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欲比隆三代，念念不忘古封建之遗法，力图分封功臣与皇室，以作屏藩，这反映了他政治观落后的一面。

武德初，李渊以四海未定，欲威天下，遂封亲子分掌兵权，如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等。如仅限亲子，还不足以逞威。于是，又广树宗室， “遍封宗子”。不仅恩及弟侄，而且泽被疏远，使“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皆封为王，数达几十人。例如，封从弟李神通为淮安王外，还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为王：道彦为胶东王、孝察为高密王、孝同为淄川王、孝慈为广平王、孝友为河间王、孝节为清河王、孝义为胶西王。另又封从弟李神符为襄邑郡王外，亦封其七子为郡王。两家合封十六王，是宗室中封王最多的两家，是典型的滥封例子。

武德初滥封宗室带来某些弊病，正如刘晌说的： “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属，致庐江为叛，神通争功”。庐江王李瑗是高祖侄子，为人“儒懊”,无有将才，未立寸功，按理不应封王。但侥幸封王的李瑗还不知足，竟与建成勾结，想发动叛乱。刘晌所谓“疏属尽封，启乱害公。”就是指此而言。至于“神通争功”,是指淮安王李神通于太宗即位初不服房玄龄功居第一之事，这应归咎于李渊因亲缘私滥封造成了坏影响，故唐太宗批评李神通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实际上也是对李渊的间接批评。

武德分封承自隋制，史载“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皇朝因之。”这是仅指形式的继承而言，至于滥封当与隋制无关，因为隋制没有规定宗室疏属封王。李渊的滥封，其最大的弊病是背离了论功行赏原则，变成了论亲与血统行赏，这就破坏了他晋阳首义时制定的军功政策。造成这种政策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李渊得了天下之后，担心异姓功臣不忠，故寄厚望于同姓宗室，因此滋长了他浓厚的封建宗法观念。如定鼎长安后，马上设立了宗正卿，置了宗正属籍，凡列入李唐宗籍的，都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有时还将这种特权扩及异姓将领，如赐姓罗艺与徐劫为李氏，等等。

此外，李渊亦封晋阳首义和参与统一战争的功臣。武德年间封国公的有裴寂。柴绍，长孙顺德、殷开山、武士獲、李劫、秦叔宝、程知节、王君廓等等。封郡县公的有李袭志、李袭誉、姜暮、李靖，等等。不过，其时“户邑率多虚名，其言食实封者，乃得真户。”考察史籍，武德年间仅有裴寂食实封三百户，柴绍二赐实封千二百户，王君廓“食实封千三百户”。其余功臣不见史载食实封，似乎多属虚封。虚封者，徒有食邑若干户的虚名，而无实惠。功臣无得经济上的利益，自然不满。于是李渊动用了拮据的财库进行了滥赏，亦造成了一些弊病。

首先，因封赏浩大，导致“国用不足”。如秦叔宝从破宋金刚， “录前后勋，赐黄金百斤，杂绦六千段”,后又从平王世充， “赐黄金百斤，帛七千段。”再如，李靖从平萧铣“赐物二千五百段”,后从平辅公祐“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而贞观四年，李靖亲破突厥，战功卓著，唐太宗仅赐李靖“绢千匹”。相形之下，李渊可谓厚赏矣。带来的弊病正如创《旧唐书·刘世德传》所说的： “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

其次，李渊滥赏因喜怒而异，导致内部不和。如喜悦王君廓之“壮气”,竟不计功之大小，就打破“常例赏之。”又如，晋阳首义功臣，当首推裴寂与刘文静，而实际上刘文静功过裴寂，只因李渊亲裴恶刘，赏赐反而厚此薄彼，以致引起刘文静的怨望： “起义之初，忝为司马，寂与长史(指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

由上可知，李渊分封宗室与功臣时，都有过滥、缘私之咎，因而造成了一些弊病。

唐太宗即位后，为了纠正武德年间的滥封宗室与滥赏功臣的弊病，确立了论功分封与行赏的方针，采取了以下两个改进措施。

限制宗室分封。《旧唐书·宗室传》中载： “太宗即位，因举宗正属籍问侍臣曰： ‘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善于揣测旨意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答称： “历观往古，封王者今最为多。两汉以降，唯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并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给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致公驭物之道。”唐太宗深表赞同说： “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撇开话里“本为百姓”、不“养己亲”之类的溢美之词， “一切封王”“爵命既隆”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多给力役”,这与抚民以静的方针不相符合，故颇能拨动唐太宗的心弦。于是他对皇室子弟除外，对宗室子弟就以明辨亲疏、示以至公作为理由，制定了两条限制藩封的原则，即非功不封、非亲不授。

武德九年十一月，下诏把由疏属、孩童无功者滥封为亲王、郡王的，分别降为郡公、县公；仅以近亲子弟或疏属有功者数人为王。诸如，淮安王李神通、襄邑郡王李神符、赵郡王李孝恭等不降封爵外，李神通兄弟的十四个儿子全都由王爵降为郡、县公爵。

唐太宗降封宗室爵位，依据有二，一是疏属；二是无功，两者之中，非是并列，而是以后者为主，即疏属无功者必降无疑，而疏属有功者，不致贬爵；功大者，甚至晋爵。例如，李道宗，是李道玄从父弟，而道玄为高祖的从父兄子，按血统与李唐关系较疏远。

武德年间，初封李道宗略阳郡公，后升爵为任城王。太宗即位，不见贬爵。贞观年间因破突厥，以功赐实封六百户；又以平吐谷浑之功，改封江夏王。再如，李孝恭与李唐血缘也较远，武德年间以所立军功为宗室之冠，仅晋虚爵为王。太宗即位初，即赐实封一千二百户，贞观初，又以宗室兼功臣之故封河间郡王。他们于贞观年间的封赏都超过武德朝。可见，宗室疏属降爵的主要原因是无功之故，这充分体现了唐太宗的军功政策。

“始定功臣实封差等”唐太宗即位初，为了革除武德封赏弊病，对在玄武门之变及统一战争中立过功勋的文臣武将进行封赏。武德九年九月，封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为国公。十月“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或“始定功臣实封差第”。“初”“始”,均含开创之意。但不能据此误认为唐初的实封始于太宗，实际上武德朝已有个别、零星的实封，只是当时没有形成“差第”制度而已。而太宗朝则形成了，故云“初定” “始定”。

既然唐太宗制定实封的等差制度，那么必有具体条文，但史书没有记载，不过大体可以推测而知，必按功之大小，以定实封户数之多寡，这从《旧唐书·刘文静传》可以获得佐证：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实封差第，裴寂为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李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劫、刘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四人食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孰、屈突通，萧璃，封德彝，刘义节八人各食六百户，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六人各食三百户。”

唐太宗“始定”的“功臣实封差第”,是按功劳大小，划分等第的。故疏远不遗，微贱不漏。正如刘晌所说的： “凡关佐命，爰第实封，小大不遗，贤愚自劝，太宗之行赏也明矣。”由于太宗的封赐是不拘一格的，故宗室与庶族地主甚至奴隶在论功行赏面前是平起平坐的。如太宗面定勋臣“爵邑”时，李神通仅得实封五百户，房玄龄则得一千三百户，奴隶出身的钱九陇、樊兴也能得四百户。李神通倚恃皇亲争功，被唐太宗数落了一顿，使原先“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局面马上平息下来，相顾而言曰： “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唐实封制规定封户“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国。”即食实封的封君从封邑封户那里分割到三分之一的赋税与全部力役收入。如使封户增加，就意味着国家直接控制的人户与赋役收入减少了。太宗初即位分封四十三个功臣，共计食实封三万一千户，如再加上遗漏的，当不止此户数。唐初全国人口不足三百万户，大量实封势必加重了唐初财政的拮据困难。故太宗于赐功臣真户外，罕见另外金帛赏赐，并严加限制“多给力役”的宗室滥封，以弥补因实封而导致的财政困难。

唐太宗始定功臣实封的措施，改变了高祖时滥封宗室的作法。尽管两者在分封对象与爵位方面有所不同，然而都要食邑却是相同的。不过，武德年间的分封多属虚封，贞观年间则改实封。唐爵分九等，即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是由损益隋爵差等而来。在郡公至县男的六等爵称上，都冠以“开国”两字，显然唐爵始定于贞观朝，它与实封等差制是同时制定的。故有学者在《通鉴》卷一九二“初定功臣实封有差”条下，注引唐爵九等条文。然而，此注有些不妥。因为没有区分唐初的虚封与实封。唐爵九等的食邑，从王食邑万户到县男食邑三百户的依爵递减的规定，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唐初藩王没有一个人能实封万户的。可见，爵邑的虚封规定是一回事，而太宗的赐实封是另一回事。虽然此注最后补充说明“食实封者分食诸州”,但没有指出上述九等爵邑是虚封，这就容易产生混淆。再者，唐爵九等，是以王、郡王居前的，唐初规定只有皇室子弟或宗室近亲及疏属有功者，才能封王，功臣只能封国公以下七等。

可见，唐爵九等是包括皇室，宗室、功臣全部封爵的。只是当时太宗的兄弟以及亲子年幼的居多，故未制定亲王实封则例。贞观中诸王纷纷成人，太宗一一将他们分封外州作镇，于是亲王实封则例出现了。贞观中一般在六、七百户左右，贞观二十三年增至千户左右。个别亲王另有勋劳或有懿称的，有外加实封的规定。如太宗异母弟邓王李元裕加食实封至一千五百户，荆王李元景于高宗即位初，也加食实封至一千五百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