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毗邻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工人党，主要担心的是莫斯科宣言言辞太过激烈，会刺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但是，都以“东风压倒西风”给说服了。

在修订各国宣言问题上，赫鲁晓夫对于始终坚持“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提很是头痛。在极力劝说赫鲁晓夫继承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的同时，对为此深有顾虑的各国领袖，包括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波兰的哥穆尔卡、英国的波立特等，都详细阐述了两者并提的必要性。赫鲁晓夫一再向中方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否则他们没法向苏共和国际运动交代。在此情况下，考虑到苏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在原苏共中央撰写的宣言草案上作了两点修正：第一，同时提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除强调议会斗争之外，还加写了有关开展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论述。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宣言》（后称《莫斯科宣言》）终于敲定下来。

然而，中国在对苏共做出让步的同时，于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备忘录性质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从中苏两党的角度坚持方面的上述立场。

11月18日是闭幕之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发言，像在国内开中央委员会大会那样，撇开稿子，坐着随意讲起来。

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

这些话让敏感的苏联人听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就在苏联的东面。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不论本意如何，说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从俄国人的习惯来说，只有西风才能够带来雨水，东风带来的只是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不利。说东风压倒西风，难免让人想起成吉思汗带来的“黄祸”。

让与会者不满意的还有关于“蛇无头不行”的比喻。的本来意思是社会主义阵营不能没有“为首”的，就像蛇没有头一样，是抬高苏共在国际运动中的地位。但蛇在西方是不吉利的象征，所以，西方各国代表对把国际运动比喻为蛇，感到很别扭，很不以为然。

让与会代表不好理解的，还有那段“纸老虎”的内容。讲道：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包括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只是辩证地比喻，但对于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许多不是很了解东方文化的代表来说，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原子弹绝不是什么纸老虎，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原子战争打起来，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掉。所以，后来中苏论战时，苏共攻击说：“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伤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在讲话中，指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甩。他们甩，我们也甩，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所说的“一位外国政治家”，指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

对于的上述战争说法，许多代表困惑不解。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诺沃提尼担心地说：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在当时，苏共和其他各国都是主张如何避免战争的，并提出了“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口号，但以如此轻松的语气大谈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表现出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意见。

11月19日，即世界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当天，除南斯拉夫以外，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

11月21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这次各国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共为了同美国缓和，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共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

四、1958年夏：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中苏两党产生裂痕

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后，苏联外出潜艇与本土的通信和联络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后提出在中国建一个长波发射电台，承担潜艇舰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联络任务的建议。赫鲁晓夫认为：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这些潜水艇不仅要为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要为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进行活动。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不仅可行，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

于是，1958年4月18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信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6月7日，彭德怀就此事向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除陈述上述苏方要求外，就投资所需费用问题，还提到总计需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3000万，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

这件事对于来说，那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既然这个长波电台建在中国，所有权自然是中国的。所以，当日作出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

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央批准，于6月12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中国愿意自建，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彭德怀的信，没有引起苏联政府足够的注意。6月28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6人来华，带来协议草案。草案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超长波电台建成后，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

对此，非常恼火，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经过国防部、海军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7月21日，彭德怀元帅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

紧接其后的中苏争执，是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与之同时，在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材料。所谓“新型战斗舰艇”，既是核潜艇。中方提出转让核潜艇技术，苏方自然不愿轻易满足。于是，颇感为难的赫鲁晓夫，想出了既不用转让核潜艇技术，又能够满足中苏两方愿望的组建联合舰队的合作建议，并指示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央转达他的这一建议。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通报了赫鲁晓夫的提议，并表示越南也可以加入共同潜艇舰队。

苏方的建议引起的极大反感。措辞尖锐地对尤金说：看来，要你们帮助我们搞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我们过去写信请求你们的帮助，只是要加强海军建设，加强海岸防卫，也提出过建设核潜艇，但是没有提出过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提出过建设中苏两国的核潜艇舰队。你们苏联人大概觉得中国人没有经验，不可信，毛手毛脚，所以要搞合营，要搞共同舰队。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过去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人，把中国看做落后民族。去年莫斯科会议，我们感到赫鲁晓夫能够跟我们平等相待。但是现在你们又来了，又搞斯大林那一套了。所以我们决定撤回请求，我们只好自己搞舰队了。如果你们说这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们把俄罗斯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来了。我们是要搞潜艇的，如果苏联要提条件，一个条件也不行，半个条件也不行。最后，对尤金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不久前我才去过莫斯科，那么，按常理，这次应该是他来。如果他不愿意来，我也可以到莫斯科去。

之所以如此大动肝火，是因为赫鲁晓夫的提议一是侵犯到了中国的主权，二是伤害了新中国的民族感情，三是伤害了的自尊心。新中国成立后，好不容易把包括苏联在内的外队驱逐干净，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和什么名义，都不会允许任何外队重新进入中国国土驻扎的，这是一个涉及新中国独立与否的主权问题。赫鲁晓夫不愿意把核潜艇技术转让给中国，不希望中国搞自己的核武器，他只是想建立起自己的“核保护伞”，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卵翼在苏联的“核保护伞”下，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这对于从斯大林时代就一直在谋求同苏联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盟友关系的新中国来说，是对民族感情的伤害。对和斯大林同一辈分的来说，是对个人自尊心的伤害。所以，当一周以后，7月31日，赫鲁晓夫亲自赶赴中国向解释此事时，两人又争吵起来。

在和的谈话中，赫鲁晓夫一上来就否认他们有过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想法，说是尤金转达错了。说：你们大使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尤金还说你们建议搞共同舰队还可吸收越南参加，这个对不对？赫鲁晓夫说那是讲战争打起来的时候。说：战争时期那是另外一回事，尤金说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说要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搞斯大林过去搞的那种“合作社”。赫鲁晓夫再三解释说：尤金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听错了我的话，误解了我的意见，我也有责任，因为我谈的时候，可能没有交代清楚。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很生气地说：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赫鲁晓夫激动地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说：谁粗暴？是你派的代表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要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我们说，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就不干。赫鲁晓夫重申：苏联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个问题。说：永远不提了，那好，把你的话记下来。双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到此为止。

这次谈话之后，赫鲁晓夫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在心目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系。

费德林后来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说道：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赫鲁晓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提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事情，触犯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和他的民族感情。

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裂痕，从这个涉及中国主权问题的事件中，开始产生并逐渐扩大了。

五、1958年秋：炮轰金门事件，中苏破裂的导火索

1958年7月4日，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亲美的国王和王储被打死。第二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附近登陆。随后，英国出兵约旦。美英武装干涉伊拉克、黎巴嫩内政，导致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为此，赫鲁晓夫代表苏联政府明确表示反对美英出兵中东，建议立即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和联大特别会议，讨论美英撤军和恢复中东和平问题。在苏联的干预和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下，8月1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由联合国而不是由美国来维持中东地区的和平。

正当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之时，台海突起战火。

8月23日，中国突然炮击金门。仅2小时内，就有45000万多发炮弹密集倾泻到金门岛。金门岛上烟雾弥漫，弹片横飞，通信立刻被完全破坏，指挥中断，官兵伤亡惨重，驻防金门的三个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即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