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政治文化生态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

周玉清 王少安

作者简介

周玉清， 男，汉族，1946年7月生，湖南隆回人，197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

王少安，男，中共党员，教授，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共党校。历任焦作工学院教务处科长、副处长、院办主任、院长助理。长期致力于工程测量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或参加完成省部级或大型企业科研课题 20 余项。

核心观点

◆ 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 重构政治文化生态，需要把重构文化环境和重塑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明确警示全党：“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和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明确了构建优良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也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政治生态及其文化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说：“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一论述不仅强调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还包含了对“政治生态”概念的界定，即，从政环境就是政治生态；或者说，政治生态就是从政环境。习近平同志从从政者与从政环境、政治生态关系的视角来界定政治生态概念，为学界研究政治生态理论提供了基本的逻辑依据；表明要深刻揭示政治生态的内涵，关键是要准确把握从政者与政治生态的关系。

政治生态是从政者的从政环境，这一命题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政治生态作为从政环境，是特指从政者的职业环境、职业生态。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为官从政”是“一种社会职业”。作为职业人，从政者不是一般意义的“涉政者”，也不是不图回报的“志愿者”，而是以“为官从政”为职业，以从政为谋生养家的手段；同时，从政者又是掌握和运用国家“公权力”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人。因此，政治生态对于从政者的“利益性”而言具有双重意义：它即是从政者为公众谋取利益的环境条件，又是从政者谋取个人利益的环境条件。第二，从政者与政治生态是相互作用的。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总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政治生态作为从政环境，其意义在于规范、引导、制约、影响从政者的职业行为，尤其是政治生态中的各种制度和纪律规范，对于从政者而言是必须遵从的强制性生态因素，是从政者“权力的笼子”。另一方面，从政者在制度、纪律、规矩等生态因素面前从来都不是被动的，而是可以这样那样创造性地理解和执行政治生态规范的能动性主体。第三，从人和人际关系的视角看，从政者本身

既是政治生态的受动者，又是政治生态的建构者。在从政者的职业活动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不断形成并变换着各种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这种在从政者群体内形成的从政者之间的交往形式、人际关系，对于从政者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构成党风政风的现实内容，实质上是以党风政风的形态存在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从政者职业实践、职业交往的直接产物和表现，总是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体现着从政者的个体意志。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生态具有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导性。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态贯彻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并根据党的理论和纲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针和措施，营造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营造先进、优良的党内生态，以政党政治生态引导政府政治生态；作为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是从政者群体的主体部分，在干部队伍中发挥着领导和主导作用，在营造政治生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内在联系。

当前政治生态中不良文化的主要表现

政治生态有好坏之分。优良的政治生态必然有优秀的政治文化生态做支撑，恶劣的政治生态也一定有相应的“病态”文化在作祟。政治文化生态是由职业精神、用权理念、价值追求、法治意识、行为原则、交往习惯、道德风尚、精神面貌等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从政者的职业文化环境。政治文化生态不是政治生态中独立的要素，而是渗透于政治生态各要素之中的文化精神，规定着政治生态各要素的共同本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八项规定出台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总体上看，从政者群体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党性观念显著增强，行为作风明显改进，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对当前的政治生态不可估计过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告诫：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 “四风”问题“树倒根存”, “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这个“根”或“深层次问题”就是隐藏在显性事物背后的文化精神方面的问题。当前一些从政领域的不良文化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上尊下卑的为官从政观念根深蒂固。“君为臣纲”、上尊下卑，是旧中国为官从政的根本原则、政治生态的灵魂。等级森严的旧中国的官僚们必须对“上尊下卑”心领神会，“端正”官架子，“摆对”官位子，尊上而卑下，不然就不称职。这样的从政精神和政治生态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历史的产物。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粉碎了旧的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从政者也从“上尊下卑”的观念枷锁中解放出来，“上尊下卑”观念和“尊上卑下”的政治生态，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过时的、没落不堪的东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旧政治文化生态中的上尊下卑观念在当今依然大有市场，是当前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大敌。

第二，讲义气、拉山头、划圈子的“江湖”观念暗流涌动。旧社会的政治生态存在浓厚的政治化的“江湖习气”，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结党营

私是旧官僚集团的常态。新中国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克服了江湖习气，但“江湖文化”仍有顽强的表现。有的从政者精于研究和实行潜规则。他们交朋友讲义气论功利，尤其善于迎合上级领导的喜好；做事习惯于不走正道走邪道，喜欢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有的从政者热衷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他们深谙“圈子文化”的精髓，有成熟的帮派思维、山头意识，善于把人脉、找关系、寻靠山、选站队、进圈子。这些“江湖”观念是当前执行党的纪律、遵守政治规矩面临的巨大阻力。

第三，情趣低下、贪图享乐观念树倒根存。近些年政治生态中情趣低下、贪图享乐的文化观念主要表现为吃喝文化、玩乐文化和情色文化。这三种享乐文化都具有公款消费、追求高档、公务化公开化、普遍化常态化的特点。情趣低下、贪图享乐观念的长期存在，滋生好逸恶劳思想，助长铺张奢华、挥霍无度的风气，销蚀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精神，也是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不作为问题的一个文化根源。

重构政治文化生态的基本要求

上述不良政治文化生态已积弊多年，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经常性，其顽固性和反复性绝不可低估。这些不良文化对于从政者而言，既是客观现实的从政环境，又与他们的主观世界息息相通。因此，重构政治文化生态，需要把重构文化环境和重塑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

重构外部文化环境，需要充分认识不良文化生态的严重危害。其一，不良文化生态严重误导从政者群体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习惯，把一些党员干部的注意力、时间、精力和能力大量吸引到错误思维和行为上来，从而严重干扰正常工作。其二，不良文化生态是侵蚀党员干部健康思想的腐蚀剂，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质量。其三，不良文化生态是领导干部腐败和违法犯罪的文化温床。其四，不良文化生态对整个社会具有严重而恶劣的“溢出效应”，从而严重损毁干部队伍形象，削弱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度、影响力、号召力，甚至动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重构外部文化环境，重点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大力加强规矩文化、法纪文化建设，造就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纪环境；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对从政者不守规矩的行为严格监督、坚决惩治。二是形成党风政风建设的常态化，在政治风气文化建设方面，逐步深入，持之以恒，造成少有反复、不发生逆转的态势。三是坚持正确的从政道德舆论导向，通过旗帜鲜明的舆论引导形成对不良道德的舆论压力。

重塑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是重构政治文化生态的关键。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于“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这一论述进一步揭示重构政治文化生态的实质和规律。从文化精神、文化生态“属人”的主观性特征看，重构政治文化生态实质是改造和重塑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要把党员干部队伍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当性立起来，把重塑主观精神世界的工作切实抓好，切实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官德不修”的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