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四月，在安陆已经嗣位为兴王的朱厚熜，被迎进京来，又将继明武宗之后，嗣位为帝。朱厚熜初抵京师，即在京郊暂驻。这时首辅杨廷和忙将礼部早已拟具的嗣位仪节命人送往驻地，请朱厚熜先行过目，然后再依序次第而行。这时的朱厚熜，虽然才只有十五岁，但他在安陆护理国事已经两年有余，倒也颇有历练，很懂些公事了。他看过了仪节，见那上面所开的，竟先要把他立为皇太子，然后再依父死子继的方式，即位为帝。以为这全是按照“为之后者为之子”的那一套定出来的，很不以为然。他把手上的仪节，交给了跟着他入京的兴王府长史袁宗（上自下丰），说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并没有先要我来当皇子，这个仪节，很不合用！”他命袁宗（上自下丰）把仪节退了回去，并告诉他们，仪节应改过另拟。

朱厚熜的首次抗议，并没有引起大学士杨廷和的重视，他只略改了些词句，就又重行递上，主要的仪节，还是让朱厚熜从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然后再择日登基。还是那先被立为皇太子，然后再择吉即位的老仪式。杨廷和这样做，是他误以为，朱厚熜对于这些仪节大概不很懂，所以才会有请另拟之意，现在照旧给他送回去，大概也就可以知道，这种仪节是定而不可再改的了。但是，朱厚熜并没有因杨廷和的重申前议而改变想法，他再次重申，此来是奉有遗诏，叫他继位为帝，并没有要他先来当皇太子，礼部所拟的这一份议节，他决不能照办。最后，朱厚熜还拿出了最坚决的一手，说是如果非此不可，那么，不如把他送回安陆，这么办，他绝不依从。朱厚熜的第二次拒绝，才惊住了杨廷和，他这才看出，这位来嗣位的人，年纪虽并不大，实在却很难缠，他这最后一招，宁可不干，也不曲从，更没有回旋的余地。杨廷和以及众廷臣，都是习于旧礼，认定了“为人后者为之子”的那老一套的，他们认为，这是有如天经地义的事，历代入承大统的帝王，都是这么做的，怎么能够改呢？可是不改又不行，嗣位的人已经说了，不改就不干！能不能另选一个呢？时间很紧，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他是千里迢迢地接进京来的，来了又退回去，也真是个笑话。廷臣们正在为难之际，却巧皇太后张氏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她派人来问首辅和廷臣，由群臣劝进，不知道可行吗？杨廷和与诸臣都觉得，这个办法倒好，于是发动朝臣，让他们纷纷上笺劝进。朱厚熜在他的驻地接到了这些劝进笺，也认为这样倒可行，于是加以认可，并且定出了程序，日中时从大明门入宫，并派员往告宗庙社稷，他自己则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的几筵，然后再去朝见皇太后，最后才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朱厚熜自己所定的这一套仪节，完全是按一个已被立定为皇太子的人，履行即位的一些程式，略去了先被立为皇太子的那一套仪节，在这一点上，他总算战胜了那些守旧的廷臣们。朱厚熜在即位后，便得颁发即位的诏书，在诏书中，他看到了“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觉得这还是“为之后者为之子”的意思在那里作祟，心里很不高兴。他沉吟了很久，最后才点头认可，答应把诏书发了出去。他觉得，此时不宜做得太急，有不少的事，都得在他已经登上帝位之后，再慢慢争持、改变了。

朱厚熜所想要争持的，不仅与他自己的帝位有关，而且还与他的父母有关。他总想着，既然他已被拥上了帝位，那么，他的父母便也要与他的帝位相应，在称号上也该有点儿变化。他的父亲不应该再被人称为兴献王了，他的母亲，也不能还只是个王妃，见了太后张氏，还要矮她一头，向她叩拜。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对那种“为人后者为之子”的想法最有反感，才不肯依着那一套仪节来进行登基。他一直在想，他的父亲朱祐杬，也该有个帝号，他的母亲，也应该被人尊为太后。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弄到手，但他却相信，只要他坚持着想要这么办，总会有法子办好的。他的这些想法，与皇太后张氏和在朝的诸臣都有冲突，此后，他一直与他们在争持着，虽然也不断出现了一些人来支持他，帮助他和反对者相争，但他所面对的那股反对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他们联合着争持了好几年，才渐次成功。因为这种争持，主要偏重在礼法方面，所以被人称为“议礼之争”，或简称为“议礼”，有时又被称为“大礼议”。

在履行了嗣位的仪式以后，朱厚熜便已经是在位的皇帝了，他已经宣布了，“到明年将改之为嘉靖”，所以第二年他又被人称为嘉靖皇帝，成为一个继位已定的新天子。这位新天子，初即位时倒还很有干劲儿，办起事来干净利落，虽然一上来就被议礼占去了一些时间，但接下来还是干得不错。因为他原是个远离帝都的藩王，对朝中的各项是非，其看法颇与民间的舆论相近，至于对朝中的重大弊端，也更有“旁观者清”的好处。对于钱宁和江彬两人，朱厚熜真是闻名久矣，所以他才一即位，便即明令把他们都予以斩决，以快民心。对于朝中宦官的为害，他也很清楚，特别是到处派去一些宦官，让他们到那里出镇，或是开矿采矿，或是采办方物，或是竟在那里开办皇店等，都是必须速予除去的害民之事。所有这些，早在他还是外藩之时，便已深知其害，觉得应该除了才好，所以也是他才即位不久，便命司礼监的太监们，速将正德年间派往各地的太监都召回来，并且还要加以声明，以后决不再派。嘉靖对在内廷的大小太监，也都管得极严，有罪常是立予杖责，有的还常被打死。甚至在杖死后还要陈尸示警。列入八虎之数的谷大用和魏彬，都曾前往安陆，办理过迎立的事，当时朱厚熜先后都曾赐给他们一些金币，作为奖赏。在他即位以后，给事中阎闳上疏奏论谷大用，把他在西厂时所作的种种罪恶，都揭露无遗。朱厚熜据奏，立命将谷大用降为奉御，发往南京去司香火。但后来论奏谷大用的仍连续不已，便又被发往康陵，让他去为明武宗守坟墓。然而奏论谷大用的仍不肯停，最后终于抄了谷大用的家。魏彬是接替刘瑾出来掌管司礼监的，在嘉靖即位后，司礼监的工作已经改由他从兴邸带来的太监张佐予以接管了。但是给事中杨秉义、徐景嵩、吴严等人还是要追论旧事，他们揭发了很多魏彬和刘瑾以前相互勾结所干下的坏事。这些事，嘉靖在改元后本想略而不问，但因论者不已，最后终于把魏彬赶出宫去，勒令闲住。八虎中的其他人，如丘聚、高风等人，各自也都以党奸为恶的罪名，受到了处分。张永虽然是在诛除刘瑾一事上有功，但最终还是没能躲得过，御史萧淮奏劾他蛊惑先帝，党恶为奸，也受到了勒令闲住的处分。后来萧淮又奏称张永曾在江西干了很多不法之事，于是又被降为奉御。直到嘉靖八年（1529），大学士杨一清等奏陈张永实在功高，又查清了他在江西时并无过恶，因而张永才得无罪，并又成为掌管御用监的太监，还又让他提督团营。

嘉靖从兴邸至京，随身带出来的太监，重要的有张佐、鲍忠、麦福、黄锦等人。在他即位为帝后，这些兴邸旧人，都各自得任为二十四衙门中的一些要职。但这些人在兴邸时都受到过极严的管理，所以在任职时都是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并以这种做法管理和教导他们的下属。正因如此，所以在嘉靖临朝的45年里，在外为恶，或是权倾人主的大珰之类的人，还不多见。

新君即位，照例要大赦天下。嘉靖特别注意于在正德年间以言事而得罪的诸臣，凡是被囚被黜的，都予以复官，有些业已身故，则予以赐祭致恤。这些事，都使嘉靖得到通朝的称颂，如果没有议礼上的冲突，他们君臣之间一定会很和睦。

嘉靖和群臣之间的冲突，是在他的父母应有什么称号上开始的。最初，杨廷和在决定应以兴王嗣位时，全没想到，在这种事情上还会有什么麻烦，待到在嗣位的仪节上出了问题，几乎闹得下不了台，他才知道这位新君虽然年轻，却不是可以全由他来安排的人。有了这点儿认识，他办事特别加了小心，在派人往安陆去迎兴献王妃，还有兴献王的神主应该加上什么称号等事上，他还特别查了史书，把载有汉定陶王、宋濮安王等人故事的地方，拿给礼部尚书毛澄看，他觉得就可依此为据，新天子应以孝宗朱祐樘为父，称为皇考；对于他自己的生父朱祐杬，则改称叔父，称为皇叔考，兴国大王；他的生母，则应称为皇叔母，兴国太妃。新天子对兴国太妃，应自称为侄皇帝。由于兴献王并无别子，可另立益王的次子崇仁王为兴王，以奉兴献王之祀。杨廷和自觉他的这些决定，有凭有据，不能另有别议，所以在决定时还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毛澄在廷议时，把杨廷和的意见交付众议，在廷诸臣也都认为确应如此，于是作为廷议，奏了上去。嘉靖对这个奏本很不满意，但因是廷臣公议，要想改变很不容易。他知道，最主要的关键还在首辅杨廷和一个人身上，打通了他那一关，要改便非难事，过不了他那一关，要改便很费手脚。嘉靖考虑再三，决定在杨廷和身上下点儿工夫。他多次把杨廷和召入内廷，在偏殿赐茶详谈，反复地向杨廷和说明自己的想法，希望杨廷和能体会他的意见。嘉靖认为他这样做，实在已经是做到了极处，杨廷和总该有点儿活动了。然而杨廷和却认为古今的至理都在他的手里，为了维护至理，他也极为固执。他们几次交锋，并无结果，最后嘉靖只好把那奏本又发还廷臣重议。虽经重议，实际依然如故，杨廷和还领了蒋勉、毛纪两位阁臣，同向新君面奏，他们说，所有前代入继即位之君，凡是追崇所生的，于典礼都有违碍，只有宋儒程颐对濮王之事所作的议论，才最得义理之正，足为天下万世法。他们又说，目前兴献王虽由崇仁王主祀，但他日如皇嗣繁衍，仍可由皇次子为兴献王之后，而改崇仁王为亲王，则天理人情就都尽善尽美了。杨廷和、蒋勉、毛纪等人的话，只在为兴献王主祀那一点上略有些改进，其他仍是原样，这如何能使嘉靖满意，于是他又把奏本发回，要他们再加详议。就这样，三上三下，双方仍是各自坚持，最后嘉靖只得暂将奏本留中，以待再议。

嘉靖和廷臣们各自坚持己见，久议不决，出现僵局的事情，早已哄传内外，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有些人，虽够不上议论朝事，却也自议论不绝。他们的意见，大都和廷臣们一致，因为那乃是人们熟知的道理，而且又打出了先贤程颐的旗号，更有根底了。当然，也有些人觉得皇帝也还有他的道理，不过大都不敢说，一来是那些道理还不太成熟，说也说不全；二来是这样的人太少，想说时，向四周看看，早就胆寒了；三是怕背上“离经叛道”“逢君之恶”等类的坏名声。但话虽如此，到底还是有人站了出来，为明世宗朱厚熜添上了一些舆论的力量。最先站出来的那个人，乃是正在礼部观政的进士张璁。这个张璁，他原是个七试不售的举子，他在乡试得中后，便于弘治十二年（1499）入京会试，以备得中进士可以入仕。但是他的文运极差，每科都不能得中，一直考到正德十六年（1521）的辛巳科，他才得中为二甲第77名的进士，历时已有二十余年，年纪已有47岁了。本来，张璁在正德十二年丁丑科落第时，已经很是灰心，打算不再应考，就以举人赴部应选，弄个小官做做，也就算了。但在那时他却结识了一位长于星相术的御史萧鸣凤，张璁在将停考之前，特请萧鸣凤为他推算了一番。萧鸣凤劝他万不可灰心，说是下一科他便可以得中，而且中了以后便可骤然而贵，再有几年，便会有入阁的福分。张璁对于入阁之说，只当它是神话，但他已苦试多年，对于再试一科，倒也不算什么。谁想他这一科果真中了，不禁令他忽又想起萧鸣凤的很快就会入阁之言。他在礼部观礼之时，也正是嘉靖与廷臣间的争持之日，这事忽然触动了张璁的灵机，他想嘉靖一人孤身而战，很为困难，如果有人挺身而出，予以相助，定会被看中，那么萧鸣凤的话，也许就真会应上了。张璁原来就并不以廷臣们的那老一套为然，至此更觉只有驳倒他们，才会有自己的出路，于是他加紧检阅群书，想给嘉靖找出一些依据。

张璁头一次上给嘉靖的疏文，是从“孝莫大乎尊亲”说起来的，首先他说嘉靖要尊崇他的生父、生母并不为过，不仅决不为过，且很合乎孝道。然后他又说，汉成帝与宋仁宗，他们的情况与目前不同，他们都是早就被立为嗣，并且养在宫中直到嗣位的，所以“为之后者为之子”这个说法正好适用于他们。而今日的情况和那时却大不相同，新君既未被预立为嗣，又未被养育在宫中，所以遗诏才直称，“以兴献王长子嗣立为帝”，并没有说到要先来入继为子的意思。张璁在疏文中又说到了称生母为皇叔母并不可行，如果称皇叔母，则相见时当行君臣之礼，以子而臣其母，于礼实有未合。最后，他又说到，继统和继嗣大不相同，不一定是父死子继。他举例道，汉文帝承惠帝之后，是以弟继兄；汉宣帝承昭帝之后，则是以兄孙为继，若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则古有高伯祖、皇伯考为称者，难道都不得称之为统么？张璁的疏文洋洋洒洒，说的都是嘉靖闷在心里，想说又说不周全的话，这一下子，不觉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张璁可在理论上替他找到根了。嘉靖大喜过望，不由便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即刻便把疏文交付廷议，让他们从速议定回报。

在廷议上，张璁的疏文并未得到丝毫的重视，诸臣们都只认为那是一篇意在逢君之思的邪僻怪文。首辅杨廷和不屑地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径直便把这件批下来交付廷议的奏本又给驳了回去。嘉靖遭到了首辅的封驳，马上也拿出了他的办法，他把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人都召入文华殿，在那里他把自己的一道手敕交给了他们，让他们出去行文，把他的父母尊为皇帝和皇后。杨廷和等看了手敕，又回奏道：“《礼》谓为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不敢阿谀顺旨。”手敕随奏又给封了回去。

正当君臣相斗正酣的时候，凑巧从安陆被奉迎来京的兴献王妃也到了。这位王妃的行径和她的儿子嘉靖很相似，她行抵京郊，一听说她的名号还没能定妥，立刻便命车马暂停，先驻在郊外，并且声称，名号未经议定，她就决不进京。这一来，杨廷和等人更觉忙乱，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他们派人到兴献王妃那里去不断劝说都得不到结果之时，不想嘉靖又给他们加上了很大的压力。原来嘉靖听说她的母亲不肯入城，很是伤心，不觉泫然泪下。愤激之余，他又想到了薄天子而不为的那个念头了。他向阁臣们说，事竟如此，他真不想再干了，还是放他归藩，到安陆去母子相聚吧！连皇帝都不想干了，这真使首辅和诸臣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了。偏偏正在此时，那张璁又递上了一篇名为《大礼或问》的文章，里面又说了许多和诸臣相悖的意见。杨廷和等对于这个被他们认为是逢君干进的张璁，真是既鄙视又头疼，只想让他早点走开，于是赶忙给他安排了一个南京刑部主事的官儿，催着他到南京上任去了。赶走了张璁，杨廷和等才得安下心来，不断地和嘉靖在兴献王妃进京的仪节上进行磋商。

杨廷和等人和嘉靖进行了多次磋商，最后彼此的意见才逐渐接近。嘉靖认为，他的父母只被称为兴献帝和兴献后，意有未足，觉得在帝、后之上还得加上“皇”字。称为兴献皇帝和兴献皇后，那才见得完美。至于兴献妃入宫的仪节，他认为，从中门而入和谒太庙这两点是必不可缺的。所有这些，杨廷和等都认为太过逾礼了，但是因为嘉靖抱了个如不依他宁愿退位的主意，为了避重就轻，他们不得不予以曲从。只是在要加“皇”字的这一点上，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也得顶住。于是杨廷和与蒋勉同向嘉靖奏道：“汉宣帝继孝昭后，谥史皇孙、王夫人曰悻考、悼后；光武帝上继元帝，钜鹿、南顿君以上立庙章陵，皆未尝追尊。今若加皇字，与孝庙、慈寿并，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臣等不得辞其责。”在这里，杨廷和与蒋勉使出了他们最厉害的、也是最后的一招：自请罢斥。自请罢斥，原是久已有之的做法，但因历时已久，它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到了明代，它已可表示很多的意义，有多种运用的方法。譬如，偶一不慎，把某件事办坏了，来个自请罢斥，可以既见自己知罪，却还表现出可以知而不论的意思。如果为人奏劾而自请罢斥，则是用以见出气愤，所想得到的却是加以安抚，或是温旨慰留。君臣之间如发生了深刻的分歧而自请罢斥，则是表示激烈的坚持，不依所请，当真就要掼纱帽了。杨、蒋二人这一次的自请罢斥，就是显出来有“不合则去”的那一种。这一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时上疏请留的人竟多达一百多人，疏中还都说到了称皇非是，杨、蒋必当慰留。在这样的来势下，嘉靖只好暂且妥协，下诏慰留杨、蒋，并且申明以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使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事情实在是决而未决，首先是因嘉靖很不甘心，他最恨杨廷和，觉得竟有那么多人上疏来和他作对，完全是由杨廷和扇动起来的。这口气嘉靖并不想忍下，他一定要设法把那些人拆散，这种什么都得由杨廷和做主的局面，再不能让它总是不变了。使事情决而未决的，另外还有个原因是来自张璁，他被迫出京也很不情愿。他觉得他的论疏已经得到了嘉靖的欢心，以前萧鸣凤预言的他能骤然而贵的话，好像已经有了一点苗头，这条路，他应照直走下去才是。他在南京刑部里还结识了一个也是身为主事的桂萼，他们不但很谈得来，而且桂萼也是在议礼这件事上留了心的，他也认为，从这条路上，可以尽力闯一下。桂萼是江西安仁县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的进士，因为名列三甲，已经没有被选为庶吉士的可能，只做了个榜下即用的江苏省丹徒县的知县。桂萼这人志大才疏，生性又颇刚傲，惯于使气，因而和上官的关系总是搞不好，他到南京为官，便是几经波折，最后给挤到这个冷板凳上来的。桂萼比张璁更狡谲，他也早看上了“议礼”是一条捷径，又听说张璁已经上过疏文了，并得到了赏识，劲头儿就更大了，于是他便开始和张璁合作，一面共同研究历代入继为君的诸般史实，一面加意留心，看京中有些什么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

张璁和桂萼，共同在南京研究了两年，在有关入继为君的种种问题上阅读了很多的史籍，他们觉得不论谈到这一方面的什么问题，都能从容应付了。关于京中的情况，经多方探索、联系，他们觉得情况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如今他们已经不是很孤立的了，在议礼方面，现在又有了霍韬、席书和方献夫等几个人，也是站在嘉靖这一方的。当然，他们也是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被当成了逢君干进的小人。这些人虽然都著有论疏，但敢于把疏文递进去的，却只有霍韬一人，而他的疏文一经递上，也就被逼得只好谢病回籍了。方献夫和席书，他们的论疏虽已写就，但都没敢上递，倒是因与桂萼素有书信往来，把疏文都寄给了他。他们又告诉桂萼，近来皇帝好像又有些动心，似已有了想把谢病回家的霍韬重新召回的意思。还有件更重要的事，便是阻力最大的大学士杨廷和，已经由于议论未合，致仕而去，朝中也有些松动了。张、桂二人仔细研究了这些讯息，一致认为时机确实已到，于是决定先由桂萼上疏，再论继统与承嗣有别，同时还把席书和方献夫的两疏也都附上，并说愿将他们的疏文都交付礼官，如有必要，他们还可以入京与礼官面质。

嘉靖在这两年里，也读了些有关这一方面的书，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并不像廷臣们所说的那样，尊崇生身父母乃是偏重私恩，有违古训。他的自信日增，所以在看了桂萼的疏文后，很想把张璁、桂萼、霍韬等都召进京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恰在这时，嘉靖又收到了桂萼的第二疏，还有张璁的另一疏。张、桂二人在疏文中，所说之意极相近，他们都认为嘉靖入承大统，乃是本诸“兄终弟及”的古礼，高皇帝法前王，在他的《祖训》里也说过此事，这根本与那种为子为后之说毫不相干。现在主要的争持之点应是以生父为皇考，而不是在名号上做什么文章，由王而帝，又由帝而皇帝，其实都是些末节，最要紧的倒是这本生父之称，首先要去掉，不然则是，“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义安在，”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本生父”这个称呼，嘉靖早就感到不快了。因为他自嗣位以来，要以明孝宗为父，并称之为皇考，所以他的生父，便被定称为“本生父”，用来作为区别。他很不愿意这样，但又无法可想，只好强自忍着。如今看到了张、桂二人的疏文，才觉得，这些都是多余的麻烦，若按他们所说的来办，便什么事都没有了。他迫不及待，马上便下诏，命张、桂二人从速入见。

在这期间，嘉靖还有一件烦恼的事，便是他想为他的父亲兴献王建庙的事又受到了阻拦。反对建庙最激烈的一个人，就是大学士蒋冕，他不但以天变为戒，而且最后还力请致仕，表现出自己的坚决。嘉靖原来就认为，蒋冕是和杨廷和一个鼻孔里出气的人，他惯于以求去为武器，使嘉靖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意见，并予以温谕慰留。如今在建庙上他又用这一手来要挟，嘉靖觉得，实在不能够再忍，便不再予以慰留，任其致仕而去了。另一个激烈反对立庙的人，是编修邹守益，他不但反对为兴献王立庙，并且还认为称他为皇考也不该。嘉靖认为邹守益人微言轻，对之不屑一顾，径直便把他投入诏狱究治。另外还有修撰吕柟，御史段续、陈相，吏部员外郎薛蕙等人，也都因上疏攻击张璁和桂萼，被嘉靖投入了诏狱。

那时蒋冕已经离开内阁，阁中只留有费宏和毛纪二人了，费宏早在正德六年（1511）便曾入阁，但是到了正德九年，却为钱宁所陷，因而致仕家居。他重新入阁，是在正德十六年，明武宗已经去世，明世宗即将入京嗣位时，又被召回的。他重入阁时因资历略浅于杨廷和，所以只任次辅，杨廷和致仕后，费宏便继之而为首辅。费宏为人平易，对于议礼，他既不像杨廷和那样，处处以自己的见解为是，但又并不随声附和。毛纪是跟在杨廷和后面，依据旧说坚持过一番的，如今也正在亟亟求去，对于诸事已全无心过问。所以这时的内阁虽说尚有两人，但实际上在理事的，却只有费宏一人。由于费宏办事随和，他和嘉靖很快便达成了协议，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又将已被称为兴国太后的兴献妃，也加上了尊号，称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那时张璁、桂萼虽然都已被召，但是尚在途中，费宏认为既然尊号已定，再召张、桂入京已无必要，嘉靖认为实际确也如此，于是便命张、桂二人仍回南京。张、桂二人是在入京的路上接到命他们回南京的钦命的，但是他们却不想听命，因为他们都认为，此番进京，应是他们的飞腾之始，如何肯就此罢休？他二人计议了一番，便飞速回奏道：“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他们这样一说，使嘉靖的心又活动起来，不但重又让他们进京，而且还派了人去迎候他们，以便可以尽速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