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神学中，针对“信”与“知”的论题——更为确切地说，是有关本能与理性的论题——有过这样的思考：在对事物作出估价时，本能是否要比理性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理性是根据原因——即“为什么”——也就是目的性与功用性来进行估价和行动的，这已经是个老朽的道德论题，始作俑者是柏拉图本人；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精神就已经被它分裂了。尽管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辩证学者的审美观首次跻身于理性一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嘲讽那些上等雅典人的无能——他将本能之人当做上等人看待，却从没有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充分的解释，不是吗？与此同时又隐秘地嘲讽了他自己，从他那些更为高雅的良心与自省中发现自己同样无能与困惑。但他能够劝诫自身，因而脱离了本能的束缚！人们必须协助本能与理性获得权利；紧随本能的同时，也要给理性以充足的理由去辅导本能——这就是那位伟大的、高深莫测的嘲讽者原本的欺诈；他通过自己的良心获得对自我欺骗的满足。从本质上说来，在道德的判断中他洞悉了非理性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上，柏拉图则更加无辜，而且也不像古罗马平民们那

般狡猾，他只想全力以赴地——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哲学家耗费过如此伟大的力——证明自我。本质上，理性与本能都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善，指向“上帝”。柏拉图之后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仿佛都是这样——在迄今为止的道德事物中，本能——即或基督徒们所说的“信仰”，又或像我所说的“群畜”们——都获得了胜利。或许人们要将笛卡儿排除在外，这位非理性之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革命的祖师爷）承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然而他却是肤浅的——理性无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人与人的差别不只是体现在他们不同的货物标牌上，而是在于他们追求不同的货物价值，而且对价值量的判断与公认的货物等级的认识也并不一样。那些被认为是事实拥有或占有的事物更多地体现了这一差别。比如女人，在那些节制的人看来，支配与性享受即是达到满意度的拥有与占有的标志；而对那些以猜忌与贪欲之心渴望占有的人来说，他的标准却是个“问号”——这不过是这种拥有方式的表象，他更渴望深入的试验。其宗旨要弄清楚：女人是否并不是委身于他，而是为了他，情愿显出自己所拥有的或似乎喜欢拥有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被占有”。然而即便这样，第三者的怀疑心与占有欲仍没有达到极限，他问自己：倘若女人真的为自己舍弃了一切，这是否只是女人对自己的幻觉而为。因为他首先想被人彻底地了解，以使自己完全地被爱；他十分坚信自己的想法，随即就以自己的占有方式全身心地体验这位情人。倘若她不再欺骗他，因为他的暴躁与隐性的不满足而始终爱他，如同因为他的殷勤、隐忍与精神性而爱他一般。那个人想对一个民族实施占有。

在他看来，即使采用更高级的卡格里奥斯特罗与卡蒂利纳的艺术，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正当的。这个人因为更高雅的占有欲而自言自语：“在有意占的地方，人们不应该撒谎。”——在设想将由自己把假面具附于民族心上时，他急不可耐，最终着了魔：“因而在让他人认识我之前，我首先要认识我自己！”在乐善好施的人中，那笨拙的诡计为人们所发觉，几乎早有防备，这诡计首先为自己备下了应给予帮助之人。比如，在实施诡计的需要下，这个人是“值得”帮助的。

而他们都会对这些帮助感激不尽——他们因此发明而获得了被需要的东西，如同获得一笔财富的人一般——因为要求财富而成为圆满的乐善好施之人。倘若在施善时遇到他们，殷勤地招待他们，那必然会招致嫉妒。父母们毫无顾忌地将孩子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人——这即是他们的“教育”。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母亲会相信，自己靠孩子积累了一笔财富；也没有哪一个父亲会承认自己迫使孩子臣服于他的思想与判断中。当然，在古代，父亲掌握着初生婴儿的生杀大权（如同古德意志人那样），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就像这些父亲一般，如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所谓的师长、教士、公侯以及任何一个权势者，在任何新生的人那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新类型的占有机会。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