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著名诗人里不乏自媒的高手。即便是李白那般不屑于科举的人，在向韩朝宗自我推荐的时候也会吹捧对方“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夸赞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在今天看来实属肉麻至极。杜甫到长安求仕，不断写诗投赠王公显贵，甚至在诗中拜托京兆尹鲜于仲通帮自己走通巨奸杨国忠的门路，一天天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子。

夸张一点来说，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士子是否擅长自媒实在是第一要因。对于那些不屑且不擅长自媒的人而言，倘若再缺乏优越的家庭背景，必定只会迎来一个无比黯淡的仕途。譬如李商隐，他在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与人格培养都使他疏离于唐代的主流社会之外，这使他在将来的成年世界里对自媒行径充满鄙夷。他在一篇祭文里谈及自己的性情：“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重祭外舅司徒公文》）正是这最后的一点人格坚守，正是对自媒自炫的极度蔑视，使他在后来的科举与仕途中屡屡碰壁，使他一次次败给那些擅长自媒的竞争者——资源总是过度稀缺的，你纵然全力以赴地去争夺，也未必能赢得自己的一份，更何况你甘愿被各种不合时宜的道德锁链缚住手脚。

仅在科举制度施行未久的唐初，以博涉文史知名的薛登作过长篇奏疏以言其弊。后世论科举之弊者甚多，但一切见地几乎不超出薛登此文。而且这篇文章在极具卓识之余，文辞斐然成章，值得再三涵咏，故全文照录如下：

臣闻国以得贤为宝，臣以举士为忠。是以子皮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托政于王猛。子产受国人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止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谮。处猜嫌而益信，行间毁而无疑，此由默而识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韩信无闻于项氏，毛遂不齿于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尧资八元而庶绩其理，周任十乱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则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

何者？比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者也。

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明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以定其高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人知礼；文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士多儒。燕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从其化者也。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祗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爱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馀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虽渐革于故非；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察其行而度其材，则人品于兹见矣。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与夫白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戋戋，荣高物表，校量其广狭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辞；循常之人，舍其疏而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竞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邀仕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己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不由兹。今访乡闾之谈，唯祇归于里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资，或邀勋而窃级，假其不义之赂，则是无犯乡闾。岂得比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赏拔，夏少名高，语其优劣也！

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潘岳，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撝；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纵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嚣之可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自解。八难之谋设，高祖追惭于郦生；九拒之计穷，公输息心于伐宋。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自表，妄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校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里一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立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告之言。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自然侥幸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贤之道也。其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用，无经国之大才，为军锋之爪牙，作词赋之标准。自可试凌云之策，练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赋《甘泉》，禀中军而令赴敌。既有随才之任，必无负乘之忧。臣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桴，临难决疑，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所任故也。

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自然朝廷无争禄之人，选司有谦撝之士。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不实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赏，自然见贤不隐，食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朱穆，势不云远。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之道长矣。（《旧唐书·薛登传》）

概括薛登奏疏的要领，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选才举士是极重要的政务，而选才举士的方式事关风化，亦即关乎国家气运，故此无论怎样重视都不为过。

（2）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历史上不同朝代的不同取士方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风尚。汉代取士，要多方面考察各种品行，所以只有勉励自修的士人才有望得到乡里的推崇，然后被政府征召做官。魏氏取士，偏爱放达之人。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助长了代人求官、尸位素餐的不良风气。梁朝取士重视文章，陈朝尤重诗赋，所以其风俗以诗酒为重，不重视修养身心。隋代取士仍有梁、陈余风，隋炀帝设置进士等科，使得年轻人急功近利，不务实学而以虚浮为贵。

（3）唐代取士，大大鼓励了那些钻营之辈。这些人或奔走于官府，或游走于王公显贵的宅第，上书献诗以期获得赏识，奴颜婢膝以求受到提携，而耿介正直的人羞于自荐，这就导致了越是厚颜无耻的人越有机会踏入仕途，而这自然会彻底败坏社会风气。

（4）取士标准切忌单一，因为擅长应试的人未必有实际的治国能力。

（5）汉代的取士制度非常值得学习，除了乡举里选，还有制度规定推荐人要对所举荐的人才给予终身担保，举荐者会因为被举荐者的功与过受赏或受罚。而举荐人才不能仅仅是地方长官的个人行为，更要参照当地的民情公议，这就会将被举荐者的贤愚与地方长官的政治前途以及当地人民的集体荣誉感结合在一起。

薛登很推崇汉代的人才选拔机制，当然很可能是出于借古讽今的考虑，他并未提及汉制的流弊。但无论如何最为要紧的是，汉制从制度本身上说，人才是首先在地方舆情中赢取了美誉，然后接受政府的“邀请”。邀请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士人最重脸面。

理论上说，邀请需要再三再四，士人需要一推而拒，并且要讲某某人比我更加贤能，更适合担任政府公职，而政府会回复说：我们很重视您的意见，但请您一定出仕，为社会多做贡献。

而科举制度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薛登说“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亦即当时俗称之举人并非如汉代那般是被人举拔，而是靠自己钻营得来。于是朝廷所选拔者，往往是一些钻营能力出类拔萃之辈。长此以往，政治与风俗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