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城区东南部，闹市中隐着一条长半公里的胡同，整条胡同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北衔内务部街，南接东、西罗圈胡同，它就是北京胡同文化里标志性的存在：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是北京城里尚存不多的既保留了明清时期就有的名称，也最大限度地保留着曾经一片盎然古意的胡同。漫步其中，许多老宅还在，灰灰的，旧旧的，都是时间侵蚀过的痕迹：灰色砖墙几经粉刷总还是掉皮掉得斑斑驳驳；旧四合院门口的成对石狮还残存着镇宅时的英武；大红门上隐约可见当年的祥云漆饰；铺地砖石几经修补勉勉强强处在一个水平线上；砌成台阶的长条石头碎了一半，仿佛见证了这个寂寞的旧宅子曾经的门庭热闹……

史家胡同的名气，可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老北京的四合院保存得好，更重要的是，它之于北京，就像左岸之于巴黎，许多名人都与这里有着不解的渊源：章士钊、章士钊养女章含之、章含之女儿洪晃，祖孙三代都曾以史家胡同51号为家；32号院曾经的主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城主、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更重要的是，史家胡同24号院——现在已辟为“史家胡同博物馆”——早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中有一间书房，有“小姐的大书房”之称，日常往来的，都是其时文化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印度重量级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曾在这间书房里挥毫作画；诗人徐志摩曾与书房的主人交好；胡适是书房的座中常客；在这里举行的画家沙龙中，齐白石、陈衡恪、陈半丁、王梦白等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家都是客人。“小姐的大书房”名震京城，甚至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还要早上十年。

书房的主人、史家胡同24号院后花园的主人，便是民国才女凌叔华。

寻常巷陌，人道叔华曾住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叔华是她的笔名。

1900年，凌叔华出生在一个妻妾成群的官宦人家，同时也是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书香门第。

父亲凌福彭，原名凌福添，字仲桓，号润台，祖籍广东番禺。凌福彭于光绪十九年中举，光绪二十一年举进士，与康有为同榜，入翰林苑庶吉士（按：正式授官之前的短暂过渡衔位），后任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光绪二十六年知天津府，以后辗转历任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凌福彭是清朝旧臣里鲜有的，在清朝灭亡后不以遗老身份自怨自艾，而是审时度势、屈伸自如，坦然接受变化并在新政府里出任职位的官员。北洋政府成立后，凌福彭先后出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

凌福彭虽是取士制度濒于废除前几年科考出身，但文章瀚墨的功夫却没有丝毫含糊。他饱读诗书，一手好文章经天纬地、酣畅淋漓，读来直令人拍案叫好。他同时又工于词律，与友人小聚时，常常有诗词酬唱的风雅之举，小有赋闲时吟哦两首也完全不在话下。在诗书文章之外，凌福彭最大的喜好是画，因为交游甚广的关系，常常与当时的国画大师探讨绘画技法。

父亲在生活中，是不折不扣的封建旧人，一房一房地纳妾，母亲是第四房；一个一个地得子，凌叔华已是排行第十，因而被叫作“小十”。妻妾子女们的日常，无论单从人数上论，还是从钩心斗角的架势上论，都撑得起一部“宫斗”剧的阵容。

凌叔华在《古韵》里写：“自打爸当上直隶布政使，我家就搬进一所大宅院，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套院……我只记得独自溜出院子的小孩儿经常迷路。”文字里的大宅院，便是坐落于史家胡同的24号院。整座府邸包含了99间房，既有日常起居的地方，又有赋闲游赏的所在。亭榭楼台、雕梁画栋好不气派。多房太太，十几个少爷小姐，数不清的下人，不禁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不寻常的书画开蒙

凌叔华的母亲，原生的家庭不是名门。自从4岁被生父带出去走丢，颇有些传奇的际遇，简直就像是新派小说里的情节：她被辗转卖给了广州四大家族之一却无奈没有子嗣的潘家。虽然不是亲生，孀居的潘少奶奶待她却比亲生女儿更好。她十多岁便出落得亭亭玉立，不少高官富贾家的公子前来求亲，潘少奶奶却只尊重养女的意愿。凌福彭去潘家做客，对这个姑娘甚是心仪，情窦初开的姑娘呢，见眼前这位公子诗文、品貌皆好，也就芳心暗许了。凌福彭告别了潘家之后，很快就下了聘礼；潘家养女默许了这门亲事。可是，嫁过来之后，这个心高气傲的女人发现，凌福彭已经有了好几房太太，这个男人娶她之前许以她的两相厮守的美好未来，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反正都已经嫁过来了，那就好好过吧。“相夫”自有好多房太太，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但还可以“教子”嘛，可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传统的观念里，没有为丈夫生下个男孩，就相当于没有帮他完成延续香火的任务，而对于她呢，最终连“教子”这点盼头也都打消了。

许是际遇所致，许是骨子里天生带着的，凌叔华的母亲虽是旧式女子，也是有度量与眼界的。在偌大的、喧闹的宅子里，凌叔华的母亲慢慢地失去了对丈夫的期许，也放弃了对自己的期待，变成了一个淡泊自甘的女人。凌叔华是四个女儿中的第三个，她的长相也并不像民国其他才女，如林徽因、陆小曼那样自小就是玲珑剔透，让人一眼看去就喜欢得不得了的那种类型。

这一对母女，一度深深地隐没在凌福彭的众多妻妾子女中，并没有多少存在感。

父亲真正对这个女儿青眼有加，缘于凌叔华幼时的一次涂鸦。

凌府有一座后花园，凌叔华常常跑到园子里玩。因为对绘画懵懵懂懂的喜欢，对色彩与线条强烈的敏感，凌叔华特别爱涂涂画画，甚至在园子里的白墙上拿黑炭涂画上一些，什么花啊、草啊、山啊、树啊、人啊……不一而足。

一日，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工于山水画的大师王竹林。他路过后花园看到凌叔华在墙上的涂鸦，眼睛里突然放出光彩来。那时候凌叔华才6岁，但从她的“儿童戏作”里，已经能看出非凡的天分。

他问小丫头：“有老师教你吗？你几岁啦？排行第几呀？”

凌叔华一一作答之后，他带着她去找她的父亲。

起先，她默默地站在父亲的书房外，听得里面在说些什么。她忐忑不安，怕父亲责骂自己涂花了白墙，但旋即她的心又安了下来，因为她听到父亲在里面大笑起来。

然后她被叫了进去，父亲只是笑眯眯地说：“是你呀。”

大宅院里平凡小丫头的命运轨迹，从那时候起便彻底改写了。

当天，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让“小十”对王竹林行了拜师礼。王竹林正式成为凌叔华在绘画上的启蒙老师。他对这个徒儿喜欢得不得了，在父亲身边，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她绘画上很有天分……她以后会画得比你我都好……有朝一日必成大器。”

王竹林几乎将毕生对于绘画的体悟倾囊相授。后来，他要离开北平，生怕爱徒荒了专业，离开之前为她引荐了第二位绘画老师：当时著名的画家、慈禧太后极为宠爱的宫廷画师缪素筠。再后来，凌叔华还拜了郝漱玉为师，她的扇画尤其出名。凌叔华先后受教的这几位画家，均是有极高造诣的，经了他们的指点，凌叔华对构图、色彩、线条的驾驭能力已经融会贯通了。

民国的女人大都擅画，不过，她们的画，大都是出于爱好，或多为了风雅而自行习得的，即便拜过老师，也未成系统。像凌叔华这样，从启蒙阶段，就是奔着画家去的少之又少。因而，她的画，与仅凭一己爱好或一时头脑发热学来的画，功力与品格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自古书画一家，且诗书与绘画往往可以相生相长。古今中外，举凡在绘画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人，均有着极深厚的文学底子。没有文化底蕴的人，即便有一些画画的天赋，也会有着较低的成长天花板。凌父在帮女儿请了绘画老师的同时，也帮她请了教习诗文的老师。来头更加不小：一代文化大师辜鸿铭。辜老是清末民初博学的怪才，学贯中西：他精通九门外语，包括比较偏门的希腊语与早已式微的拉丁语，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论语》《中庸》《大学》等译作英文。经了辜老**，凌叔华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和英语底子，同时又拥有了开阔的眼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凌叔华是幸运的，她的幸运源自于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官宦家庭，而且作为大家长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守旧人物，日常往来相与的，也不像别的官场中人一样，都是唯官品与势力是举（比如萧红的父亲），他的朋友都是要么有思想要么有才华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别人给的建议，只要有道理，他都会采纳。

凌叔华在她的书里写，父亲即便是在公堂上断案，也总是带着与平日里一样的温和文雅的笑，说话也是娓娓道来的，带着善意，“我希望你这次要从实招来”。罪犯往往就招了。正是有了如此通情达理的父亲的着力栽培，凌叔华小小年纪，便已经有了成为一个“名媛+才女”的所有条件。

小姐的大书房

6岁时候的涂鸦让凌叔华得到了父亲非同一般的用心栽培，也让她自此开始了“意外的受宠”：爸爸对“小十”比对其他的女儿都好。家里有重要人物来拜访时，原来能有资格与父亲一起陪客人吃饭的孩子只有凌福彭的长子——“小十”的大哥，后来，父亲也总是叫上她一起陪客人吃饭。当然，父亲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向来客“夸耀”自己的“画家”女儿。遇有父亲去拜访画家或者名画收藏家，也定会着人来叫上她。

家里的几房妈妈们，几家欢喜几家愁。愁的是自己生下的女儿怎么没有“小十”的才能，好得到老爷的垂怜，然后母以子贵，在父亲的众多女人里，多分得一点宠爱；欢喜的自然是“小十”的生母和特别喜欢“小十”的五妈了。

就这样，“小十”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天才小画家”。

凌叔华的父亲将她的房间布置成了书房的样子，桌子面朝窗户，窗户外面是一株丁香。那张桌子，便是她常常作画的地方，而那间书房，便是后来名动京城的“小姐的大书房”。

1919年，凌叔华19岁，进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许广平是校友。这时候，她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已经显露无遗了，经常在校报上发表文章。这两年里发表的文章总计有十几篇之多，已是学校里知名的才女了。在师范学校时，除了上课、读诗、习文之外，凌叔华花去最多时间与心力的，还是作画。彼时，她已经有十多年的画龄了。

1922年，凌叔华进入燕京大学。起初的大学生活，似乎与她在师范学校里没有什么两样，做着她自己喜欢的事情，画画、写作。并未曾希冀有朝一日，像6岁时那样的幸运际遇会再次砸中她。也对，老天已经眷顾她太多了。

转眼到了1924年，凌叔华的才气已在燕京大学传开了，那年1月，她在《晨报》副刊上，以笔名“瑞唐”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随后，她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接连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如《资本家之圣诞》等。这本倒没有什么，重要的是，那一年的泰戈尔访华，成为她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她的“小姐的大书房”名动京城，凌叔华由一个学校里负有才名的女学生，一跃成为北京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跻身到胡适、徐志摩等一干名流组成的文化圈子中。同时，也将她与一个男人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个男人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

泰戈尔访华，是1924年北平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盛事。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是林徽因、徐志摩与泰戈尔的合影，大家也都知道他俩担任泰戈尔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但凌叔华与泰戈尔的一段渊源，却鲜少有人过问。殊不知，泰戈尔与北京文化名流聚会时，却是在凌叔华的书房里。

那原本也是一场凌叔华见惯了的也经惯了的画家聚会，齐白石、陈衡恪本就是凌父的老友，因为着力培养女儿学画，凌叔华自然也与这些画家们颇为熟稔。那时，齐、陈等人牵头组了个北京画会，会员们偶尔小聚，内容无非是切磋画技、分享各人新近创作的得意作品、或新近认识了几位颇有才华的画家介绍给大家认识。

泰戈尔访华期间，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印度画家，名叫兰达·波士。泰戈尔一行人访问燕京大学时，凌叔华向兰达·波士发出了参加北京画会会议的邀请，兰达·波士不仅欣然同意，还与泰戈尔、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一同前来。

到底是底蕴深厚的书香世家，泰戈尔也参加的那场著名画会，凌家的招待十分周到且有格调。凌叔华的母亲在如何招待这件事情上，颇花了一些心思：紫藤花饼玲珑小巧，是在京城有名的糕点铺子里订做的；杏仁茶是自家小磨里一点一点精心磨制的，再配上匠心打造的茶具，众人以吃茶点代替吃饭，相谈甚欢……与画会的主题特别应景。几十年之后，那场画会中的当事人，提起那天凌家的点心依然赞不绝口。

凌叔华二十出头的年纪，多年来因了才女、画家之名，算是受尽了万千的宠爱。她鲁莽而天真地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

众人心下思忖，如此鲁莽相问，大诗人不会恼吗？

果然是大家风范，泰戈尔也不辩解，当场就着凌叔华书房里的笔墨，在檀香木片上，画了亭亭莲叶与慈悲佛像。

对于凌叔华的那一问，泰戈尔非但不恼，反而对凌叔华的风采尤其赞赏，称她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经了这一场画会，再加上泰戈尔的称赏，凌叔华正式进入了京城文化界名流的圈子。凌叔华作为真正画家的人生还未开始，便要迎来一个同样让人艳羡的身份：作家。

初嫁

泰戈尔的中国行，不仅让凌叔华进入了文学界，更是让她走进了一个人的心里，那个人就是陈西滢。陈西滢本名陈源，西滢是他的笔名。16岁去英国留学，历经10年深造，归国后也才不过26岁，便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

画会结束后，凌叔华的冰雪聪明深深地落在了两个人的眼里，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陈西滢。之后，凌叔华便与两位风格不同的大才子分别以书信建立了往来。

徐志摩是热烈的性子，给凌叔华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凌叔华也回。但大都是徐志摩倾诉，凌叔华倾听。那时候，徐志摩还在苦苦追求林徽因，而林徽因早已与梁思成确立了恋爱关系，所以，徐志摩便毫无保留地将一腔苦闷倾诉给了凌叔华。而陈西滢呢，英国十年，内敛、含蓄、沉稳的绅士做派早已融汇到了他的骨血里。他也给凌叔华写信，信里多探讨的是文学、艺术与创作。

陈西滢虽然在后来与鲁迅的骂战中处于下风，而被普遍放置在文坛上一个有争议的位置上。但抛去他与鲁迅先生的那段恩怨不论，陈西滢本人事实上是十分有才华的：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也与徐志摩共同主导着“新月派”的诗文创作，算是新文学的扛鼎人物；他同时还是《现代评论》的主笔，为文立意高远，风格潇洒。他的作品更多的是评论性的文字，比起一般作家直抒胸臆的散文与诗的创作，评论文字对作者的文化底蕴与欣赏能力要求更高。陈西滢本就是文化名人，平时相与的，也都是胡适、徐志摩等，要么是学者、要么是才子的人物，于是经常把大家约在一起小聚，举办个沙龙或者诗文会什么的。

自古文人不止相轻，还惺惺相惜。凌叔华与陈西滢相熟不久之后，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当然，起初，他们也约法三章，暂时不向外界公布两人的关系。毕竟，凌叔华还是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再者，师生之间谈恋爱传出去总归不好。自然，他们二人约会见面也往往是在朋友们都在的场合。

那时候唯一知道他们两人恋爱关系的，是胡适。读民国女人散落于各处的八卦故事，总是能看到胡适的身影，他是个有点可爱的“和事老”，比如张爱玲与胡适保持通信多年，探讨文学与写作。她流寓美国初期郁郁不得志时，曾和好朋友一起去拜访过胡适，胡适甚至多多少少给初期落魄的张爱玲一些帮衬。再比如，还有传闻说他和陆小曼亦有一段暧昧不明的关系，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能够顺利结婚，还充当中间人各处做工作：劝徐志摩的父亲接受陆小曼做儿媳妇，劝陆小曼的母亲不要再对徐志摩抱着敌意。所以，胡适在凌叔华与陈西滢的“地下恋情”还不想曝光之前，帮他们做些在中间传个话、捎个礼物之类的事情，也算是成人之美。

为此，凌叔华在写信告诉胡适他们两人婚讯时，还特意向胡适道谢：“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陈西滢，字通伯）已经向你说了吧？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桩心事现在已经结论，当然算是最值得告诉朋友的事，适之，我们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1926年6月，凌叔华自燕京大学毕业，一个月之后，就嫁给了陈西滢。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但却是让两位新人的亲人、朋友都十分开心的事情。凌叔华的父亲虽是科举出身，但思想极为开明，并未对这个留洋归来、年纪轻轻未免清贫的年轻人有过多的刁难，也看好他前途一片大好。出于高兴，也想帮衬着点爱女婚后的生活，便把凌府后花园——位于史家胡同的那一座院子，包含了28间屋子，也算是豪宅了——给女儿做了陪嫁。

如果说结婚前的凌叔华与陈西滢算是精神之交，那么，婚后就得结结实实地在一起过日子了。倒是没怎么为柴米油盐操过心，但夫妻之间的相处，有一点令人奇怪。

“琴瑟和谐”“红袖添香”这样的词，并没有发生在这对因为共同的兴趣与理想而结合的夫妻身上。甚至，凌叔华与丈夫之间在写作上，是相互保密的。凌叔华最大的顾虑，是每每写好一篇，总是被陈西滢泼冷水，可能陈西滢也负气，写好文章也不给妻子看。都是发表了，印成铅字了，板上钉钉了，才拿给对方看。

凌叔华是被夸赞着长大的，不管是绘画还是写作。她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话，是“我们的大画家”“画得真好”“才女”诸如此类，想来，心气儿是十分高的，不然不会到了后来，自己回忆起对泰戈尔的那次鲁莽之举时也自责太目中无人。

陈西滢呢，向来就是以写评论性的文字见长。评论家看艺术品，往往是立体的，全面的。“事物只有一样好处，那么它处处便是好的”这样的逻辑，一般是诗人的眼光，是徐志摩的眼光，而不是评论家的眼光，不是陈西滢的眼光。不但不会只见着它的好，也会明确指出哪里有欠缺，这是评论文章的指导意义所在。凌叔华的《花之寺》出版，陈西滢以编定者身份写了一篇前言，里面就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练，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凌叔华真的从心底接受陈西滢对她创作上的指摘吗？那倒未必。因而，夫妻两个人先是在创作上相互设防，慢慢地，这种设防便扩大到了感情生活中。

虽然婚后前几年，并没有传出两个人感情不和的传闻，但凌叔华与丈夫的感情，就在这文学创作上的相互防备中，慢慢地变了质。

珞珈山情变

1929年，陈西滢赴武汉大学，出任教授，同时兼任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自然也跟着丈夫一同去了武汉大学。夫妻的新巢，在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

陈西滢一身兼任多职，凌叔华做起了全职院长太太。她的全职太太，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每天除了做家务、照顾丈夫生活起居而外，对其余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的那种。凌叔华的日常，还有三个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读书、写作、绘画。

南国的武汉对于生长在北平的凌叔华来说，算是完全陌生的。即便是有自己的爱好可以自娱，但没有工作、没有朋友的日子，也着实冷清了些。好在袁昌英与苏雪林来了，她们都是接受了新式的教育，也都颇有些才华，凌叔华与她们几乎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常常在一起谈诗论文说画，好不惬意。三个人的交往传开了后，还被安上了个雅号：“珞珈三杰”。

如果说袁昌英与苏雪林的到来，对于凌叔华的寂寞算是小有纾解，那么，年轻的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到来，则完全将凌叔华寂寞的心填满了。

朱利安·贝尔受陈西滢之邀来到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才27岁，那时候，凌叔华35岁，她与陈西滢的女儿也已经出生了。凌叔华年长他八岁。

朱利安虽然年轻，但自己本身就是出身于文化名门：他的母亲是画家瓦奈萨·贝尔，姨妈则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他自己本人同时也很有才华，不然陈西滢也不会力邀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武大教授西方文学。

陈西滢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本意是邀请一位老师，却为自己邀来了一位情敌。

说起来，这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与徐志摩还有点像。

一直以来，他都保持着与身在英国的母亲通信的习惯，起初，他谈中国的文化，谈武汉的风土人情，谈武大的见闻，慢慢地，信的内容开始变了，谈他如何遇到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他对她如何迷恋。后来，他信的内容更进了一步，他们终于冲破了舆论、伦理的束缚，跨越了最后一道界线……

朱利安的家庭十分开放，对伍尔芙的感情经历有所了解了，就大概能想见，这个家族也许对性本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的。所以，朱利安坦诚地将自己与凌叔华的恋爱过程都告诉了母亲。也是因此，在朱利安看来，爱、性、婚姻并非完全画等号的。他并未有将与凌叔华的关系再推进一步的打算。

这段婚外情，凌叔华陷得更深。她对那个才华横溢却捉摸不定的年轻人，可不是逢场作戏，单纯让他来填补精神的空虚，而是希望他能给她一段稳定的关系与可期的未来。

凌叔华带着朱利安远赴北京，想着过几天没有人打扰的二人世界。明明是想遮人耳目，但到了北京，他们却并不避见熟人，相反，为了取悦这位年轻的情人，凌叔华带着朱利安拜访了好多知己旧交，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地下恋情也因此无可避免地曝了光。

陈西滢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他给妻子的选择是：他俩要么离婚；要么分居；要么，她就得与朱利安一刀两断。凌叔华选择与朱利安一刀两断。

但这个异域的小伙子对凌叔华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们几番幽会，几番被陈西滢得知。

丈夫心力交瘁，却说不出“离婚”二字；妻子舍不下情人，却也愿意对丈夫撒谎，去维系着这段婚姻。

而这段不伦之恋，最终以朱利安远赴西班牙参加内战死于战场告终。

时过境迁之后，朱利安的母亲在儿子去世后，想将儿子曾经写给自己的那些信发表，信里，自然包括了他与凌叔华从相遇、相知到相恋的全部细节。凌叔华不好阻止，但要求将书中的自己以“K”代替。

陈西滢晚年，他的女儿才从一本书里得知母亲与朱利安的一段情事，她问父亲：“那当年为什么不与妈妈离婚？”陈西滢先是说：“那时候的女子离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后来又说，“你母亲啊，是有才华的……”只说到这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与朱利安相恋时，凌叔华总说，嫁给陈西滢，不是出于爱。在爱情中，凌叔华到底也是有一些自私的，大抵是那时候不爱了，所以连最初的爱也不愿意承认了吧？不然，当初写给胡适的信，为什么会有那段情真意切的感谢的话呢？

蓝颜知己徐志摩的百宝箱

徐志摩是个诗人，表面上文质彬彬，内心却狂野难驯。那时候，他因了林徽因的一句话而与原配张幼仪离了婚。待他逸兴遄飞地来到北京，想开始正式向林徽因表达追求她的决心时，才知道她已与梁思成订下了婚约。

虽然在接待泰戈尔时，林徽因与徐志摩双双在侧，但两人的心境早已不是不久前同在英国康桥时的了。林徽因的心早已放在自己的“未婚夫”梁思成的身上了，徐志摩却迟迟无法放下林徽因，自然十分苦闷。

谁能理解一个大男人为情所困时的情状呢？尤其是在风翻云涌的时局里，与徐志摩一般年纪的男人，都要么想着经世致用，要么想着救国醒民，唯有徐志摩，眼里就只有林徽因一个。在无数次锥心之痛无法排遣的时候，凌叔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当然，徐志摩确实也是打心底里欣赏凌叔华。何以见得呢？

徐志摩有一位非常喜欢的外国女作家叫曼殊菲尔，他喜欢曼殊菲尔的样貌。看徐志摩对曼殊菲尔的描摹刻度，直直让人想到曹植的《洛神赋》：“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我看了曼殊菲尔像印度最纯彻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她仿佛是个透明体。……”

他更喜欢她的品格，说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

若要在中国找一位在徐志摩心目中堪与曼殊菲尔齐肩的女子，那无疑就是凌叔华了。徐志摩称凌叔华是“中国的曼殊菲尔”。

于是，他十分频繁地向她写信，向她吐露心声，向她讲述他在每段感情里的心路历程……

在凌叔华嫁给陈西滢之前，那段密集通信的日子，徐志摩写给她的信大约有七八十封。我们无法尽数得知这些信的内容都有什么，但依了诗人热情、奔放的性子，即便没到情书的程度，信里的内容也会让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脸红心跳吧？

凌叔华对徐志摩大概是动过心的，不然，何以后来她的那位外国情人朱利安身上，总是有徐志摩的影子？何以他的性格、行径，总是让人联想到徐志摩？只是，这个拥有满腹诗华、高蹈才气、儒雅样貌的男人，唯独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作为男人的责任感。

他为了林徽因而对张幼仪的种种无情之举凌叔华也有耳闻：张幼仪大着肚子在英国陪伴他时，他却提出与她离婚。张幼仪问那孩子怎么办？他回答说打掉。张幼仪说堕胎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徐志摩说坐火车还会死人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他回国后，在找林徽因之前，为了向爱人表忠心，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离婚申明，全然不顾那样的行为会对张幼仪造成怎样的伤害。

在凌叔华看来，徐志摩对待爱情的那种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只适合热恋一场，却无法相守一生。果然，后来徐志摩又与陆小曼打得火热。于是，她选择了陈西滢。

凌叔华嫁做人妇后不久，徐志摩也冒天下之大不韪，娶了陆小曼。

凌叔华与徐志摩二人，从此成了真正的知己。徐志摩有记日记的习惯，访欧之前，将一个装了日记、手稿的箱子交给凌叔华保管。此后，两人际遇不同，始终没有遇上，箱子里面锁的还有“不宜给小曼看”的内容，大抵是他在康桥与林徽因相恋时的日记，徐志摩一直没有拿回箱子。

徐志摩飞机失事后，他的朋友们悲痛不已，想通过为他写作传记来表达思念之情，就想起凌叔华那里保存着的箱子，都是徐志摩亲笔写的，是研究他最好的资料。林徽因呢，作为徐志摩曾经热烈牵挂着的恋人，特别想要他在英国期间关于他们二人相恋时的日记。

在这件事情上，不知凌叔华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的，迟迟不愿意把百宝箱交出来。林徽因几番去她家索要，胡适之几番写信催要，最后，她终于分几次将箱子里的内容拿出来了，在康桥时的日记，却依然缺了四页。

这就是民国文化史上有名的“百宝箱”事件。

凌叔华因这件事情，与林徽因甚是不和。原本她与胡适也是多年的交情了，但见到胡适在百宝箱的事情上偏向于林徽因，也与他生了嫌隙。

“文革”期间，散落各处的百宝箱中的手稿大部分被毁，百宝箱事件中的谁是谁非也成了一段无头公案。

这之后，凌叔华慢慢地淡出了原来与徐志摩、胡适、林徽因一同在的那个圈子。

世间了无春痕

1947年，凌叔华远赴欧洲，与先她一年去了欧洲的陈西滢团聚，从此定居国外。为了缓解丈夫养家的压力，她在照顾家庭之余开始卖文鬻画，但再也没有创作出让人惊艳的作品了。

有人说，因了王赓娶走陆小曼，民国少了一位外交家，而多了一位“茶花女”；对于凌叔华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几次三番陷于情感纠葛，民国少了一位顶级画家与小说巨匠，而多了一些名媛的情感花边。

许是由于年轻时在感情上未循规蹈矩，待心境转平之后，尤其是晚年，她把自己封闭起来，极少参与社交，也不怎么与旧友联络。只是1989年，去世前，远在国外、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央求晚辈们将她送回了北平，送回了史家胡同24号院，送回了她的后花园。在那里，凌叔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生于豪门，才气夺人，早负盛名；情无定性，才未尽用，庸常晚景。”大概是凌叔华一生最好的写照了。

凌叔华去世后，家人在整理她的房间时，发现她所有带有个人印记的遗物，包括书信、日记，都已被处理掉了。离世前，凌叔华几乎抹掉了她所有留在世上的痕迹。也许对她自己来说，她这一生，不愿意回首的时刻，远远多于想要被记住的时刻吧。也许是，晚年居于国外的她，发觉自己其实原本可以将一生经营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