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依然倔强地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僵局无法结束。

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这时有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让不让梁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补充道：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参加。

当高岗宣布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的举手时，带头举手，政府委员中的委员也举了手。边举着手，边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高岗接着宣布不赞成梁讲下去的举手，到会者的大多数，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立即举起手来。梁还想再说一句话，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僵局就此结束。

从此，梁漱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的指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梁漱溟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也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五、长子一席话，惊醒梦中人

同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并得到如此窘迫的结局，心情郁闷那是自然的。但同时梁漱溟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倾心拥护领导，只不过提了那么一点善意的建议，即使说是批评，但从自己内心也并非恶意，何以招致负责人的如此恼怒，以致联系历史对自己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自己究竟有什么错？错在哪里呢？

过了两天，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长子梁培宽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看法。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

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还记得l950年你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吗？早在那次你就向领导党毫无顾忌地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了。我还听说你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过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你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一些发言，或与谈话，或给写信，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一种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即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梁培宽的上述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精到的。那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前后，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对于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于工业化建设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即使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少分歧意见。其中认为中国人民经历了太长时期的战争苦难，“一五”计划应多发展投资小见效快并有益于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轻工业，改善农民贫苦困境的主张，是一个重要的分歧意见。自命为新政府体制之外并提出“农民问题”的梁漱溟，正是上述分歧意见的党外代表，而他的“九天九地”说又触动了最不愿意受到损害和最不能容忍受到损害的工农联盟问题。所以，在争执中，想缓和下来，说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但同时强调“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再联系所说的“梁漱溟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这句话，我们就能看出，批评梁漱溟并不是针对梁漱溟个人，而是借此统一各界人士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认识和统一制订“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我们知道，是非常善于抓典型促全局的。梁培宽的“不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的一切为了当前国家大业，而没有其他”的分析，或许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思。

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梁漱溟与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帮助梁漱溟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引起梁漱溟深深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番话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他在当天日记中情不自禁夸奖两个儿子：“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

六、30年之后的感悟

“顶撞”事件发生后，令梁漱溟百思不得其解的，或许还有下面的东西:

从个人关系来说，梁漱溟当时自认为和相交已久，是的老朋友。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难同当，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但当时的梁漱溟在气头上大概忘记了一句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今时不同往日。今日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党和国家的第一领导人，是人民心目中的伟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管是对还是错，大多带有政策性质。梁漱溟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中国、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争是非，不给转圜余地，是必定要引起人们公愤的。

梁漱溟的好朋友李济深、张澜等，知道梁漱溟性情犟，事发之后，在向给梁漱溟求情的同时，也通过不同方式劝说梁漱溟不要使领袖面子太难堪，要适度检讨自己的问题。于是在各方面劝说下，梁漱溟终于放弃自己先前几十年特立独行的所谓骨气，除了检讨外，不断以不同方式向等领袖示好。

兑现了他的承诺：梁漱溟自1953年9月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4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此后数十年间再也无缘像先前那样与当面侃侃而谈，献计献策了。

应了那句“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的话，1976年逝世，梁漱溟仍然健在，且高寿到1988年。

1983年，90岁高龄的梁漱溟来到的故乡湖南韶山，参观故居。他站在的故居前，见故居地道的农舍房子，想起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这位老人的心情犹如打翻了五味瓶，突然感悟到自己首先没有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没有站在国家一穷二白的高度上全盘布局的“雅量”。而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再三用话语“逼迫”作自我批评，也太目中无人，意气用事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一个吃五谷杂粮的有血有肉的人。自己是“士可杀不可辱”，但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看，自己咄咄逼人的话语是不是也是一种挑衅呢？能够在自己顶撞的情况下，一再同意自己发表不同意见，难道不是一种大的“雅量”吗？梁漱溟主动地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争论的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说到这里，梁漱溟伤心不已，眼圈儿都红了，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

如果泉下有知，或许也会感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