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红色传奇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红军官兵与当地群众一道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敢创新路，依靠群众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

井冈山上的毛委员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们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毛委员”。

当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扎根在井冈山上后，为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毛泽东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脚印，也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拒绝坐轿子

1927年的秋收时节，一场暴动正在暗地里秘密筹划着。毛泽东为了这次暴动，一直在各地不停地奔波。由于长途跋涉，他的脚磨出了水泡，又磨破了皮。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毛泽东忍痛行走，从不叫苦喊疼。

一天，毛泽东随大部队向前行进。此时，他脚上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为了不让大家分心，他一直没把自己的脚病告诉旁人。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每走一步，就感觉万箭穿心，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疼痛难忍。他的步子越来越沉……

“不好了，毛委员晕倒了！”一个士兵发现了毛泽东的异样，慌张地叫道。

大家一听，连忙围上来。随行的医务人员，为毛泽东诊断了一下，安慰道：“大家不要慌张，毛委员问题不大。不过，他这脚上的伤再不处理的话，恐怕整条腿就要废了。”

啊？大家十分诧异，从来没有听说毛委员身体不适啊。大家望着毛委员肿得像大馒头似的脚，难过地低下了头。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毛委员更是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他们心里清楚，毛委员是不想让大家担心。

“毛委员怎么还没醒过来？”一个士兵关切地问道。

“别担心，毛委员这是劳累过度，再加上脚伤，难免会这样。休息一会儿，自然就醒过来了。”医务人员解释道。

看着毛委员憔悴的模样和严重的脚伤，大家决定，为毛委员做一顶轿子。于是，大家分头行动，在毛委员苏醒前做好了轿子。

毛泽东醒来后，心领了战士们的好意，但拒绝自己坐轿：“大家都是一样的，哪有一受伤就享受特例的。我不扛枪也不背子弹，空手行走已经够照顾我的了。这轿子，我说什么也不能坐。”大家还想劝说，但见毛委员神情严肃，便放弃了。他们打算明天一早，在部队行军时再劝一劝毛委员。

结果，第二天一早，毛委员一瘸一拐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看着毛委员艰难的步伐，战士们既心疼又感动，纷纷挺起腰杆，跟随毛委员，大步向前走去。

为老百姓挑水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军在井冈山为百姓们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百姓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此外，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帮助当地行动不便的村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天傍晚，红军家属杨大娘，从地里干活回来，准备挑水做饭时，发现水缸里满满一缸水。她心中十分诧异，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了。每次水缸的水快用完时，水又自动满了。杨大娘的老伴去得早，大儿子又去参军了，家里就只剩下她和十一岁的小儿子。

“毛毛，下午是你挑的水吗？”杨大娘问小儿子。

“不是我呀！”

哎，那就奇了怪了？杨大娘越琢磨越不对劲，于是跑到村长家里问道：“村长，你派人给我家挑水了吗？”村长被杨大娘这么一问，都糊涂了，挠着头发说：“没有啊！”

杨大娘听了之后，越发地感到奇怪了。这究竟是谁在做好事呢？她回到家，思来想去，决定明天“抓”到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

第二天，杨大娘在家洗洗涮涮，不到下午，一满缸水又用光了。她特意不下地干活，也不去挑水，搬了个板凳，坐在门口，开始纳起鞋底来。她一边干活，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等了一下午，杨大娘始终不见人影。太阳快要落山了，杨大娘正打算自己去挑水，突然听见后院有水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赶紧跑到后院，正好与出来的人撞了个满怀。她顾不上疼痛，抬起头来一看，愣住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呀，这不是毛委员嘛！”

那个人也呵呵地笑了。

三次历险

毛泽东一生历险无数，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至少经历了三次险境，每次都是险象环生，甚至是九死一生，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一、大汾劫难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的茅坪“安家”，建立了后方大本营后，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扩大政治影响，但刚下山不久，就遭到了一次大的打击。

当部队打游击到酃县的水口时，获悉湖南茶陵县敌军的两个团向水口扑来，毛泽东当即决定将部队两个营的兵力分成两路：一营直插茶陵，待迫敌回撤后，返回茅坪；他亲率团部和三营折入遂川境内，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10月22日，毛泽东率队到达遂川西部的大汾镇时，遭到了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萧家壁的突然袭击。萧家壁，人称“萧屠夫”、“萧阎王”，此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听说工农革命军到了他的地盘，遂扬言要把革命军赶走，如果不走，那就拔刀相见。

是夜，井冈山上，冷风嗖嗖，寒气逼人。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刚进入梦乡，萧家壁纠集了三四百团丁突然发动袭击，打了工农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当即命令三营向敌人回击，抢占被敌占领的制高点，自己亲率团部绕到敌人后面，欲与三营前后夹击敌人。

战斗越来越激烈，革命军鞍马远征，十分劳累，加之人生地疏，仓促应战，难以抗敌，同时团部与三营因敌阻隔，夹击敌人的计划落空，毛泽东不得不下令撤退，往山沟沟里钻。此战可谓溃不成军，三营也不知去向，后来才得知三营在匆忙中退出战斗，因崇山峻岭，不明方向，向南转到桂东去了，后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到12月离开朱德部，赶回井冈山，归还了建制。

当时部队被打散，毛泽东的身边只有三十余人，战士们愁眉苦脸，不免有些泄气。要吃饭时，因为炊事担子跑丢了，几个战士只好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就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毅然站起身来，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说罢双足并拢，身子笔直，头一个站好。毛泽东的举动感染了战士们，大家陡然生出战斗的勇气，从地上一跃而起，按照连长曾士峨的口令入列。接着，后面的队伍也赶了上来，陆续聚集了不少人马。

大汾劫难，是毛泽东自三湾改编后上山遇到的第一次险况，但他不慌张，沉着应战，即使在大家信心低落的时候，他仍然能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大汾劫难后，毛泽东率领着这支“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革命队伍，踏着茫茫夜色，继续新的征途。

1949年秋天，井冈山获得解放。负责清剿匪徒的解放军正是由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红三十一团衍变而来，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将萧家壁捉拿归案，萧家壁最终没有逃脱被人民公审、被枪决的命运。

二、被误传“开除党籍”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始了武装割据，是在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立红色政权后，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但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他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顶头上司”的姿态，先是批评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周鲁接着传达了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结果他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最后，周鲁又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前委，另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

周鲁的误传，对毛泽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如果因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而开除出党的话，这必将演出中共历史上的一出悲剧来。

我们知道，一个党员干部，一旦被开除党籍，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了！

对于误传的中央指示，湘南特委没有认真分析而是机械地执行，毛泽东被迫将部队调往湘南，先是策应湘南暴动，而后迎接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在召开的两军会师大会上，毛泽东特别高兴，破天荒地挎上驳壳枪，来到朱德面前，还诙谐地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时隔28年，即在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还谈起此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又不能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被误传“开除党籍”，可以说是他在井冈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遭遇。尽管被误传，但毛泽东依然能化险为夷，不过化险的“办法”不是他，是“时间”，因为部队开往湘南途中，到达湖南酃县中村时，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知道了只是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不是开除党籍，他心头的阴影终于一扫而光。

三、圳下遇险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小行洲出发，风雪下井冈，向赣南出击，目的是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但红军主力下山，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必将经历一番苦战，毛泽东也经历了他刚下山不久的第三次大危险。

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夜宿在寻乌县吉潭镇的圳下村。圳下村，四面环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地段和一条小河，红四军进村后，军部驻扎在村中心的文昌阁和一个较大的土围子里面，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被安排在村前和村后守卫着军部。

2月2日拂晓，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刘士毅部的先头部队，突然向驻在圳下村中的红四军军部袭击，一时，四面枪声大作，毛泽东与贺子珍由警卫员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军长朱德手提冲锋枪与警卫员杀出一条血路，但跟随他一起突围的、结婚不到一年已有身孕的妻子伍若兰却因腿部中弹，不幸被捕。陈毅在突围中，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一脱，往敌人头上罩去，才得以逃脱。可见当时情形已是万分紧急了！

客观地说，毛泽东此次能够化险为夷，有幸运的成分。当时毛泽东是住在村前的小庙里，并没有宿在军部，因此，敌人先头部队攻进圳下村的时候，实际上已越过他住的地方。设想，如果敌人来的不是先头部队，又如果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没能及时冲出包围圈，而是给了敌人“一锅端”的机会，那么中共的历史必将改写了。所幸的是，历史并不能假设。

圳下村遇险，是红四军下山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困难。部队损失惨重，官兵忍饥挨饿，又无歇脚之处，伤员剧增，却无处安置，弹药耗尽，且无从补充，士气相当低落。毛泽东在3月20日给中央报告中称当时“是我军最困难的时候”。

虽然如此，但红军仍是一支有力量的部队，当红军进抵瑞金县北大柏地时，毛泽东、朱德率领官兵，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对尾追之敌刘士毅部给予猛烈打击，使其不敢再追。大柏地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士气高涨。后来，在1933年的夏天，已被调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路经大柏地，看到雨停虹现，夕阳在山，他触景生情，欣然写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回忆起“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壮丽场景来。

毛泽东对井冈山是情有独钟的。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但却常常勾起他太多的回忆。1965年5月，在阔别38年的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处于激动与兴奋中，他以诗人的壮丽情怀，写下了两篇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在后一首诗词中，有“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的感叹。

井冈山上结情缘

1928年5月22日这一晚，茅坪的牛亚陂村热闹非凡。一户人家的家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还时不时地传出几声恭贺祝福之词。这家有什么喜事呢？

原来是身为前委委员之一的余贲民与桃寮村的一位姑娘喜结连理。席间坐着毛泽东、朱德、陈毅、伍若兰、贺子珍等十来号人，他们都是来向余贲民道贺的。大家一边喝茶一边高兴地谈笑，空气中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氛。

这时，袁文才突然转向毛泽东，当着大伙的面，郑重其事地说：“毛委员，哪天我们喝你和子珍姑娘的喜酒呀？”

他这一问，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身上。众人只见毛泽东有些错愕，贺子珍则满脸通红，娇羞不已。

“毛委员，还等什么呀？”性情豪爽的王佐也在一旁嚷嚷着。

“就是就是，你和子珍姑娘情投意合，你身边也缺少个人，娶了子珍姑娘正好两人有个照应嘛！”众人纷纷劝说起来。

两人在大家的极力撮合下，变得愈加难为情起来。毛泽东看向贺子珍，贺子珍也看向毛泽东，两人眼里释放着含情脉脉的光芒。毛泽东的目光似乎在询问贺子珍的意见，贺子珍也感受到了毛泽东的温情，羞答答地点了点头。

“子珍妹子已经点头了，毛委员的意见呢？”坐在贺子珍身边的伍若兰察觉到变化，抢着问道。

“好嘛，好嘛，就依大家。不过，我希望一切从简。子珍，你觉得怎么样？”毛泽东说完，看着贺子珍。

“润之，听你的！”贺子珍说完，把头一低钻进了伍若兰的怀里。

看着两人羞红脸的样子，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毛委员和子珍妹子的婚事，就由我和王佐老庚来办。地点就选在象山庵，怎么样？”袁文才自告奋勇地说。

毛泽东和贺子珍点头答应了。众人又哄笑起来：“好嘛，刚喝完老余的喜酒，又有喜酒要喝喽！最近的喜事还真不少！”

经过袁文才和王佐的一番张罗，5月28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仪式上，没有鞭炮，没有锣鼓，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穿着平时的衣服，喜笑颜开地为大家发喜糖。大家齐聚在饭桌旁，共同举杯，为毛泽东和贺子珍这对新人祝福。五月底，天渐渐暖和了，山上的杜鹃花争相怒放，映红了山冈、映红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脸颊……

毛泽东和贺子珍为什么会同意将婚礼定在象山庵举办呢？

因为，这里是他们俩定情的地方。

故事还得从两人第一次见面说起。

在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茅坪的那天，毛泽东就见到了“井冈山才女”贺子珍。她随袁文才等人站在村口，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身为永新县委妇女部长的贺子珍时，毛泽东眼前一亮，他的心被气质非凡的贺子珍打动了。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人的心中已深深地埋下了一丝情愫。

初次见面，贺子珍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身边人那里了解到，贺子珍是永新著名“贺氏三兄妹”之一。其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均是永新县委的成员。贺子珍为了躲避县城敌人的追捕，来到井冈山上，结识了“绿林好汉”袁文才。后来，她索性留在了山上，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宣传队长。

1927年11月初的象山庵会议上，贺子珍独到的见解，与毛泽东的所思所想不谋而合。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好感更增加了一层。但两人始终没有太多交际，促成他们两人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袁文才和王佐。

那时，袁文才已经在革命军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农民自卫军的改编。但是王佐还不能完全相信工农革命军。为了改变王佐的看法，袁文才提出了让毛泽东娶贺子珍，做井冈山女婿的想法。这一建议，得到了王佐的赞成。他乐颠颠地开始了“月老牵线”的工作。找准机会，王佐向毛泽东推荐了贺子珍，希望毛泽东能接纳贺子珍这个秘书。

毛泽东知道王佐的心思，所以并没有正面拒绝。当他看到贺子珍秀气端正的笔迹以及优异的语言天赋后，心里暗暗称奇。当他外出进行农村调查时，便带上贺子珍，一来可以多个翻译，二来可以多个秘书。在农村调查期间，贺子珍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活泼开朗的性格，都让毛泽东颇为欣赏。

结束农村调查后，毛泽东回到象山庵整理资料，贺子珍亦欣然同往。白天，他们两人一个整理文稿，一个进行誊写，配合得十分完美。写累了的时候，两人就停下来说会儿话，或者到外面散散步。大概是相处的时间久了，暗生情愫的两人对彼此的好感都更近了一层。

袁文才和王佐得知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在象山庵上定情后，十分高兴。王佐欣然接受了改编，将旗帜倒向了工农革命军这一边。

因此婚礼仪式上除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感到幸福、高兴外，就数袁文才和王佐最为高兴。他们两人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缘，也促成了工农革命军与当地农民自卫军的紧密团结，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

朱总司令在井冈山

朱德率领参加南昌起义的余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胜利会师后，朱、毛两人对两班人马进行了整编。朱德任军长。此后，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直亲昵地称朱德为“朱军长”。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朱德也留下了不少故事。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朱德的扁担”故事外，还有许多展现“朱军长”严于纪律、爱护百姓的故事。

朱德的扁担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根普通的扁担。这根用竹子制成的普通扁担背后，却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它，是朱德用过的扁担，上面依稀可见“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几个大字。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和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看到革命军发展的良好势头，蒋介石慌了。他立刻命令湘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会剿”，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困在山上，活活饿死。

井冈山历来“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红军数量剧增，吃饭问题成了首要的问题。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红军开始动员和组织当地的百姓上山送粮，此外，红军也亲自下山挑粮。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才能与敌人一战到底。

下山挑粮，成为那段时间红军每天的一项必要工作。

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山岗上，给严寒的冬天带来些暖意。站在山头往下望，几条下山的小道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他们便是下山挑粮的红军。只见他们走在蜿蜒盘曲的山路上，迈着矫健的步子，口中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上山。他们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布袋，有的甚至将裤子当做装粮的工具，扎住裤腿，装满粮食，搭在肩上，走在队伍中。

在这条长长的队伍中，有一位年纪最大、官阶最大、挑着最多粮食的人，他就是朱德军长。已经四十多岁的朱德军长，不仅把自己的箩筐装满了粮食，还搭上了一条装满粮食的口袋。即便这样，他依然步子稳健，常常把年轻的战士远远甩在身后。战士们打心眼里佩服朱军长，但也十分担心他的身体。

作为军长，朱德不仅每天要研究战情，制定部队的作战方针，还要来回奔波在山路上挑粮。任谁看了，都觉得实在太操劳。可他总是笑呵呵，不当回事，总说要和大家一样平等，不搞特殊化。

这天，朱德又和大家一起下山挑粮。途中，大家在黄洋界的一棵荷树下休息。趁着朱德和大伙儿开玩笑的工夫，粟裕悄悄地和几个战士商量着，晚上去军长家时趁机偷走他的扁担，让他明天没法下山挑粮。

累了一天的战士们终于把粮食挑上了山。粟裕等人跟着朱德回到了驻地，嚷嚷着要去朱德住的地方参观一下。朱德欣然答应了。

粟裕一行人跟着朱德进屋，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参观了一下屋子。实际上，他们是看朱德将扁担放在什么位置。他们见伍若兰接过朱德手中的扁担，随便放在了门后，也跟着将自己手中的扁担放在门后。他们大致环顾了一下屋子，就借口离开了。走的时候，他们顺带拿走了朱德的那根扁担。

第二天天刚刚亮，朱德便起床了。他跟往常一样，到门口去拿扁担准备下山挑粮。这时，他发现扁担不见了，询问妻子伍若兰：“你把扁担放在什么地方啦？”

“跟以前一样，放在门后啦！”伍若兰边说边走过去，“咦？怎么不见了？我确实是放在这儿的！”

朱德回想了一下，觉得肯定是粟裕他们拿走了。怪不得昨天晚上嚷嚷着要来参观呢，敢情是来“偷”扁担的。

“算啦，今天就在家休息一天吧。粟裕他们也是好心，怕你身体吃不消嘛。”妻子伍若兰好心地劝道。

朱德没有理会妻子的劝告，转身让警卫员到老乡家买了一根竹子，自己动手又做了根扁担。为了防止粟裕他们再“偷”扁担，他在扁担上刻下了几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接着，他拿着扁担，往山下走去，加入到挑粮的队伍中。

中午，大家走到黄洋界，仍旧在那棵荷树下休息。大家发现人群中又出现了朱军长的身影。看着朱军长身上被压得弯弯的扁担，大家都被感动了。跟随着朱德，大家又充满力量地挑起了担子，往山上走去。

经过军民的齐心协力，热火朝天的储粮运动圆满结束了。井冈山变成了一个充足的粮仓。而朱德扁担的故事也从此传播开来。大家编了一首顺口溜，专门赞扬朱德军长艰苦奋斗、与大家同甘共苦的革命情怀：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军民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儿童团“抓”朱军长

在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中，我们都能见到“儿童团”这个特殊的团体。之所以说它特殊，主要原因是它的成员都是一个个年纪小却十分机灵的孩子。他们常常在村头或者野外，扮演站岗放哨、通风报信的角色。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这么一个儿童团。他们在站岗放哨的同时，与朱德军长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为了应对敌人的各种“进剿”、“会剿”，朱德常常要工作到深夜。甚至有时候会通宵达旦。

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熬了一宿的朱德走到外面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满怀心思，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军队的驻扎地。他想进去，看看士兵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谁知，竟被儿童团给拦住了。

“站住！请出示路条！”为首的一名儿童团团员用警戒的口吻喝道。

朱德微微一笑，说：“小同志，我出来得匆忙，忘了带路条。我是朱德，麻烦让我过去吧！”

朱德原本以为，几个小孩听到“朱德”的名字，会通情达理地放他过去。可他这一次想错了。

“不行，想要过去必须有路条，这是规定。我们哪知道你是不是冒充朱军长？”几个小孩不依不饶。

朱德叹一口气，说：“那我还是回去吧！”

“不行，这里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我们团长有交代，一切可疑的人都要抓起来，带回去问话。”为首的小孩不管朱德同不同意，便吩咐手下的两个小孩，将朱德绑了，送到乡镇府。

朱德听从儿童团的命令，跟着他们来到乡镇府。两个小孩找到团长，对团长说：“团长，我们抓到了一个坏蛋，请首长处置。”团长一看，原来是朱德。他赶紧迎上去，为朱德松绑，笑着说：“朱军长，实在对不住啊。这几个毛孩子没见过您，居然把您给‘抓’了！”

朱德爽朗地笑道：“哈哈哈……不错了，这足以证明咱们儿童团恪尽职守，坚守岗位，都是好战士啊！我这军长也不能违反纪律！”

原本等着夸奖的两个小孩，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抓来的人还真是朱德军长。随即，两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低下头笑了。

修造“红军桥”

井冈山脚下有一座美丽富饶的陂下村，村里有一条富水河，河上有一座石头砌成的“红军桥”。这座桥连着村子和村外的稻田。据说，这座“红军桥”是因为当年朱德军长许下的承诺而建造起来的。

每年夏天，老一辈的村民都会坐在桥头，望着那绿油油的稻子，向儿孙小辈们讲起当年的那个故事……

那一年是1931年，那时候的富水河上没有桥，村民们每到农忙季节，家家户户都会摇着小船到对岸的田里去忙碌。事实上，这样费时费力非常不方便。

后来，陂下村来了一路红军，他们驻扎在村子里。闲暇时分，红军总是会帮助村里的村民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村民们对那个为首的将领十分敬爱。大家都亲切地唤他“朱老总”。公务繁忙的时候，朱德就在屋里办公，研究作战方针；闲下来的时候，他会主动到老乡家里干农活，和他们拉家常。乡亲们都称赞他：“朱老总没有一点官架子！”

一天，朱德带领几个战士，跟着乡亲们到河对岸收稻子。他见大家都只能靠小船渡河，不仅慢，还不安全。当晚，他就召集人开了一个小会，商量着给村里人搭座桥。大家一听，认为这是件好事，纷纷表示赞同，并研究了具体的施工方案。

第二天一早，红军在朱德的带领下，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村民们听说，朱老总正带人建桥，纷纷赶来帮忙。大家挖地基，砍来木材，一锤子一斧头地干起来。哪怕身上磨破了皮，哪怕汗水浸湿了衣裳，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傍晚时分，一座结实的木桥搭成了。望着这座桥，大家心里都乐开了花。

乡亲们为了感谢朱德，感谢红军，都不约而同地称这座桥为“红军桥”。

后来，朱德率领部队离开了陂下村。走的时候，他对乡亲们说：“等以后，我们自己的国家建立后，一定要为你们建一座更加坚固的石桥！”

朱德没有食言，他兑现了当初对陂下村老百姓许下的诺言。建国后不到一年，陂下村的新桥就建成了。消息传开后，村民们无不欢欣鼓舞。

彭老总“三进三出”井冈山

1929年初，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大雪的井冈山，此时已白茫茫一片。一支队伍慢慢地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他们大多人只穿着单衣，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士兵们个个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上。还有一些伤残战士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

这支部队是彭德怀带领的红五军。他们在井冈山失守后，正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荆竹山方向突围。由于敌人在下山的几条道路路口设下埋伏，红五军不得不在当地一个向导的带领下，从悬崖峭壁处缓慢下山。一路上，山路难辨荆棘遍生，战士们的衣服被刮破、身体被刺伤，在刺骨寒风的吹拂下更让人心生寒意。

从突围开始，大家几乎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又累又饿。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耗尽他们全身的力气。整支队伍显得疲惫不堪。晚上，他们在深山老林里找不到宿营的地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不能生火取暖，只能蹲在原地，忍受着风雪的肆虐。

面对这样恶劣的条件，队伍中已经有了军心涣散的苗头。为了稳住军心，为了激励大家，彭德怀和党代表滕代远亲**问战士，鼓励他们坚定革命意志，坚定突出重围的信念。

这一路，红五军多次遭遇敌人的突袭。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彭德怀带领战士们浴血奋战，几经艰险，终于在2月上旬，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最初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千余名战士，这时仅剩下三百余人。

看着眼前这支士气低落、残缺不全的部队，彭德怀内心十分难过。他想起一年前率部上井冈山的情景。

在上井冈山之前，彭德怀率领北伐军独立第五师发动兵变，举行平江起义，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彭德怀率部占领平江的消息震动了敌人，他们立刻调来了三个师的兵力对平江进行反扑。无奈，敌人的火力太猛，仓促应战的红五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退出平江来到湘鄂赣边界进行游击战。直到中共湖南省委发来指示，他们才得以化险为夷。

那么，中共湖南省委发来的是什么指示呢？

即命令彭德怀率部转移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得到这一指令的彭德怀考虑到眼前的情势，当即决定率部前往井冈山。不过，他们上井冈山的过程也颇为曲折。

1928年9月初，红五军从平江的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挺进。他们一路上受到敌人的前堵后追，部队兵力损失严重。尤其是到万载县大桥时，突然遭到敌人伏击，战士死伤众多，军需物资丢失殆尽。没有了粮草，部队再次陷入困境，彭德怀只好带领部队退到修铜边界一带进行休整。

红五军首次上井冈山没有成功。

9月下旬，红五军准备第二次上井冈山。这一次，彭德怀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以声东击西的方法，终于躲过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地将部队带到了莲花，并成功地与何长工率领的两个营会合。然后，红五军又经过永新、三湾等地来到新城。此时，已经到了1928年年底。

12月11日，闻讯赶来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来到新城，在红四军军部驻地城隍庙前面，等待着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的到来。

两军相见后，大家热烈地握手，亲切地交谈，一片欢声笑语。红五军把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草鞋、袜子和布匹等物品送给红四军。作为回礼，红四军送给红五军一些弹药。场面十分融洽、感人。

此后，两军举行了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会场上，一副字体苍劲有力的对联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在新城，迎新年，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如今，身处困境的彭德怀还记得当时红四军军长朱德在会上说的一番话。朱德说，半年前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今天我们又和平江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现在三支队伍合在一起，这个力量是多么地强大啊！今后，我们的队伍会更加强大，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的！

可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被敌人占领了。他的内心痛苦万分，一时又没有办法，只好从山上突围下去，到赣南找红军主力。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将失守的井冈山从敌人手里夺回来！

红五军在辗转赣南的途中，奇袭于都，消灭了千余敌人，缴获了大批物资和弹药，赢得了突围后的第一场胜仗。

1929年4月1日，红五军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劫后重逢的场面令许多人都唏嘘不已。好在革命的火种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休整了一个月的红五军，在前委的指示下，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再一次杀回井冈山。只可惜，还未等红五军站稳脚跟，湘赣敌人又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扑了过来。为了避免重大伤亡，红五军不得不再一次离开井冈山，转战湘鄂粤赣边界。

6月底，红五军从湘粤赣边界再次返回井冈山，并攻下安福城，给敌人以重创。一时间，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局面大好，振奋了当地一大片群众的信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8月7日，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特委的要求下，离开井冈山，前往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没过多久，红五军在湘鄂赣地区收复了永新、宁冈、莲花等地，武装割据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自此，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边界的红旗越来越多，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彭德怀率部“三进三出”，为井冈山的巩固和发展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边界红旗始终不倒”的大好局面。

“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1972年，共和国的开国元帅陈毅不幸逝世。

得知这一消息的毛泽东，不顾自身身患重病，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下定决心到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既激动又担忧。激动的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们又能见面了；担忧的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他命人做好相关准备，陪同陈毅的夫人张茜等候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休息室，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不一会儿，毛泽东到了。周恩来、张茜等人迎了上去。毛泽东紧紧握住张茜的手，感慨地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的这席话，让张茜听了之后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主席，您老人家身体不好，为什么还坚持要来呀？”张茜问道。

“要来呀，一定要来的。陈毅同志可是我在井冈山时的亲密战友，我来送他最后一程。”

在场的人听了他们的对话，无不感动得落泪。

望着殡仪馆中陈毅的遗像，毛泽东泪眼模糊，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井冈初逢

陈毅随朱德上井冈山后，首次接触毛泽东，便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佩之情。他自始至终拥护毛泽东，走正确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会师以后，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他和朱德一起辅佐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这样说，在井冈山斗争中，朱德在军事上辅佐了毛泽东，陈毅则在政治工作上辅佐了毛泽东。在政治工作和维护部队内部团结方面，陈毅都是模范。

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发现南昌起义部队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仗，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他们嘲笑秋收起义部队是湖南的学生兵，文质彬彬的。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的作风重，纪律差，是“油子兵”。这两个来源不同的部队，有时出现不团结的苗头。于是，陈毅向毛泽东建议，对部队实行改编，两个部队的干部互相交流一下，特别是对南昌起义的部队，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认为这是加强两军团结、巩固部队的重要组织措施。

陈毅亲自抓各部队的士兵委员会，经常把士兵委员会的骨干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课，宣传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任务，官兵一致的原则，特别注意宣传两军团结的重要意义，并以身作则做团结的模范。

龙源口大捷、红军攻入永新城之后，红二十八团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武器弹药。可三十一团在茶陵高陇战斗中，弹药消耗较大。于是，陈毅建议，应该给三十一团补充弹药，支援他们一下。但是很多同志想不通，特别是当时担任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的林彪叫得最凶。他说：现在要比赛，各缴的武器各带，捉俘虏也是一样，哪个俘虏得多，哪个部队就多补充一点，不要分大户。当时何长工刚调到二十八团任党代表兼士兵委员会主任，他向陈毅反映了这个情况，陈毅当即和朱德商量，召开了各单位士兵委员会负责人联席会议，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会上，陈毅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他说，古代有一家兄弟闹不团结，经常受人家欺侮。一天，父母亲将他们召集到一起，拿来一把箭，先让他们一根一根地折，不一会，箭全都被折断了。接着，又让他们每个人把箭放在一起折，结果，百折不断。这一下，一家兄弟明白了团结起来有力量的道理，以后就再也不互相闹意见了，一家兄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也再没有坏人敢惹他们了。经过陈毅的教育，大家思想很快统一了。会议决定由二十八团拨给三十一团三门迫击炮和两挺机关枪，并号召二十八团的战士每人献出一颗到一排（五颗）子弹，支援三十一团的战友。

那天，何长工亲眼看到二十八团干部、战士，向三十一团运交武器、弹药的动人场面。坝子边上摆着一排大箩筐，二十八团的同志陆续经过筐边，将一排排崭新的子弹投入筐内，有的战士还把自己长期珍藏、磨得铮亮的“家底子”献了出来。三十一团也很感动，他们贴起了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二十八团发扬革命风格，向二十八团学习的话。子弹是战士的**，是用鲜血换来的，没有子弹，一支枪还不如一根梭标管用，献出一排子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这一行动表面上看好像只是给三十一团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实质上更增加了两个团的团结。

在政治工作上，陈毅又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协助毛泽东和朱德对旧军队进行改造。1928年8月失败以后，何长工带二十八团第一营在桂东县城周围做群众工作，后来，奉毛泽东指示，迂回赣南，准备在同白军作战中搞些补充，缴点枪，扩大一下红军。当我部进至大汾、左安一带，遇到了湘军向成杰部毕占云的一个连，就把他们扣留了。毕占云原系川军，他在大革命影响下，对红军有一定的了解，和朱德、陈毅是老乡，曾有过来往，对朱德、

陈毅很佩服。这次扣留了他的部队，官兵表现也好，表示今后一定不与红军为敌。

在请示毛泽东、朱德、陈毅后，前线指挥官决定将他们全部放回。陈毅同志还向何长工交代，毕占云过去和朱德有关系，对待他的部队一是要晓以利害，指出他们与红军为敌是不会有好处的。同时讲明政策，红军是优待俘虏的，让他们成为红军的宣传员。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红军专门杀了一口猪招待他们，让他们住了两天，然后将人枪全部送走。这件事给毕占云部教育很大，临行时，他们连连说：贵军宽宏大量，我们是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了的，今后只要贵军有求于我们的，一定效力。

他们走了以后，朱德、陈毅又指示何长工给毕占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们湘军本来是杂牌军，一向受蒋介石的欺侮，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你们；我们同你们向来无冤无仇，朱德又是你们老云贵军的，你要早定大计，或起义，或继续受蒋介石驱使与红军为敌。毕占云收到信后的第三天就带了一个营，共计一百二十五人起义了，以后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

不久，张渭也从江西樟树镇带了一个营的滇军起义上井冈山了，以后改编为独立营。毕占云带领的一营湘军和张渭带领的一营滇军起义之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研究，认为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有点经验，又把这两个营交给他负责教育改造。毛泽东问他：“你打算怎么搞法呢？”由于这两营起义部队大部都是“双枪兵”，因此，何长工说：“我首先要当戒烟所所长，先要他们戒大烟。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不准抽大烟，红军也没有大烟供给。”

这时，陈毅给何长工出主意说：不让抽大烟一开始可能够受的，为了使事情办得稳妥，最好采取“偷梁换柱”之法，给他们弄点烟叶吸吸。同时，多搞些集体和个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如唱歌，做游戏，讲笑话，讲故事等。毛泽东、朱德也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于是，何长工就带着这两个营来到一处村庄进行休整改造。开始一段还好，过了三个星期可不得了啦，不少人犯了烟瘾，连哭带喊说：“哎呀！我的娘，受不了！”有个烟瘾大的还跑到何长工面前苦苦哀求让他吸上一口大烟，死了也不冤枉。何长工说：“死也要死得光荣，把鸦片鬼的坏名声给你去掉了，家里外头都高兴。”就这样硬是都拖过来了。在这中间，陈毅曾三次来到这两个营看望干部战士，并且作了一次形势报告，对起义部队教育很深。解放以后，毕占云在一次谈话中，谈及这段历史时，还说：陈老总对起义部队作的那个报告，何长工至今还记忆犹新呢。就这样，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具体帮助下，两个营的起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军队了。这些同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大部分同志都为革命英勇牺牲了。

文武全才

井冈山斗争中，陈毅在军事上、政权建设上、发动群众的工作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的坚定执行者。

在军事上，从几个大的战斗来看，陈毅不单是前线指挥员，而且，担任着毛泽东、朱德的参谋长的角色。每次战斗前，陈毅都同毛泽东、朱德一起谋划、指挥。从三占永新城到回师井冈山的三战三捷，都有陈毅的功劳。

新、老七溪岭战斗是1928年6月23日进行的，这是会师以后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同五斗江战斗、一占永新城和草市坳战斗、二占永新城不同，新老七溪岭战斗是一次阵地攻防战。这次战斗是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研究部署的，是朱德、陈毅指挥的。当时，毛泽东带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在永新西乡发动群众，并对永新县城采取佯攻包围的态势，以迷惑钳制敌人，配合新老七溪岭的战斗。

在七溪岭战斗之前，我军正在宁冈整顿。6月22日吃过中午饭以后，接到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说：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已经向龙源口、白口一线展开，你们要不怕疲劳于今晚进入阵地，不要让敌人翻过老七溪岭，否则我们就被动了。朱德、陈毅接信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研究部署。

下午一点多钟，朱德、陈毅召集营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来信，并宣布了具体部署。大家都用记录本记录了要点。朱德讲话以后，陈毅做了动员。他说：敌人对前两次失败还不甘心，又要重新同我们较量一番。这次敌人进攻是狗急跳墙，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打好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就会一落千丈，而我们革命根据地就会保存下来，发展起来。各个部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些，无论如何要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紧急会议开完，临走时，陈毅又特别嘱咐：这一仗肯定是场恶战。你们这次行动不是奔袭，而是和敌人抢夺阵地。时间不多，看谁腿长，谁先抢占制高点，谁就掌握了主动，你们各级党支部都要开会分别向党员和士兵进行动员。

会后，大家来不及侦察地形、道路，匆忙准备了干粮，就命令前卫和担架队出发。朱德、陈毅的军指挥部在新七溪岭，二十八团团部在老七溪岭。陈毅跟朱德赶大路向新七溪岭进发，连夜直奔老七溪岭。老七溪岭竹林密布，古柏参天，山上没有路，只有长满荆棘的羊肠小道，部队一面前进，一面还要披荆斩棘，向前开道。可当时工兵也只有几把砍刀、几把锯子，行动相当迟缓。结果，刚赶到老七溪岭下，敌人却抢先占领了老七溪岭的过路亭，占领了制高点。这时，新七溪岭上已经枪声大作，如果我军不按计划攻占老七溪岭，新七溪岭方面朱德、陈毅指挥的我军阵地就要受到严重威胁。于是，王尔琢团长决定搜索前进，扫清两边，攻占制高点的过路亭。

这时，一营营长林彪把王尔琢团长拉到一边，说：新七溪岭看来已经失守了，我们侧翼已经听到枪声，如果新七溪岭一丢，敌人挺入宁冈，迂回老七溪岭，我们就会被包围，就无路可走了。林彪建议立即向莲花方向撤退。王尔琢团长等一致反对后撤，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攻击老七溪岭，给新七溪岭我军以火力支援。老七溪岭比新七溪岭高一点，攻上山顶，新七溪岭敌人的进攻就会受到威胁。军官们批评林彪的建议实际上是见危不救，临阵脱逃，决定尽速拿下老七溪岭，减少新七溪岭的压力。这时，新七溪岭上，朱德、陈毅正沉着指挥战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的帽子被打穿了，陈毅的衣服也给打破了。但他们仍然活跃在火线上。陈毅一面协助朱德指挥作战，一面用强有力的口号鼓动干部战士，狠狠打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为了尽快取得战果，支援新七溪岭战斗，当时红军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带着两挺机枪，分成七队连续冲击，攻击过路亭，并使用大部队从两面迂回，三营从正面冲击，到十二点终于攻占了亭子，夺取了阵地。敌人一看阵地丢了，撒腿就跑，我军乘胜一直追到下午一点多钟。林彪的一营本来是预备队，负责跟踪追击。可是，敌人败退时，他却把部队集合在山脚下，按兵不动，没有趁敌人大溃败时迅速攻占敌杨池生师指挥所所在地的白口镇。结果让敌人通过白口开阔地边的一个村子，重新集中，组织抵抗，使二十八团受到了一些不应有的伤亡。接着，王尔琢迂回到新七溪岭和龙源口，支援军部阵地。这一仗红军打垮了敌人四个团，歼敌近两个团。

下午四点钟，陈毅到了龙源口，他看见何长工以后，一下子跳下马，高兴地跳跃起来，连连说：“打得好！打得好！”接着他讲了新七溪岭的战况，他说：“我们打得相当激烈，如果你们再迟来半个钟头，我们的阵地就危险了。敌人以为老七溪岭他们已经拿稳了，进攻一次比一次疯狂。”这一胜仗是会师后的三大仗之一。这次战斗，陈毅从谋划部署到战斗实施都参加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宣传员，很受大家尊敬，同志们都称赞陈毅是文武全才。

政工能手

陈毅在军事上是内行，在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更是誉满井冈山根据地。

1932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4日在长岭寨一举歼灭反动派军队一个旅，旅长郭凤鸣被击毙，红军解放长汀城。这时，红四军在长汀城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深入长河县附近农村，分兵发动群众。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在此军事时期，红军必须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坚持游击战，发动群众，务要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会后，陈毅即带第一纵队奔赴三十里外的新桥做群众工作。来到新桥，陈毅不进深宅大院，专门选了共产党员王仰颜家低矮的土屋住下。白天他走遍新桥山山水水，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晚上，松明灯下，在土屋前集合着男女老少，向他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意义。不久，陈毅根据掌握了解的情况，在大岗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陈毅在会上讲话，他说：乡亲们，郭凤鸣被我们消灭了，土豪劣绅、地主老财没有靠山了；朱毛红军打下了长汀，来到新桥，就是要把革命的烈火烧到新桥来，要把印把子握到咱们穷人手里来！说着，他随手抓起一把银毫、铜板，说：这是打土豪的钱。地主豪绅每一个铜板都浸透着我们穷人的血汗，今天我们要把它们分了，让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再回到劳动人民手中去。就这样，在陈毅亲自发动下，五天时间里，新桥农民群众打土豪十八家。那几天，陈毅和战士帮助群众到处烧契废债、杀猪出谷、分田分地、筹粮筹款，穷苦人真正翻身了。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陈毅亲自帮助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这支赤卫队听说后来还攻打过清流县的县政府呢。

陈毅在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和江西省军区司令时，对扩充红军是最有办法的。他当赣西南特委书记时，一面出色地搞好政权建设，一面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用各种方式动员农民参军，一批一批地把他们送到中央苏区补充主力部队，使红军的力量日益增长，有力地保证了粉碎敌人数次“围剿”。他在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同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发动群众、巩固后方、补充红军等方面成绩更为突出。到红军开始长征为止，仅在江西省军区，就动员组织了工人师、青年师、模范师三个师的兵力，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可以说，井冈山时期，朱德在军事上辅佐了毛泽东，陈毅则在政治工作上辅佐了毛泽东。在政治工作和维护部队内部团结方面，陈毅都是模范。正如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所写：“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井冈山上老实人”

毛泽东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以一名指挥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旗下都聚集了一批足智多谋的人才，他们在毛泽东指挥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其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谋划策，创造了众多令世人瞩目的奇迹。这无不源于毛泽东敢用、善用人才。毛泽东对他们的特长、性格等知之甚深，故而能因其优点委以重任，又能因其弱点予以弥补，从而形成一种指臂相连、珠联璧合的完美结合。

罗荣桓是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深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大革命失败后，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于作战失利，一些人甚至不辞而别。但罗荣桓坚定地留下来，开始了其革命生涯。

罗荣桓一直保持着吃苦在前、踏踏实实的作风，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兢兢业业。在担任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后，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三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毛泽东对他的踏实苦干作风深为赞赏，古田会议后，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任红四军前委委员和第二纵队党代表。毛泽东曾亲自对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就是因为他老实。”

见证“三湾改编”

罗荣桓是“三湾改编”的见证者之一。他在这次军队改编中留下来，又经过井冈山艰苦岁月的磨砺，逐渐成长为一名有胆识有作为的将领。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的“文家市变计”会上。当时，罗荣桓率领湖北通州、崇阳的农民自卫军参加了秋收起义。会师会上，罗荣桓被毛泽东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毛泽东所讲的革命道理，正好解决了罗荣桓对起义失败后产生的困惑。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股力量和信心。“三湾改编”时，他选择留下来。此后，便开始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三营九连党代表，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党代表的带头作用。

那时的罗荣桓，个子高高瘦瘦，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常常不苟言笑。很多战士都十分惧怕严肃的罗荣桓。几个爱开玩笑的战士，给罗荣桓起了一个外号——“大脑壳”。他知道后，并没有生气，更没有责罚那几个给自己起绰号的战士。他觉得，自己作为党代表，就应该树立起威信，以理服人。这样一个小小的绰号，并不会影响他的尊严或者威信。相反，一个优秀的党代表更应该时时刻刻发挥先进模范作用。

在前线打仗时，罗荣桓常常和连长并肩作战，始终站在队伍的最前列；部队撤退时，罗荣桓又往往在后面负责掩护。虽然他不苟言笑，但他关心每一个战士，对战士嘘寒问暖；可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却往往咬牙坚持，不吭一声。

罗荣桓细致入微的工作原则、以身作则的态度，赢得了整个九连战士的信任。他们再也不在背后开罗荣桓的玩笑，再也不给罗荣桓取外号。久而久之，大家觉得党代表罗荣桓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十分平易近人。

为了改掉部队残留的旧军队恶习，身为党代表的罗荣桓做了大量工作。他给战士们讲道理，做思想沟通，常常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不久，整个部队的风气逐渐好转。这期间，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天气骤变。天空刮起了凛冽的寒风，气温急剧下降。

九连四班的一个战士站岗放哨回来，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由于冷，躺在**无法入睡。为了取暖，这名战士不顾班长的劝说，从一位老乡的院子里抱来一捆柴火，点起了一个火堆。班长追了出来，命令这名战士将火熄灭，并把柴火还给老乡。可是，冻得难受的战士没有理会班长的劝说，仍旧继续添柴烤火。

班长见这名战士不配合，一下子就火了。他冲过去，踢开火堆，夺走战士手中的柴火，接着就训斥起来。那名战士心里也憋着火，不服气地和班长理论起来。渐渐地，两人的冲突越来越大。懊恼的班长抡起手，给了这名战士一个巴掌。这名战士委屈地将柴火还了回去，钻进了冰冷的被窝。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罗荣桓知道了。

负责全连思想工作的罗荣桓，将打人的班长叫了过来，心平气和地问道：“听说，你昨晚打士兵了？”

班长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那个战士不遵守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实在气不过，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罗荣桓听完班长的解释，仍旧和颜悦色地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打士兵，能不能把全班管理好？”

班长想了想，摇了摇头。

“那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不是班长，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如果你犯了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会怎么办？”

班长答不上来。

“毛委员一再强调，不能以武力解决内部问题。同志们出现问题或者犯了错误，一定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要学会以理服人，蛮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做事情要让人心服口服，才能管理好一个团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班长听了罗荣桓的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草林除恶霸

1928年，工农红军攻占遂川县城，成立工农革命政权。为了巩固这一红色政权，红军兵分几路深入到各个地区，展开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其中，营党代表罗荣桓带领队伍开赴到富农比较集中的草林地区。

那天，罗荣桓带领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草林镇上走去。部队还未进入镇上，就听见远处传来锣鼓宣扬、鞭炮震天的声音。罗荣桓以为是镇上热情的群众自发地前来迎接。走近一看，却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带着一帮人在等候。中年男人见罗荣桓走近，便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拱手作揖并说道：“鄙人是草林镇上的管事黄礼瑞，欢迎革命军的大驾光临，希望以后能多多合作！”说完，他一挥手，后面两个随从就捧出一堆礼品。黄礼瑞说道：“这点见面礼，还请罗将军笑纳。”

罗荣桓一见这种场面，知道黄礼瑞不是什么善类，便对黄礼瑞说道：“多谢你的盛情，这礼我们是万万不能收的。”随后，他又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我们工农革命军从来不收农民的东西，更不会收那些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东西！”

黄礼瑞被罗荣桓当场拒绝，自讨个没趣。他心里极为不悦，强忍怒火，收回礼品，暗自在心中咒骂了一番。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

罗荣桓把部队安顿好后，马上派人了解草林地区的社会现状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等情况。原来，黄礼瑞是草林镇上的一个恶霸，常常欺压百姓。有时候，连富农都对他敢怒而不敢言。

自从上次与罗荣桓交恶后，黄礼瑞就暗地里安排人到处散布革命军的谣言，破坏革命军的形象，让革命军很难开展工作。即便革命军把打土豪得到的东西分给穷苦百姓，他们也不敢接受，他们害怕黄礼瑞这个恶霸反扑过来，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

面对这种情况，罗荣桓一时一筹莫展。他心里十分清楚，必须先除掉这一方霸主，才能消除镇上的群众对革命军的误解。可是，如何除掉黄礼瑞，却成了一个难题。

狡猾的黄礼瑞知道，革命军不是一点钱财就能打发的，也不是那种可以好好“合作”的军队，便开始想方设法躲避革命军。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偷偷地运出去，藏了起来，自己也常常溜出去。

革命军无法摸清黄礼瑞的行踪，十分焦急。眼看着部队进驻草林大半个月了，打土豪分钱财的运动又开展得并不顺利，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毫无头绪。就在这时，罗荣桓想出制服黄礼瑞的办法了！

罗荣桓听镇上的一个老农说，黄礼瑞十分怕老婆，尤其是他的小老婆。因为，他的小老婆家境十分优越，且家族背景十分雄厚，黄礼瑞能够发家致富，成为一方霸主，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她的关系。抓住了黄礼瑞的“软肋”，罗荣桓开始实施计划。

罗荣桓让人散布消息，说黄礼瑞的大小老婆被革命军抓住了，并且要在一家茶馆交易，卖到外地去。这个消息的确让黄礼瑞沉不住气了。他匆忙跑回草林镇，悄悄地回到自己家里了解情况。得知情况属实后，他决定冒险去茶馆救小老婆。他怕革命军，但是如果失去了小老婆，那他苦心经营的家产将不复存在。所以，他最终选择铤而走险。

黄礼瑞带着一帮家奴，趁着月色，悄悄地来到街上。没想到，这条街上到处都是茶馆。正当他们一一寻找时，与一路革命军相遇了。黄礼瑞为了躲避革命军的抓捕，不得已想藏进就近的一家茶馆内。他前脚刚关上门，后脚就被革命军抓住了。原来，他闯进去的正好是罗荣桓发布出去的那家茶馆。那里早已被革命军占领，正等着黄礼瑞主动送上门来呢。黄礼瑞见状，只好乖乖束手就擒。工农红军把从黄礼瑞那里缴获的财产，全都分给了镇上的百姓。

镇上的人们见一方霸主被除，心里踏实多了，纷纷主动配合起革命军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运动。他们对红军的戒备心和误解，逐渐解除和消失了。工农革命军受到了大家的拥戴。

“青年战术家”的故事

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还见到了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他，就是粟裕。

毛泽东拉着粟裕的手，动情地说：“咱们这些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剩的不多啦！”

粟裕是随着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勤奋学习，大胆创新，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一开始的连党代表，逐渐成长为师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粟裕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初露锋芒

1927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赶赴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时候的粟裕，就站在朱德的队伍里，一脸激动地看着朱毛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随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跟随朱德辗转上了井冈山，担任叶挺独立团主力组成的红二十八团五连党代表（林彪时为一营营长，罗荣桓则为秋收起义余部编成的三十一团八连党代表）。

从此，井冈山成了他的“幸运星”，他一生的命运也和朱毛连在了一起。

1928年6月，蒋介石从湖南、江西两省各抽调五个团的兵力，分两路第四次“进剿”井冈山。湖南吴尚五个团由茶陵推向宁冈，江西杨池生、杨如轩的五个团，则由吉安推向永新。

这不过是“分进合击”的老套路，毛泽东、朱德早已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有的是办法。他们指挥红四军沉着应战。

因湖南吴尚部战斗力较强，惯于“欺软怕硬”的他们决定采取守势，将主力集中起来，准备攻打战斗力较弱的杨池生、杨如轩。

红四军主力于是按毛泽东、朱德的部署，一枪不放，主动撤出了永新县城，退到位于井冈山中心的宁冈。同时，毛泽东、朱德打算控制杨池生、杨如轩进攻的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等待机会予以痛歼。

粟裕此时改行做了军事干部，担任二十八团的连长。红四军军长朱德命通讯员火速找来粟裕。当然，不是叫他来和自己一起用著名的“朱德的扁担”挑粮食，而是告诉他严峻的敌情，并亲自交给他一个任务：控制老七溪岭。

粟裕知道有大仗打了，十分兴奋，当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但当他带全连跑步迂回，气喘吁吁赶到老七溪岭时，却发现杨池生、杨如轩的右路先头部队已“先到为君”，抢先一步，占领了该地制高点。

这时，山头上“两杨”的云南兵们大概过足了鸦片瘾，正气宇轩昂，洋洋得意，站在制高点上“观山景”，似乎也在嘲弄粟裕和他的红军。

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粟裕知道，若完不成朱德当面授予的任务，控制不了该地，将给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带来巨大损失。

他立即组织部队攻击，尽管红军战士们前仆后继，但不利的地形和缺乏重武器，使他们从早上打到中午，多次“刀枪扑去争山顶”，都铩羽而归，未能成功。

强攻不行，粟裕考虑还得智取。

半天激战后，双方都十分疲劳，体力用到了极限。红军冲锋的枪声一停，山头的云南兵像到了久盼的周末一般，马上松懈下来，一个个横七竖八歪倒在地，猛吸鸦片，准备补充“能量”。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粟裕立即令部队隐蔽接近山头，突然发起攻击。此举出其不意，瞬间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御阵地。

粟裕身先士卒，冲在连队的最前面，以矫健而神速的动作跨上了制高点。他稍稍定了定神，回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自己身后只跟上来九个战士，其他人还远远落在后面，而四周全是黑压压的国军。

这回可是将自己送进狼群了！继续冲过去，敌众我寡，无异于以身饲虎；但退下山去，等于又一次进攻失败。

粟裕紧张地思考着。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粟裕没有再犹豫，当即把九个人分成两组：六人牢牢控制制高点，接应后续人马；自己亲自带三个人，越过山顶，继续猛打惊慌失措的国军。

翻过一个山坳，粟裕发现有一百多名国民党兵猬集在一起，慌不择路，准备逃窜。他立即冲过去挡在前头，以当年长板桥前张飞的气概大声怒吼：“放下枪，你们被俘虏了！”

留在制高点的人中恰巧有个司号员，见此情景，灵机一动，连忙上前几步，鼓起腮帮，使劲吹起了冲锋号。另一个战士也十分灵泛，不断地挥动红旗，似乎在给大队人马指示攻击方向。

这股国民党兵一时呆了，不知上来了多少红军，后面又还有多少人马，多年“拼搏疆场”、劫后余生的经验告诉他们，“好死不如赖活着”，幸许祖宗显灵，还可以优待回家，就能躺在**舒舒服服抽大烟了，于是都纷纷“积极配合”，老老实实放下了手中的枪。

粟裕十分机警，先命令把枪机卸下，才叫他们“帮忙”打扫战场，背着各自的枪下山。四个人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识，一下子捉了上百名俘虏。

国民党兵被粟裕的勇气完全镇住了，无人敢乱说乱动，乖乖走向俘虏收容所，成为粟裕的“战利品”。

控制了这一制高点后，毛泽东、朱德的反“围剿”大获全胜，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四军主力乘战胜之威，对如惊弓之鸟一般的云南兵一路穷追猛打，收复了才丢失几天的永新县城。

红四军官兵中洋溢着节日般的喜悦，军中很快就传唱起两句顺口溜：“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杨池生、杨如轩）。”

这一仗中立下大功的粟裕，因为精彩的指挥和勇猛的战术，被军长朱德夸奖为“青年战术家”。

这一美名，连同期最“牛”的青年将领林彪也不曾有过。因此，迅速在井冈山上传开，成为将士们茶余饭后、战斗间隙的一段传奇，也成为粟裕这位井冈山“老人”一个深深的足迹。

一战扬名

粟裕当然不总是这种“小打小闹”，千军万马的“大世面”也如同和尚们吃豆腐，司空见惯了。

他的第一个“大世面”，与老乡张辉瓒有关。

在蒋介石如云的将星里，张辉瓒实在算不上一个人物。但早早退出国共角逐舞台的他，却似乎比其他流星一般闪过历史天空，未留下丁点痕迹的国军将领幸运得多。

因为毛泽东兴之所至，偶然填写的一首词，张辉瓒成为醒目的历史标点，一段时间里，甚至还家喻户晓。

人谁不死？能留名千载，传诸后世，不只古代士大夫之流殚精竭虑，苦苦追求，当代人恐怕也不能免俗。

张辉瓒尽管脑袋被人砍掉，顺滚滚赣江漂流而下，的确有点儿惨，却以一种特殊方式实现了雁过留声的人生目标，可谓求仁得仁，大概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吧？

这位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被毛泽东、朱德“剃头”之前，远大的理想就是“杀猪拔毛”，剃掉朱毛的头。

不过，粟裕这位朱毛麾下的小将不给老乡“面子”，横插一脚，坏了他的“好事”，结果自己的头反被朱毛轻轻巧巧地剃掉了。

1930年10月起，眼见朱毛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感觉到了自己屁股下江山的摇晃。连忙丢开别的烦心事儿，先后调集10万大军，命守土有责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做了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各部，首次大规模“围剿”朱毛。

南昌卫戍司令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临危受命”，做了前线总指挥，头一回这么露脸，替老祖宗争气不小，不免提刀四顾，踌躇满志。

他想，朱毛不过是草莽间的“山大王”，我是堂堂日本士官学校高材，取他们的头如同探囊取物，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毛泽东和朱德也不是三头六臂，都只有一个脑袋，当然知道这“头”被剃了，再长出来就不容易，因此格外珍惜，小心翼翼备战了一个月。

两人合计了好一阵，决定依旧采取老办法，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红一方面军主力随即遵令而行，逐步向根据地中部退却。

鲁涤平不是鲁智深，自然也就不会那么鲁莽，相反倒有些方面大员的正经谋略。他依据兵书战策上的稳妥战法，命令张辉瓒等人率部分多路、分梯次，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准备让朱毛吃不了，兜着走。

“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这一战法的首创权大概要追溯到明清屡剿不绝的农民起义队伍。这时候，毛泽东、朱德已经将它烂熟于胸了。打敌一路，迫退其余！他们果断地将张辉瓒十八师与谭道源五十师锁定为第一歼灭目标。

但张辉瓒到底喝过洋墨水，烫金的文凭是过硬的真家伙，不是钱钟书先生《围城》里克来登大学的冒牌货。朱毛多次精心设伏，他就是有点大姑娘般扭扭捏捏，不愿上钩。

粟裕奉命率部参战。这时候，他已升任红六十四师师长，麾下人马数千，年仅23岁。

不过，他虽和红四军军长林彪一样，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归朱毛直接指挥，所部装备却和红四军有霄壤之别，大多是些梭标红缨枪外加大刀片子，比陈胜、吴广的竹竿、扁担要稍微“体面”一点。

1930年12月底，粟裕获悉情报：张辉瓒部将进入龙冈地区。为慎重起见，他决定化装亲自前往侦察，核实这一情报的准确性。

对于化装成什么人，粟裕有过仔细考虑。

如果装扮成江西老表，自己一口的湖南腔，很容易引起对方的格外“青睐”；装成往来商人呢，这穷乡僻壤突然冒出个有钱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弄不好对方就乐颠颠地过来“发洋财”，反而顿现原形；装扮成云游道人倒是好，这一带道教发达，山头就有肃穆庄严的道观，自己生得又清瘦，有几分相似，唯一可惜的是，自己只有一头短发。

踌躇之下，他想到张辉瓒是湖南老乡，部队里湖南士兵也多，自己对敌人的行情还熟悉，回答一般问题不会有差错，因此最后决定打扮成国民党下级军官。

粟裕又从师部侦察排选了两个战士，一齐换上缴获的国军制服，向张辉瓒部可能过来的方向出发了。

走了半天，道路旁的树丛里忽然闪出个国民党军岗哨，喝问：“口令！”

“清——剿！”

粟裕早叫侦察排打听了，并且知道国民党军的口令一般一星期到半个月才换一次，因此十分镇定地回答。

站岗的士兵放下枪，但仍一脸狐疑和警惕：“你们是哪来的？哪部分的？”

粟裕笑笑，故意奚落说：“我们是五十师的，你们是十八师的吧？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落在我们后面大半天路程了。”

接着，粟裕解释：“我们是去后头送信的，还以为你们早过了龙冈呢！”

哨兵被粟裕的从容震住了，早没了怀疑，有点胆怯地问：“听说龙冈那边有共匪，是真的吗？”

“哪有什么共匪？早跑得没影儿了！”粟裕笑道，“我们早上才打那边过来。你们十八师是不是被共军吓怕了？张师长还是日本留过洋的呢。”

哨兵一边放行，一边小声说：“听说朱毛共匪厉害呢！”

进了村子，到处都是国民党官兵走来走去。粟裕见不远处的石头上坐着个军官，独自闷头抽烟，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便主动靠过去招呼。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粟裕笑着说，“我是谭师长派来和你们十八师联络的。”

军官丝毫不加怀疑，发牢骚说：“大家都替鲁总指挥卖命，今天见了，明天还不知能不能睁开眼睛呢！”

“哪里至于这样？”粟裕恭维说：“早听说你们张师长用兵如神，指挥有方，这次进剿，必定大获全胜！”

闲聊中，粟裕得知张辉瓒已打算加快速度推进，只是尚未最后确定是否走龙冈，而且张辉瓒部队的士气普遍不高。

侦察回来后，粟裕当即去见毛泽东和朱德，汇报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并建议针对张辉瓒求胜心切的心理，派一支小部队引诱张辉瓒到龙冈，主力红军则在龙冈设伏，一举歼灭十八师。

毛泽东和朱德笑呵呵地看着这位面容清瘦、个子不高却很精明强干的青年将领，一边很仔细地听他说话。

听完，两人又相视一笑，频频点头。

随后，毛泽东、朱德命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派萧锋的独立营，前往富田到值夏一线，协助红三十五师作诱饵。

萧锋率部与张辉瓒部稍做接触后，立即向龙冈撤退。大约走了九十里山路，终于将张辉瓒诱到龙冈，进入毛泽东、朱德预设的口袋阵，使之成为囊中之物、瓮中之鳖。

随后，四万以逸待劳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埋伏的丛莽间一跃而起，将其全部歼灭。

12月30日下午约18点的时候，部队冒雨打扫战场，萧锋与粟裕不期而遇。此前，他俩于1928年首次见过面，虽同在中央红军，却已两年未见面了，双方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粟裕问萧锋：“你们是怎么打到龙冈来的？”

萧锋有些自豪，将牵张辉瓒“牛鼻子”的经过简要地报告了一遍。

粟裕听了，赞叹说：“好啊，不简单！你们模范地执行了毛总政委诱敌深入的作战意图，为全歼张辉瓒立了头功！”

接着，他又拍拍萧锋肩膀，说道：“这两年，你的作战水平提高不少啊。”

萧锋问粟裕：“你现在哪个部队？”

一旁粟裕的通讯员回答：“他是我们红六十四师师长！”

萧锋听后，肃然起敬地说：“粟师长，听说你派人化装侦察，搞到敌人许多重要情报，将张敌诱到龙冈，也是你向总部提的建议。”

粟裕立即谦虚地说：“不要听别人的传说，作为指挥干部，了解敌情，及时向领导汇报，是应该的嘛。”

这时，龙冈满山遍野高喊：“张辉瓒捉住了！张辉瓒捉住了！”

在一小桥边，几名红军战士荷枪实弹，押着张辉瓒向总部走去。

粟裕与萧锋远远地瞧着，高兴地笑了。

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张辉瓒的9000人马无一漏网，其经典只有后来粟裕创造的孟良崮战役可以匹敌。

战后，毛泽东、朱德连连向身边的人夸赞粟裕，说他有办法。

兴奋之余，毛泽东诗情勃发，填写了那首令张辉瓒名扬千古的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边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被押到毛泽东、朱德的住处后，毛泽东倒是丝毫不“记仇”，一脸和气地揶揄说：“张师长，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你也太狠心了，到处说要剃掉朱毛，想不到朱毛今天剃了你的光头。”

张辉瓒的脸一直红到脖颈，只好连连告罪。他大概永远不知道，除了大老乡毛泽东，自己还被一个叫粟裕的小老乡“害惨”了。

高度近视的“千里眼”

他，自打投身北伐那天起，便是一位带眼镜的军人。由于双眼高度近视，眼镜伴随他栉风沐雨，九死一生。

他，又是一位善谋全局也谋一域，善瞻长远且虑当下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尽管双眼力不从心，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洞察力，使他总能对斗争形势远瞩高瞻，做出深谋远虑的判断和坚定不移的抉择。

他，就是我军开国十大将之一的黄克诚。对这位视近而虑远，眼弱而谋强的革命智者，陈毅曾深表赞许和钦佩服地对新四军三师的干部们说：“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可他的眼睛可看得远，是‘千里眼’！”

走上井冈山

黄克诚是跟随朱德、陈毅部队上的井冈山。但是，他并不是南昌起义部队中的一员，而是永兴农民暴动的领导者。

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墟的下青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父亲黄清业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为维持家庭生计，除种几亩薄田外，农闲时还到广东乐昌等地挑盐回来卖，挣点钱以补家用。母亲邓龙桃也能在农事之余磨点豆腐卖，父母的勤俭仅能让家中的大小六口人勉强糊口度日。黄克诚小时就好读书，这无疑给黄清业一个惊喜，家中世代没出过读书人，这一下出了个好读书的伢子，怎不让人高兴？于是父亲就凑了点钱把他送进了私塾。黄克诚读书十分用功，有时着了迷，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外出砍柴打草忘了回家。

农闲时，黄克诚还到西边几十里地的马田墟挑木炭到东边的黄婆垅去卖，往返好几十里地，挣点脚钱去读书。当时黄克诚还有一个哥一个弟也在上学，家中贫苦已不能再继续送孩子们读书了，父亲只好保重点，让好读书的二儿子黄克诚一个人上学读书，让其哥哥和弟弟都停学，好让家中出一个读书人，以后不会受人欺侮。黄克诚的三叔也很支持。这样在全家的支持下，黄克诚从乡下来到了县里上高等小学。

1922年黄克诚从高小毕业，秋天又考上了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该校，黄克诚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读到一些革命著作，他一颗年轻上进的心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起来。在学校读书时，他参加过支援水口山矿工们的罢工斗争，目睹了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运动。他从学潮中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斗争才会取得胜利。从此，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联系进步老师和同学，不久他认识了共产党员龚际飞，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23岁。

黄克诚入党后不久，毛泽东来到衡阳，指示衡阳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郴州、衡山一带，并提出派一些党团骨干到广州学习，培养工农运动的领导人。这样，经湘南区委批准，黄克诚等人被派到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这个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负责，理事会由七人组成，其中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都是理事会成员，李富春为班主任。在讲习班，毛泽东还为学生们讲授农民运动的课程，深深地影响着黄克诚。1926年6月，因湖南的湘军第四师唐生智部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准备北上与北洋军阀作战，部队急需政治人才，于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决定将政治讲习班中的合适学生派去

。经过考核，黄克诚被派到唐生智的第八军担任营政治指导员。是年冬，唐部又扩编为第四集团军，辖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黄克诚调到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任团政治指导员。

1927年5月21日，湖南省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猖狂，军队里的共产党员受到威胁，黄克诚感到唐生智已经有右倾表现，心里就提高了警惕。一天夜里，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惊醒了黄克诚，原来是军中的好友刘川来报信，说：“今天下半夜要动手了，命令我来抓你。咱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我怎么能抓你呢？你赶快走吧！”黄克诚在夜色中离开了部队，走在路上，月光下一片银霜，心中却无限悲凉。

秋天，他回到了家乡，不久与湖南省委派到永兴的党组织联系上了，并组织了党在湖南发动的湘南暴动。暴动的那一天，农民暴动队伍成功地占领了永兴县城。这一支农民武装被整编为永兴赤色警卫团，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次年4月，在敌军的攻击下，黄克诚率部撤离永兴，向井冈山转移。到了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和朱德的两支部队在砻市会师，部队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辖三个师、六个团，黄克诚的部队改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黄克诚任团长。不久部队又一次改编，黄克诚被派到永兴的营部工作。

井冈山当时聚集了1万多人，物资给养出现极大困难。加之部队上山时，有些妇女、老人、小孩也混杂其中，战斗力不强，需要做一些疏散。红四军军委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个县的农民武装编成四个游击队，回本县去打游击。永兴县的农民武装为第二路游击队，黄克诚任司令员。这样黄克诚带了几百号人、二十几条枪就下山回到永兴县地界，准备和驻守在县里的敌军展开游击战。不料部队刚到县城附近，副团长刘承羔急于攻城，不听黄克诚的劝告，夜间瞒着黄克诚贸然行动，使游击队一下子被击溃，剩下六个人跑了回来。黄克诚于是不得不离开永兴，望着星光下的家乡，痛苦地和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告别了。

1929年1月，黄克诚一路风尘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次年春，中央军委令黄克诚去工农红军第五军工作，任大队政委。5月，在攻打修水的战斗中，黄克诚身先士卒，冒着炮火攀梯登城，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他的勇敢行为一下成为部队中的美谈。6月，部队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在湖南打了几场胜仗，并于7月27日占领了长沙。8月，敌军调重兵向长沙压来，红三军团撤离长沙，退向平江。这时军团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黄克诚在会上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发表了不赞成攻打武汉的意见，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了原要其担任纵队（师）政治委员的任命。不久红三军团部队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黄克诚任红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政委。

1930年初，黄克诚受党中央军委指派，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并肩作战。随后，他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他重新站在井冈山上时，心头涌起一股异样的情感。

黄克诚在初上井冈山的一个月内，深刻学习和领悟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尤其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及战略战术。

当初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的黄克诚，率团参加了黄坳、五斗江等战役，打退了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晚年，黄克诚回忆起当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情形时，心怀感慨地说，当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非常困难……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实要高明许多呀！

由此可见，黄克诚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那段历史是十分怀念和崇敬的。虽然他在那里的时间不长，可带给他的影响却是足够深远的。

铁骨不屈

黄克诚可以饿肚子，可以赤脚板，但没有眼镜便寸步难行。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眼镜对黄克诚来说，是一件随身宝物。然而，眼镜也会让他迭吃苦头，甚至酿成杀身之祸。

彭德怀曾关切地警告他：“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那是1930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和滕代远指挥红五军攻打湖南修水县城，时为该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委的黄克诚，身先士卒地率队奋勇登上城头，舞起大刀与敌厮杀。战斗胜利后，彭德怀军长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同时也对这位“眼镜”指挥员的临阵安危表达出真挚的关切。

第二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刺眼的阳光下，他的那副眼镜片一闪一闪，以致建宁城头守敌由镜片的反光发现我军指挥所。就在敌人枪响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师长用力向后一拽黄克诚，两人一块儿滚向旁边的一处掩体。两人爬起来后，彭遨拍去身上的尘土对黄克诚说道：“老黄呀！老黄！人家那几梭子子弹可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呀！”

1934年11月初，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的红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身为红三军团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跟上。当时，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他不敢戴眼镜，生怕因摔跤把眼镜弄坏。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师政委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一起走时，王平装出要跨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

长征初期，一向勤于思考又坦诚敢言的黄克诚，因为自己所提出的关于“指挥作战应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打开新局面”的建议而引起上级领导的误解。上级认为他一向“右倾”，已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于是将其调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搞侦察，不但时而闹出笑话，而且还常遇险情。一次抵近侦察，他竟然因闯敌阵而险些丧命。不久，他被免去侦察科长一职，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

说黄克诚有双“千里眼”的是陈毅。那是陈毅在1945年9月于山东临沂向正在向东北挺进的新四军第三师营以上干部作时局报告时讲的。黄克诚事后却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千里眼。我之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思考，勤实践，借助党和人民给的另一副无形眼镜。”他还说：“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的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的本质问题。”

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战初期，黄克诚多是担任部队政治首长。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对党内出现过的肃反扩大化做法，不盲从、不苟同，坚持从大局出发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从1931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对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做法越来越疑惑不安。此时，肃反委员会又交给红三师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抓人，审查处理。黄克诚看到名单上的人大都是基层干部，平时表现好，作战勇敢，又都是农民出身。于是，他进行抵制，不同意抓人。

肃反委员会的人也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名单上的人暂时上山找个地方躲起来，平时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把他们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也知道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反而更加勇敢。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一次战斗刚刚结束，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黄克诚悲愤交加，大声质问道：“你看看他们，哪位不是身负重伤，他们哪里像‘AB团’分子，你们为何滥杀无辜？要抓就把我抓去好了！”肃反委员会据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证据，便以“右倾机会主义”罪名，把他也抓走了。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该采取捕、杀的办法。”

肃反委员会只得将黄克诚释放，却一度撤销了他的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不准他再带兵了。

可以说，从井冈山到遵义，再到懋功，最后到吴起，眼弱而志高的黄克诚，在那血路征尘中留下了不屈的坚毅和昂扬。

秘书出身的大将

毛泽东和谭政是湖南同乡。

谭政，1906年出生于湘乡县南竹山村一家书香门第。父辈指望他承继家世，光耀门楣，取名谭世铭，给以“正统”文化教育。但世名很有一点“野性”，读私塾时，颇厌烦“之乎者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离经叛道，后来受妻兄陈赓影响，干脆远离家门，投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改名谭政。

谭政对声名传遍三湘大地的毛泽东早有仰慕之情，但一直无缘谋面。直到1927年他参加湘赣边秋收暴动后，才有了交臂之机。

投身革命

谭政在东山学堂高小毕业后，父亲要他学习中医或当小学教员。在辍学无事可做的情况下，谭政选择了后者，应聘在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当了教员。1927年初，受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影响，谭政产生了投奔国民革命军的念头。他给在汉口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担任特务营营长的陈赓写信，希望与他一道从事革命。

1927年3月，陈赓派姓邹的副官借去湖南招募之机，到湘乡把谭政接到汉口从军。陈赓见到谭政时说：“你这个士绅家庭的书呆子，能走出家门就是一大革命。”谭政说：“不管怎么样，我总算冲出那个封建家庭了。”陈赓说：“你以前是个书生，现在进入兵营当武士，把名字也改改吧？”谭政稍加考虑说：“好吧，我也改成两个字的名字，叫谭政吧！”

陈赓派谭政到二连当个上士司书。

特务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军官和士兵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特务营，谭政读了《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时，我开始倾向共产党，追求进步和要求革命的情绪也是很坚决的。”后来，特务营设立营指导员办公所，谭政被调到营办公所担任准尉司书。“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特务营开始大清洗。陈赓被撤销了营长职务，担任连长、排长的共产党员也被撤换。营指导员办公所解散，营指导员蒋歌薰受到监视。谭政被视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而失去自由。

经过陈赓的策划和安排，谭政随陈赓从汉口脱险，来到武昌叶挺部队后方——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陈赓对谭政说：“明天我去联络，你在这里等我。下一步怎么办，等我回来给你说。”

第二天晚上，陈赓要谭政即刻去武昌警卫团找卢德铭团长报到。

武昌警卫团以驻扎武昌督军府而得名。隶属张发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又一支武装。营团干部甚至连排干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谭政在武昌警卫团九连担任文书。南昌起义的两天前，卢德铭以“打野外”为名带着警卫团部队转移到长江岸边，上了码头。部队秘密有序地进入靠在码头的船舱，准备经九江去南昌参加起义。到九江前得到消息，张发奎已部署兵力，封锁住了长江口。满载警卫团部队的船只改在黄石登陆，由陆路徒步开往南昌。中途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向湖南方向转移。经请示在武汉转入地下的党中央，决定由卢德铭等率领警卫团部队开往湘赣边界参加秋收起义。

部队抵达修水时，江西军阀朱培德闻讯派人来收编武昌警卫团和湖南平江、浏阳驻修水的农民自卫军。当时，卢德铭去武汉请示工作，经代理团长余洒度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军负责人商定，以收编而不受调动为条件，统一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谭政被调到师司令部任少尉书记官。

这时，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代表罗荣桓等来修水接头联络，谭政奉命接待了他们，有幸结识了一位影响了他后来一生的挚友罗荣桓。

经过商谈，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被编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1927年9月，以这个师为基础组建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余洒度任师长，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谭政随这支部队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失败后，暴动部队决定改变行动计划，取消进攻长沙，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部队从萍乡东边绕过，转向东南。在芦溪，起义部队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

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连遭袭击，伤员、病号不断增加，开小差的、叛逃的接连发生，不满的、发牢骚的、骂大街的一路不断。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驻下。第二天，师长余洒度在村前一棵大枫树下集合部队。谭政回忆说：队伍排列好以后，先由师长余洒度讲话。不知怎么的，这位余师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垂头丧气，灰溜溜的，讲话也有气无力。他说：“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编成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接着，宣读了整编后的干部名单。谭政被编入军官队。

这时，新任团长陈浩站出来，请前委书记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身穿一件老百姓的灰色旧褂子，腿上打着绑腿。他站在队前兴奋地讲道：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谭政：《三湾改编》，载《星火燎原》第1集，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谭政这是第二次听毛泽东讲话。第一次是在文家市，毛泽东讲的是部队为什么不攻长沙而改道南下的道理，讲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这一次在所有人都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他却把问题看得那么乐观，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谭政从挎包里找出个铅笔头，把毛泽东刚才的讲话追记在一张毛边纸上，成为一篇重要的文献资料。

当毛委员的秘书

“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这句玩笑话，是从毛泽东口中说出来的。

因为何挺颖的牺牲，三十一团党代表的工作重担就落在了仅有23岁的谭政的肩膀上。从此，他便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谭政年纪轻轻，不过党政工作的经验可不少。一开始，他在前委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来，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他又继续担任特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提到前委，谭政仍旧对第一次走马上任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1928年初，谭政被派到前委担任秘书工作。

那天一大早，谭政精神抖擞地来到驻地在砻市的前委。他走过一个房间时，正好看见忙了一个晚上的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正倚靠在椅子上，抽着烟，闭目养神。

“报告！”谭政响亮地打了个报告。

“进来！”毛泽东回应道。他睁开眼一看，一个精神的小伙子正立在门口。

“是谭政同志吧？你从草林圩回来啦？”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毛委员知道我？”谭政有些受宠若惊。

“不光认识你，还认识你的老岳父呢！陈绍纯老先生还好吧？”毛泽东笑着答道。

这一问，越发让谭政吃惊了。他心想：毛委员居然知道我，还知道我岳父，真是神通广大啊！

见谭政心里疑虑，毛泽东也不卖关子了，对他解释道：“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本名叫谭世铭，对吧？去年，我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的时候，碰到过陈绍纯老先生。我是从他老人家那里知道你的情况的。”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谭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突然，他想起了自己的正事，问道：“毛委员，我是来前委报道的。前委办公室在哪里？”

“喏，就在这喽！”毛泽东哈哈一笑，“之前是我，现在又多了你这个秘书。”

谭政这才缓过神来，原来这里就是前委办公室。他环顾四周，发现这间屋子简陋朴素，桌上摆满了文件。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砚台和一盏油灯。

“还愣着干什么呀？你把行李搬来，住在外间，以后就在这儿为我工作。”毛泽东指着桌上的一堆文稿，接着说，“你看，这些文稿还需要你来帮忙抄写呢！”

“没问题，毛委员，这些都交给我吧！”谭政欢快地答道。

虽然前委机关办公场所简单、人员简单，可是工作却很繁忙。作为秘书，谭政为毛泽东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前委当过秘书，别以为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字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

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年多，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被毛泽东为人处事的态度深深折服。

从担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工作到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期间，谭政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离开过军队的政治工作。

井冈岁月

在毛泽东率领下，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的大井，随后进驻茨坪。

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后，军官队改为教导队，谭政被编入班，过着红军战士的生活，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他积极参加军事训练，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历史经验，并且与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深入思考，思想进步很快。10月，经宛希先和廖春芳介绍，谭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教导队受训结业后，谭政调回红一团（即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被分配到政治部任宣传队分队长。

11月中旬，红一团攻占茶陵，谭政带着宣传队六个人，分头参加到县委组织的下乡工作组去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开始学会了如何开辟根据地，如何进行群众工作，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等等。

不久，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兵力向茶陵反扑，工农革命军和下乡工作队以及茶陵工农兵政府人员，一同撤回井冈山。

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毛泽东立即部署在遂川城周围各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遂川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毛泽东特地把谭政介绍给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的毛泽覃。这样，谭政便跟着毛泽覃到草林、左安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后来，谭政回忆说：“草林这个地方很好，土豪多，受苦受难的农民农户也多。我和毛泽覃一起到了草林，没有多少部队，只有工农革命军一个营，还有一个赤卫团。那里的土豪劣绅把东西藏在夹壁墙里，我们把它打开来，把东西分给群众。”又说：“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八月失败”之后，毛泽东考虑针对“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为党的代表会议起草《决议案》。谭政后来曾说：《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极端困难情况下写成的。所有问题的提出与回答，都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落实到文字，写成稿子，不知有多少次地反复。常常毁掉重写，我来重抄，他再修改……其他部分，也由毛泽东审订，文字上做修改，然后形成一个总决议。

之后，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党中央写了个全面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长篇报告。后来，这篇报告以《井冈山的斗争》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谭政协助毛泽东起草了这篇报告。谭政说，这篇报告从起草到最后定稿，时间比较长，而且不是在一个固定地点，是跟随部队行军的时候边构思边写。部队一宿营，毛泽东连夜起草，谭政紧跟着誊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原来是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定稿时，谭政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他费了好几天时间，夜以继日抄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恰好中央派来一位叫袁德生的交通到井冈山来，谭政送他走的时候，把由湖南省委转中央的一套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让他带走了。

1929年1月，在宁冈县的柏露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部署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即将出击赣南。谭政调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任团党委秘书后，随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转战闽西、赣南边界。

红军攻占汀州时，谭政参与起草了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其中写道：“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摊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在汀州，谭政特意在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作为入伍红军的永久纪念，一直保留身边。这年他23岁。

1929年3月，红四军部队进行整编。原第二十八团大部改编为第一纵队，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八团一部编为第二纵队，原第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谭政任第三纵队队委秘书。

9月中旬，朱德率红四军各纵队进逼上杭，决定消灭盘踞在这里的卢新铭部。谭政所在第三纵队参加了攻克上杭的战斗。

10月，红四军主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主动出击广东梅县、蕉岭等地，并相机占领梅县，但很快撤出。

10月31日，红四军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再次进攻梅县。

谭政所在的第三纵队从北门担任主攻。在纵队党代表罗荣桓率领下一度曾打进城门，冲上大街。守城敌军凭借街道两旁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红军伤二百余人。朱德命令红军撤出战斗。

第二纵队负责掩护军部和大部队转移。战斗正激烈时，谭政突然发现罗荣桓在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时中弹倒下了。谭政冒着敌人的枪弹，急忙返回扑到罗荣桓的身边。仔细一看，罗荣桓的腰部被子弹打穿，躺在血泊里，已昏迷不醒。谭政扶起罗荣桓，把他背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时，某连文书孙开楚赶来，谭政守护在罗荣桓身边，叫孙开楚到就近的老乡家借了块门板，两个人一前一后抬起罗荣桓，追赶大部队。追上大部队时，已累得快趴下了。罗荣桓醒来时，感激地说：“哦，原来是两个‘师爷’抬我的呀！”

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撤出东江，回师闽西。11月23日，红四军攻占汀州后，谭政任第三纵队政委（营代表）兼教导大队政委。之后，谭政调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后任红四军政治部训练部长。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开幕，会前，谭政协助毛泽东召开红军座谈会，整理资料和起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谭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古田会议”。谭政后来回忆说：

在此以前，在党内、在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等，而在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中，才明确指出这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严重性。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并使在我军已经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

萧克历险记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萧克，他在井冈山时期曾任连长、营长。这里主要讲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三次脱险的故事。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萧克独自一人走在寂静的山林里。他从县城出发，要把一份紧急文件送到一个小山村去。走着走着，天渐渐黑了，萧克觉得后面有人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他加紧步伐，闪到一片灌木丛中，偷偷地朝小道上看去。原来，跟踪自己的是当地两个反动团丁。他们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贼眉鼠眼地站在刚才萧克走过的地方，正在东张西望。

“咦，人呢？刚才不还在这儿吗？”瘦团丁说道。

“你看清楚了吗？不会是眼花了吧？”胖团丁问道。

“看清楚了呀，好像还是个共产党呢！”瘦团丁肯定地说道。

“那赶紧四处找找，他肯定还没有走远，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要是抓着了他，咱们就可以回去领赏喽！”两人说着说着，不禁心里乐开了花。

他俩用手中的长枪，在周围的草丛和矮林中到处乱翻。萧克屏住了呼吸，做好了与他们战斗的准备。当两个团丁的长枪就快扫到萧克藏身的灌木丛时，旁边的草丛里突然蹿出一只野猫。两个团丁吓了一大跳，啊地叫出了声。两人定了定神，发现是只野猫，便骂了起来。

“死野猫，吓死了！”

“可能那个人就藏在这，我们赶紧去看看。”胖团丁建议道。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探着身子向草丛中一看，又叫一声“啊”，连枪都掉在了地上。两人不知道看见了什么，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地逃命去了。

萧克借着月光，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头腐烂的死猪。他朝着两个团丁逃跑的方向笑了笑，捡起他们扔下的枪，大步地向前走去。

萧克第一次幸运地脱险。

又有一次，萧克从县城开会回来，路过梅乌江时，发现前面有一股敌人正在巡逻。此时，双方力量悬殊，萧克决定躲起来，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他四处望了望，周围除了已经收割完的稻田外，没有可以遮挡的地方。正在他心急如焚时，他看到了梅乌江。突然他灵机一动，抓起一捆稻草，“咕咚”一声跳进了河里，悄悄地游到了岸边的芦苇丛中。

敌人听见了水声，赶紧跑过来查看。他们发现没一个人，就只好朝水里空放了几声枪。这时，一条鱼跳出了水面，又“咕咚”一声钻进了水里。

“居然是条鱼，白白浪费了几颗子弹。咱们走！”敌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萧克从水中钻出来，继续赶路，安全返回了驻地。

这是萧克的第二次脱险经历。

过了没多久，萧克又遇险了。

那天，萧克和一个警卫员走在路上，突然听见前方传来几声枪响。

警卫员说：“前面肯定又是该死的敌人！”

“咱们还是先躲起来，不能和敌人相撞。否则，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了。”萧克建议道。

两人看了看，路上前无村后无店的，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躲藏。也不知道这伙敌人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离开，这样耗下去是不行的。

正当两人犯难时，后面传来了一阵哭声和唢呐声。萧克转身一看，原来是一户人家在举行葬礼。

“有了，跟我走！”萧克拉上警卫员，就直奔送葬队伍。他走上前去，跟一位老者说了几句话，便加入了送葬队。那位老者递给他俩一人一块孝布，让他俩戴在头上。

送葬队往前走去，与那伙敌人相遇了。为首的一个敌人看见了，不耐烦地吼道：“快滚，快滚！今天真是晦气，出门连个鸟都没打到，还碰上了死人。”

萧克和警卫员混在送葬队里，安然无恙地躲开了敌人。

何长工智取通行证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上扎根后，便开始考虑接应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为了打探朱德一部的去向和具体位置，毛泽东将这个艰巨的任务派给了他非常信任的何长工。

1927年10月的一天，何长工经过乔装打扮后，踏上了向南寻找朱德队伍的道路。当时，各地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让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加派了各个关口的人手，严查过往路人，防止革命军闹事。虽然，何长工经过了一番装扮，但他手上因长时间用枪而留下的厚茧，还是容易被人识破，在过关口时难免会遇到麻烦。他思来想去，不禁心生一计。

他一路风尘仆仆地向前赶路，不料在半路上真的让敌人哨兵给拦住了。

“喂，你干什么的？”哨兵问道。

“我回家。”何长工答道。

何长工因为赶路的原因，身上显得有些脏乱，但劲头还是比较足。哨兵听他的口音不是本地人，觉得可疑，就将情况报告给了一个小头目。

小头目走过来，斜着眼看了看何长工，问道：“你干什么的？要去哪儿啊？”

何长工见状，从身上掏出几块大洋，偷偷地塞给那个小头目，说道：“老总，通融一下，我家里老人病了，急着赶回去。”

小头目一边掂量着钱，一边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放走了何长工。

没等他走远，背后传来一声厉喝：“站住！”何长工一听这声音，知道是厉害角色，心里不禁暗暗叫苦。不过，他稍微定了定神，立马转过身去。原来是远近闻名的贾爷，专替国民党反动派抓革命军。

从一开始，这位贾爷就死死地盯着何长工。他站在何长工面前，一把拽出何长工脑袋后面的帽巾，然后又一转手，撕破了何长工右肩的衣服。他一把抓起何长工长满厚茧的手，严厉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何长工不紧不慢地说：“贾爷真厉害，什么也瞒不过您。我是当兵的。”

“哦，当什么兵？”贾爷得意地问道。

“革命军。”何长工说道。

一听到这三个字，周围的哨兵迅速围过来，端起枪对准了何长工。

“你胆子还不小嘛！敢说自己是革命军。说，是不是来打探情报的？”贾爷也把枪指着何长工。

何长工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回贾爷的话，小的是偷逃出来的，准备回家。”

“哈哈哈……”贾爷嘲笑道，“敢情是个逃兵啊！”

何长工接着装可怜，说：“当革命军很苦，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扛枪打仗，肩上、手上都是老茧。每天还得担心会不会挨枪子儿。小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都盼着小的回家呢。小的这才冒险逃了。”

这时，刚才收了何长工好处的小头目，也赶过来替他说好话，并将一半钱分给贾爷。贾爷一看有钱拿，再看何长工还算老实，就放他走了。

谁料到，何长工这会儿还不打算走了，令众人十分不解。

“从这里到茶陵老家，还有好多关口，我这样子恐怕很难过去。那里也没有这么多像贾爷这样的好心人。”何长工满脸堆笑地说。

“嘿，我说老小子，你不会是想要大爷我送你一程吧？”

“哪里敢劳烦贾爷您呐？小的想讨一张通行证，烦请贾爷好人做到底吧！”何长工不依不饶地赖着贾爷。贾爷被他唠叨烦了，想早点打发他走，最终还是同意了。

就这样，何长工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一路顺利过了关口，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

青蛇救骁将

在井冈山地区，老百姓们对“井冈三骁将”之一的伍中豪有着特殊的情感。他除了骁勇善战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从不吃蛇肉，哪怕自己挨着饿。

伍中豪为什么不吃蛇肉呢？

故事发生在1929年初夏的一天。

那天，伍中豪只身一人下山办理机要事务。他化装成一名商贩，挑着担子，边走边观察。路上行人很少，伍中豪走得很快，突然在一个岔路口处，从大树后面跳出几个团丁，将他团团围住。

为首的人走过来，质问道：“干什么的？”

伍中豪沉住气，满脸堆笑，从身上摸出几个银元，递给为首的团丁，答道：“我是做买卖的，还请老总高抬贵手。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给哥儿几个打酒喝。”

“做买卖的？不会是共匪吧？”为首的团丁斜着眼问道。

他把伍中豪递过来的钱收起来，然后说：“兄弟，对不住了。上头交代了，只要是过往生人，都要带回团部审问。”说完，他一挥手，让手下人把伍中豪抓起来。

伍中豪心里十分恼火，心想碰见个既要钱又要命的团丁了。他趁机跟押着他的两个团丁套近乎，偷偷地将剩下的几块大洋送给了他们，请求他们放自己走。两个团丁一见大洋，高兴地收下了。

一行人走到一个路口时，迎面跑来一群羊。伍中豪瞧准时机拔腿就跑。敌人见他逃走，拔枪就打。枪声惊扰得羊群四处乱窜，阻挡了几个团丁的去路。伍中豪一路狂跑，发现前方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只有一口池塘。眼看着几个团丁就要追上来，伍中豪心一横，跳进了池塘，隐藏在岸边的草丛中。

敌人追过来后，没有见到伍中豪的身影，便到处乱搜，胡乱放枪。有好几次，敌人的子弹差点射中伍中豪。伍中豪正庆幸自己有惊无险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条碗口粗的青蛇正盯着他。顿时，伍中豪倒吸了一口气，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完了，完了，一劫未过，又来一劫。但是，这条蛇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直扑过来，而是对他摇头晃脑，似乎在打招呼。

这时，敌人发觉了草丛中的伍中豪，正跑过来抓他。没想到，那条青蛇突然蹿起来，扑向团丁头目。头目一见这么粗的青蛇，吓得哇哇乱叫：“妈呀，好大好粗的一条蛇！”转身带着人落荒而逃了。

伍中豪见敌人跑了，赶紧从池塘里爬上来，准备继续赶路。他本想对那条青蛇表示一下感谢，可青蛇早就不见踪影了。自此，伍中豪不管再碰见什么蛇，都不去惊扰或者伤害它们，更不会吃蛇肉。

因为，蛇曾对他有救命之恩。

蜜蜂斗敌军

豫剧《花木兰》中唱得好：“谁说女子不如男？”诚然，女子勇敢起来，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涌现了不少英雄豪杰。这其中，不乏一些勇敢的妇女同志。她们用过人的胆识和机智，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史。

在宁冈和茶陵之间，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山道。风景秀丽的瑞口村便坐落在这条山路旁。每年春天，这里百花盛开，花香四溢，引来了不少蝴蝶和蜜蜂翩翩起舞。因此，瑞口村的人们一直有养蜂的传统。

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瑞口村也成了红军的一个重要宿营点。在敌人的扫**中，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瑞口村，也成了敌人的一个重要目标。

这天下午，小游击队队员余连英正在山上采茶。她猛一抬头，发现一队敌人正在周围晃**。她心中一惊，心想：坏了，村里还驻扎着红军呢！可是，现在跑回去给红军报信，恐怕是来不及了。她看着众多的敌人，心里没有害怕，反而镇定地想着对策。

哎，有了！

“哎，各位老总，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余连英站在茶园里，扯着嗓子，热情地跟敌人打着招呼。

“哟，这姑娘挺有礼貌啊！我们要去瑞口村，正好在这迷路了，你给指个路吧。”一个敌人气喘吁吁地说道。

余连英一听，赶紧说：“这里山路比较多，是容易转晕。恰好我也没什么事，我给你们带路吧。”

看到余连英这么热情，为首的敌人心里有些犯嘀咕。但是，大部分的敌人都已经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都嚷嚷着让余连英带路。为首的敌人见余连英只是个小姑娘，估计也没有多大的威胁，便同意了。

余连英带着这帮敌人，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路上，她东看看西瞅瞅，还揪了很多不知名的野草，往身上擦来擦去。敌人对她的这种行为，没有过多的猜疑，只当她年纪小，调皮罢了。

不久，山路一转，他们来到了一个蜜蜂圈。敌人一见那么多蜜蜂，个个吓得畏畏缩缩。为首的敌人冲着余连英嚷道：“小姑娘，你把我们带这里来干什么？”

“我这不是看各位老总走了一个下午，太累了吗？正好这里有养蜂的，我打算弄点蜂蜜给大伙尝尝。”余连英轻松地说道。她看敌人还有些犹豫，就劝道：“放心吧，这些蜜蜂乖着呢！只要不动它们，它们是不会蜇人的。再说了，我不也是在这嘛！”

敌人见余连英诚恳的眼神，再看看她也处在蜜蜂圈中，料想她也不会耍什么花招，便放心地跟着她去了。

余连英见敌人走近了，装着上前刮蜂蜜的样子，趁敌人不注意，用拳头使劲一捅，蜂窝碎了。数不清的蜜蜂嗡嗡地向敌人飞去，到处乱蛰。敌人被蜜蜂蛰得哇哇乱叫，有的甚至边跑边喊。

看着敌人丢掉武器，哇哇大哭，悄悄躲在草丛中的余连英心里乐开了花，可她为什么没被蜜蜂蛰呢？原来，她在路上采摘并把汁液涂在身上的野草能够防蜂蛰。临走前，她还拿走了敌人的几杆枪，快步地跑回村子里向红军报信去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