抱怨一切,但是从不抱怨自己,把责任完全推卸到别人身上。更有极端的意识形态,以造就抱怨者为使命,为此,他们专门动员穷人开诉苦会,把他们变成自觉的抱怨者。
抱怨的事,人人都干过:有些是偶发性抱怨,有些是策略性抱怨,有些是习惯性抱怨。在习惯性抱怨的人群中,不少人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抱怨者们特别擅长“怪罪”。不成功的投资者,认为自己是诸多外在因素的受害者,他们怪罪经济大势不好,怪罪证券市场制度残缺,归罪政策恶意圈钱,归罪股评家有意误导,归罪上市公司财务作弊。有人可能会说,抱怨者也有其有道理的地方。我非常同意。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投资环境中可抱怨的事的确太多。但我所要说的,不是失意者所抱怨的事实,而是他们的心态。无套裤汉可以抱怨,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投资者们却不能,即便抱怨是他们的权利,但这也是不该行使的权利。
诉苦者的特点是只关注自己生活中的消极面,认为自己是所有不幸的承担者。抱怨者最需要别人的注意与安慰。如果得不到安慰,他也常常想象别人的苦楚来抚慰自己脆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或别人的消极面,生活中积极的一面、事业中进取的机会怎么能够呈现?当积极和向上的一面总是被埋没遮蔽的时候,抱怨者的心里将总是充满苦楚,并转化为对自己和别人的哀怨。其实,抱怨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因为他们用这些锁链牢牢地锁住了自己心灵的大门,堵死了成就自我的路径。
成功者的一个重要的内在财富是能够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心灵。对想要成功的人而言,只有自己成为生命航船的舵手,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的航船。如果一味怨天尤人,这说明,在内心里,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命路线、事业航船的掌控,已经认定自己是一位输
家。如果一位投资者把自己的投资失败完全归咎于外在的环境,哪怕理由极其充足,他也已经是一个失败的投资者,而且不准备把注意力放在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上。抱怨的态度是错误的态度,不论对从事什么事业的人来说,都不能带来正确的结果。
抱怨是输家的招牌。投资失败的隐秘原因是哀怨的心态。所以,想要成功,就必须找回自己的力量,摆脱哀怨的心态与情绪。邓普顿说过,你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你必须相信是你在掌握自己的人生,是你造成你现今的生活状态。要成为成功的投资者,拒绝哀怨是必须的。投资者应该远离习惯性抱怨。在我所知道的保守价值的投资大师中,没有一个是悲观主义者,无论多么艰难,他们从不抱怨,更无哀怨,绝不像投机大师杰西·利弗莫尔(JesseLivermore,1877~1940),自暴自弃、自我了结。价值投资者们通常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积极、乐观、谨慎、淡定,甚至把所有的坏事都当做好事。证券市场上的某些节点,对别人而言是最可抱怨的噩梦,对价值投资者而言,却是最受欢迎的良机。
如果你积极从容地面对生活,生活也会积极从容地面对你!如果你积极从容地面对投资,投资也会积极从容地面对你!如果你用哀怨的眼光看待世界,世界上就充满了哀怨!如果你用进取的眼光看待世界,世界上就充满了进取!
贪婪与恐惧之间
贪婪在投资中的地位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
——投资箴言
在这个世界上有个普遍而又奇特的现象,很少有人指责对权力的贪婪,而有很多人指责对财富的贪婪。就后果而言,对权力的贪婪要比对财富的贪婪严重得多。甚至,那些对权力极其贪婪的人也去指责别人对财富的贪婪。他们甚至发誓要消灭贪婪,并不惜为此消灭资本与财富。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下所谓的贪婪之风时,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道:首先,请你告诉我哪个社会没有“贪婪”?你认为苏俄社会没有贪婪?中国社会没有贪婪?什么叫贪婪?世界发展是因为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文明社会的伟大成就不是来自政府机构。爱因斯坦研究出他的理论,不是官员指导的结果。亨利·福特开创汽车工业的革命,也不是拜官员所赐。如果你想要知道,哪里的民众水深火热,绝对是那些丧失了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历史绝对清楚地表明,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条别的道路。
弗里德曼说的对,资本主义是与贪婪有关。没有贪婪,经济就不能繁荣,因为贪婪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要想有经济增长,就必须有投资,需要各种投资。弗里德曼还提醒我们,个人贪婪一点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怕就怕政府贪婪,怕政府为了追求GDP不惜让民众付出一切代价。所以,如果贪婪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让政府贪婪,还不如让民众贪婪。
贪婪是消除不了的,只能创造性地限制它、利用它。正是不可遏制的成功冲动与自我实现的,对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追求,使本来生于穷困的人步入了富裕。它来自人的求生本能,是驱动人们追求卓越的动力,对贪婪的满足带来成就,来自外部世界的、制度的不确定性。
追溯到贪婪的根源,普遍的共识是,贪婪起源于人性,人类为了生存,贪婪是难免的。贪婪的对象不仅是金钱或财富,还有对知识、对、对金钱、对生命的贪婪。最显眼的贪婪是对财富的贪婪。在贪婪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在有无贪婪上,而是在贪婪到什么程度上。贪婪的种子深深地扎在每个人的心里。贪婪驱使着人们去追逐,去占有。在很大程度上,贪婪是不可避免的。贪婪常被定义为一种攫取远超过自身需求的金钱、物质财富或满足的。何谓自身的需求?珠宝是必需的吗?需要珠宝的人是贪婪的吗?
具体到投资上,人们的投资行为主要受两种心理力量的驱动,一种是恐惧,另一种就是贪婪。贪婪与恐惧有很大的不同。恐惧,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现象,而贪婪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现象。在心理的意义上,贪婪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表现为自己想获得的更多,越多越好,不涉及如何对待别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贪婪,常常涉及贪婪者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贪婪与恐惧这两种心态是永远存在的。当你发现市场上遍地是金子的时候,你难免要贪婪;当你发现市场遍地哀鸿的时候,你难免会恐惧。差别只是投资者们对何为“遍地是金子”与何为“遍地是哀鸿”看法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才导致在同一个市场行情下,投资者们采取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行动。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贪婪,相对简单,在道德上也相对中性,比如说,贪婪地进食用自己的钱买来的美味,用自己的钱在熊市时贪婪地大把买进超跌的股票。这样的贪婪都与别人无关,且不受道德上的指责。作为道德意义上的贪婪则不然,它关系到是否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损人利己,用不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获取与占有的。
我曾经读到这样一个案例:有位人士致力于研究彩票中奖的秘密,并为了中奖不断购买彩票。有一次,他真的中奖了,奖金有数百万之多。他欣喜若狂,为到手的奖金高兴,而且更得意自己通过研究号码找到了彩票中奖的秘诀。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彩票。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拿从亲戚朋友中募集到的数千万资金来买彩票。即便在因买彩票导致资金断流之后,他仍坚信自己一定能中大奖。他还真中过几次蝇头小奖,但是无法改变血本无归的结局。最后,他也因非法集资给他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被判刑。这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贪婪而损害他人利益的典型例子。基于贪婪所具有的道德上的意涵,贪婪比恐惧更需要投资者去面对,去思考。别让恐惧与贪婪当你的家。怎样才能避免让贪婪当了自己的家?办法是你去当贪婪的家,让贪婪为你工作,听你使唤,而不是你为贪婪工作,听它使唤。
现实中,有不少人常常把心理上的贪婪与道德上的贪婪混淆起来,并且一起加以排斥。我曾看到国外有这样的投资建议:为了避免贪婪,手中的股票有了百分之二三十的涨幅后就应该卖出。如果这是一个道德标准,像彼得·林奇(PeterLynch)那样追逐十倍股,岂不是贪婪之极吗?如果投资的是房产怎么办?买到的房产,若有了两三成的涨幅就应该卖出吗?为什么在两三成的涨幅之内卖出就是不贪婪的、道德的,超过了这个幅度就是不道德的?这个幅度是如何确定的?国内市场上也流行“见好就收”的说法。巴菲特把一百美元变成几百亿美元,应该在道德上如何定性呢?长期持有算不算是贪婪?拉抽屉般地频频操作就道德吗?可见,贪婪通常是对人及其行为的感性的判断,而不是准确的事实描述。法律上会有盗窃罪,但是不会有贪婪罪。因为难以用事实或数字来指认贪婪。
贪婪的问题,在价值投资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价值投资,不论造就了多大当量的财富,都与贪婪无关,而是与投资者的天职和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来自我实现有关,与如何用财富帮助社会、回馈社会有关。价值投资的哲学有一个特别的功效,就是有助于防止价值投资者被市场情绪左右,不会变得过分贪婪,或过分恐惧。价值投资者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成就上而不是金钱上。价值投资者通常以事业的成就,而不单纯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比他们的财富贡献要大。从他们的理论中受益的人远比从他们的财富中收益的人要多得多!他们留下来的财富终将被花完,他们的建树与成就将被铭记。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对财富的贪婪,不如说是对成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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