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革命失败，别人脱党他入党

陈伯达于1904年10月出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家庭，其高祖父陈金城是道光进士、刑部主事，林则徐被诬陷撤职，陈金城和陈庆镛（道光进士、监察御史）曾上书弹劾直隶总督琦善。可以说，陈伯达出身于旧式的书香世家，只不过到其祖父辈，随着旧式科举的结束，家道中落了。或许是家学渊源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陈伯达颇具才学。陈伯达15岁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17岁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18岁的陈伯达一边任教，一边学英文，还忙里偷闲耍耍笔头，当年就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兵？痞？》一文，不久还发表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说《寒天》。小小年纪，初露“秀才”之相。

1924年，20岁的陈伯达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学习期间，受在该校执教的著名人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影响，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5年春，21岁的陈伯达回到厦门，担任国民党独立第4师师长张贞的秘书，并兼任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陈伯达一上任，就在《洪水》杂志上发表了《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并为此深得“爱其文才”的张贞的赏识。陈伯达也很快经人介绍，在厦门参加了国民党。在厦门和福州，陈伯达虽然为张贞工作，但与在福州活动的著名人王荷波过从甚密，并受王荷波之邀，担任了王荷波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的顾问，因此被福建国民党右派列入“赤色分子”黑名单。1927年4月初，国民党右派“分共”时，在上海的蒋介石签发了福建分共清党要屠杀的“共党”黑名单，陈伯达虽然不是员，但也赫然列在黑名单中。仍任独立第4师师长并兼福州卫戍司令的张贞，接到将陈伯达“就地处置”的指示后，竟以私谊为重，送给陈伯达1000元大洋做路费，派心腹秘密护送陈伯达逃离福州至厦门。随后，陈伯达经过化装，从厦门赶往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人倒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乘船进入上海。这时的上海，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报纸上叛徒自首、组织被破坏、员被处死的消息随处可见，人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此时的陈伯达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尤其自己险些命丧蒋介石之手，极为痛恨，决心加入中国，于是向上海的秘密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非常时期要求入党，本身就表明陈伯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所以，经陈伯达的老相识张觉觉和陈少微两名员做入党介绍人，陈伯达在上海加入中国，并免了陈伯达的一年预备期，直接为中国正式党员。

陈伯达加入中国之后，很难在上海立足，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人，撤向武汉。到了武汉，任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开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不久，他被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底，26岁的陈伯达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不但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王明，还见到了校长米夫。此时，与陈伯达同岁的王明，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取代李立三，掌握了的实际领导权。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两个月，随即被王明派往天津，到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出版《北方红旗》，继续做宣传工作。不料陈伯达抵达天津不久，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其他一些领导一起被捕。

闻知陈伯达在天津被捕，已经转向、担任国民党第49师师长兼福建“剿匪司令部”司令的张贞，出于私谊，再次出面营救陈伯达。在张贞的活动下，1932年陈伯达被保释出狱，随即被党组织派到张家口在吉鸿昌部队工作。在吉鸿昌部，陈伯达边工作边研究中国哲学，并撰写了《论谭嗣同》，在吉鸿昌资助下出版。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陈伯达奉命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起领导北平学生总罢课。1936年春，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天津担任中央北方局书记。随即，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的地位。

1937年7月，北平沦陷。8月，陈伯达带着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二、和陈伯达：“哲学”的亲密接触

陈伯达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任教，接着在康生当校长的中央党校任教。1938年5月，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马列学院成立，陈伯达的老朋友张闻天任校长，陈伯达又被张闻天调到马列学院任教，负责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和哲学。总起来看，陈伯达自入党之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做党的宣传工作或理论工作，为他日后成为“理论家”打下了基础。

有一次开会，张闻天当众向介绍道：“这是刚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虽然这时的陈伯达在延安已经小有名气，但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太多，仅仅是个教员的陈伯达并未引起的注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令对陈伯达刮目相看。

那是一次讨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座谈会。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双方各有道理，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众所周知，是对问题进行两重性分析的高手，陈伯达对孙中山思想的两重性分析，很对的胃口。坐在一边静听众人辩论的轻声问旁边的人：“现在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旁边的人在纸上写了“陈伯达”三个字。陈伯达讲完，当即站了起来，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之后，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当晚，即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邀请，小小教员的陈伯达怎能怠慢？陈伯达闻讯，急忙赶去。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宴请一位美国记者。见陈伯达到来，对陈伯达说：今天宴请美国客人，顺便也请你。

、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4人，边吃边谈。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的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后，开始和陈伯达谈起中国古代哲学，越聊越投机。通过谈话，认为陈伯达对中国古代哲学颇有研究，建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

提议，陈伯达当然照办。但令陈伯达意外的是，几乎他的每一次哲学讲座，都去听。去，许多人当然也跟着去。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声名鹊起。

陈伯达讲授哲学，重视哲学，大家跟着去听哲学，在延安高级领导干部中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哲学热”。于是，1938年秋，“新哲学会”在延安应运而生，俨然“哲学家”的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上。

在一年多的教学和讲座中，勤奋的陈伯达笔耕不辍，连续写出了《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三篇大作。

1939年1月，陈伯达将《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请求给予指正。

很仔细地读完《墨子的哲学思想》，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仅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二月一日夜

通常写信很短、且事务繁多的，“写在另纸”的“几点个别意见”，居然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纸，可见对陈伯达此文的喜爱和重视。

陈伯达受到鼓励，又向呈送上《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

读后，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陈伯达。信中，详细写了7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当天陈伯达接到信，立即按照的意见修改，21日改好后再呈。第二日，即2月22日，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在这封信中，又补充了3点意见。

延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环境相对稳定，是理论著述非常丰富的时期，著名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是这一时期哲学思维的代表作品。坦率地说，一般性的文章是不入的法眼的。如此看重陈伯达的文稿，二人如此“哲学”的亲密接触，一方面说明陈伯达确有其过人才气，另一方面也说明两人兴趣相近、意气相投。

饶有趣味的是，将给陈伯达探讨哲学问题的信先致张闻天，请张闻天转陈伯达，一是或许有当时毛、陈二人政治地位相差悬殊的缘故，二是似乎也有让张闻天知晓陈伯达“理论水平”很高，为将陈伯达调任自己的政治秘书做铺垫之意。

三、调任身边，31年政治秘书生涯里地位不断攀升

果然，就在、陈伯达往返探讨哲学问题的书信之后不久，身为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找到陈伯达，告诉他，提名，要调他到办公室工作。陈伯达以欣喜的心情，立刻答应下来。

陈伯达调到办公室后，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秘书长是的老朋友李六如。中央军委主席为，因此陈伯达也就是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也是秘书。自此至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政治生涯结束，陈伯达给共做了31年秘书。其间陈伯达飞黄腾达，“文革”中一度跃居第四，起点也是的政治秘书这个岗位。

为新调来的陈伯达拟定了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这种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陈伯达所长。因此，在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后来回忆说：是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了现实生活。

1941年7月，1938年成立的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为张闻天，陈伯达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同年，为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被任命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时解散。在此之后，陈伯达的职务虽然不断变动，但的政治秘书一职始终牢牢地稳稳地不动。正是在秘书这个岗位上，由于的信任，陈伯达逐渐进入高级领导层。

1945年，在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居第47位。这时，陈伯达已经在中央担任宣传部实质性的工作了。

1948年7月24日，中央作出《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决定在西柏坡李家沟村创办直属中央的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在马列学院中，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只是个教育长，艾思奇是个普通哲学教员，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是个普通语文教员，而陈伯达居然在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下做副院长，可见其政治地位已经很高，“理论家”地位已经确定。也正因为如此，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在继续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的同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郭沫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郭沫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陆定一）。与此同时，陈伯达还是任主任的“中央选集出版委员会”中一个重要成员，从事《选集》的编辑工作。

此时的陈伯达已经在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和宣传领域中承担很实质的重要责任。

1955年1月，中央决定重建延安时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简称“政研室”），陈伯达担任主任。这个政研室主要由哲学、经济、历史、党建四个组组成，任务很明确，实际上是直接为服务的一个秀才班子。作为主任的陈伯达，他的办公室和的办公室并列排在一起。

1956年，中央正式明确任命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俗称“五大秘书”。当时，中央主席是，所以中央主席秘书实际上就是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为生活秘书。身为政研室主任的陈伯达是首席秘书。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七大的第47位跃居第21位。

1958年，中央创刊了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从现有资料看，这个杂志的创办与陈伯达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谈到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时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