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司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君臣比较守法。仅“守法”两个字，在《贞观政要》里就反复出现过。如唐太宗对戴胄说： “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正是由于君臣上下严格守法，才有唐初封建社会的“治世”。据记载，当时社会状况是：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自然是溢美之词。在封建制度下，哪里有牢狱常空、夜晚不关门的道理?但是，贞观一代，执法严格，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帝王引咎自责，自觉守法。具有雄豪气质与果断作风的唐太宗，难免有时“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断决偶与律信纸相建并不奇怪，通常情况，君主不愿承认，更不用说引咎自责了。

唐太宗乃一代英主，认为此非“小事”,强调自觉守法。他对广州都督党仁弘案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党仁弘在任勾结豪强，受贿金宝，以没官的少数民族僚族作为奴婢，又擅自赋敛，被人告发， “法当死”。唐太宗怜其年老，又念其元功，从宽发落， “贷为庶人”。这自然触犯司法尊严，自知“弄法以负天”,不愿轻开这种先例，于是采取了“请罪于天”的办法，经房玄龄等大臣再三劝阻，指出唐太宗“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

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了罪己手诏，说自己有三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乱法，未能善赏恶诛，以引咎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这在封建帝王中极为少见。

唐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自觉守法。有一次，魏徵面奏说： “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老调子，臣下唱过多次，庸主一听就厌，唐太宗与众不同，闻过则改。

贞观十一年，他以近日法司断狱失之公允，询问大理卿刘德威是何原因。刘德威解释说： “此在人主，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改变此风的办法是“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唐太宗悦而从之， “由是断狱平允。”同年，魏徵也直言进谏： “今之刑赏，未必尽然。

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遇事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喜怒用刑，不独人主，人臣亦然。魏徵针砭的是整个司法界的时弊，但要唐太宗承担主要责任，带头守法，不失有识之见；唐太宗“深嘉而纳用”,不失豁达大度。

臣下奉公守法，吏治清平。如果说，魏徵督促君主带头守法是可嘉的话，那么，唐太宗训诫臣下遵守法纪，严格执法也是可取的。君臣互励，相得益彰，树立了贞观一代上下守法的良好风气。

唐太宗鉴于隋末官吏违法过滥的历史教训，要求臣下严格守法。贞观元年，唐太宗发布诏令，指出律令已颁， “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旨。”谆谆告诫臣下以后如有违犯，严加纠弹。尔后，唐太宗又启示大臣说：“朕见隋炀帝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唯虑有反叛者。朕意不然，但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唐太宗表白自己与隋炀帝猜忌大臣不同，而是信任臣下。只是担心臣下是否奉公守法，以致出现冤案。当然，他强调百官奉公守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长守富贵”,正如他所说的： “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披露了他强调守法的真实动机。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初循良辈出，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人知耻格”是遵法守法的思想前提， “俗尚贞修”则是官风淳朴的事实反映。

惩办贪官，不徇私情。吏治要清平，还必须惩办贪官，执法严格。贞观三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后来受到了“追还解任”,即退赔撤职的处分。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唐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

这里，唐太宗有点徇情枉法的味道，以“贫”而“贪”,不过是为其开脱罪责的遁词罢了。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 “以故旧私情”而枉法是不对的。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恃恩私足”,这怎能不叫“善者”惧怕呢?唐太宗听了， “欣然纳之”,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为四海做主， “不可偏于一府恩泽”,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 “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

唐太宗总算压抑了自己的“私意”,而那个贪官只得“默然流涕而去。”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执法而徇私情，法律就会失去自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魏徵说得好：如果“徇私情” “背公道”, “将求至理，不可得也。”显然，唐初吏治廉平，是跟执法不徇私情分不开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告诫，不要干出既损百姓又损自己的徇私贪污坏事。为了严肃法纪，对重大的贪污犯均处死刑，并在行刑时，诏令各地来京朝见的官员观刑，以惩后任。用如此“重法”严惩贪浊犯赃者，其结果则是“官吏多自清谨”。

严以执法，不畏权贵。唐初涌现了一批“弹治不避权贵”的司法官，其中高季辅、薛仁方就是佼佼者。例如，贞观七年，唐太宗的儿子蜀王恪有个妃子，妃子的父亲名叫杨誉。此人在京城里，依仗**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薛仁方当时任刑部下属官吏“都官郎中”,按司法权限，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案件。

某天，他依法把杨誉拘留审问。谁知杨誉的儿子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就在殿廷上诉苦：五品以上的大官如果不是犯反叛罪，就不得拘留。甚至反咬一口，说“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要打仁方一百记屁股，并给以撤职处分。魏徵获悉后，挺身而出，进行辩护，说： “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同时，愤怒地谴责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陡防”。

魏徵晓以利弊得失，唐太宗深感“响者不思”,承认自己考虑欠周，取消了撤职的原议。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要真正做到“为国家守法”,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点不畏权贵的勇气。

贞观十一年颁行的《唐律》,根据唐太宗的“按举不法，震肃杖豪”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 “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间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显例。由于严以执法，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