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庸处世，圆融做人(3)

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视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孔子的中庸之道，简单来说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的两端把握一个中点、一个度，这样才能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

这个道理说起来不难，做起来难，因为人总是喜欢走极端的，总是长于破坏、短于建设的。不然，不会有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更不会有当年的“打倒孔家店”。孔子对人的这种劣根性有深刻的洞察，所以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道德标准，该是最高的层次了！但人们不了解它，已经很久了。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解释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我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按客观规律做事，不行中道。因为聪明的人易过头，愚笨的人则做不好。我知道为什么中庸的道理懂的人少，因为聪明的人虽了解却不以为然，愚笨的人想理解却无从下手。

最精彩的是最后那个比喻：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每个人都会吃饭，但又有谁能真正品出其中的味道呢，实在太少了！

能吃，不代表喜欢吃；喜欢吃，不等于会吃。能吃的人，饕餮一生也未必知道自已究竟在吃些什么；喜欢吃的人，津津乐道于某些口齿的“艳遇”；而真正会吃的人，于寻常瓜菜中也能发掘出旖旎风情，于寻常景致中亦可享无边风月。

还有的人虽然了解中庸之道，也想做到，但就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孔子说：即便了解了中庸之道，不长期固守“喜怒哀乐未发”的规矩，也是不成的。

我们东方的哲学，从来都是“行不到”则“知不达”，做不到就不要说。没有“行”的“知”，只是自以为是而已。只是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到头来也不过是“口头禅”，对于自身境界的提升，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练又说真把式。

不但孔子身体力行中庸之道，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更是深契其精髓，孔子曾经这样夸奖这位徒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下面我们来看看，颜回学“中庸”以致用，未卜先知的故事。

有一次，鲁定公饶有兴致地问颜回道：“先生，您听说过东野毕很擅长于驾马吧？”

颜回答道：“擅长是很擅长，不过他的马将来必会跑掉。”

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东野毕擅长驾马是众所周知之事，可如今，颜回却说他驾的马必会跑掉，不知颜回是何用心。便对旁边的人说：“原来君子也会诬人啊！”

颜回听后，没有辩白什么，默默退了出去。

颜回离开后第三天，掌管畜牧的官员突然跑来报告鲁定公说：“东野毕驾的马不听指唤，挣脱缰绳，车旁的两匹马拖着中间的两匹马，一起回到马厩里了。”

鲁定公一听，惊坐而起，急忙唤人派车将颜回召来。

颜回到后，鲁定公便向颜回请教道：“前天，寡人问您东野毕擅长驾马的事，先生您说，擅长是很擅长，但是他驾的马必将跑掉。不知您是如何预先知道的呢？”

颜回起身答道：“臣是以政事推测出来的。以前的时候，舜帝善于使用民力，造父擅长使用马力。舜帝不穷尽民力，造父不穷尽马力，因此在舜王那个时代，没有避世隐居或逃走的人，而造父手下，也没有不听指示的马。但东野毕在驾马的时候，虽然骑着马，拿着缰绳，姿态很端正，驾马的缓急快慢，进退奔走，也很合适，只是当经历险阻到达远方之后，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却仍然对马责求不止，臣是从这里推想到的。”

鲁定公很赞赏地说道：“原来如此啊！果真如您所言。不过，先生您话中的含义很大，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呢？”

颜回说：“臣曾听说过，当鸟被逼急时就要啄人，兽逼急了就用爪子乱抓，而人被逼得没办法时便要欺诈、叛乱，马被逼过头了自然就会逃奔。从古到今，没有使其手下处于极点，而自己没有危险的啊！”

鲁定公听了颜回的话后很高兴，感到非常受益，也很佩服颜回的智慧与德行，便将此事告诉了孔夫子，夫子听后，微笑着说：“这就是颜回之所以为颜回了，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颜回观东野毕驾马，却以舜王政事断定有佚马之后果，二者之间看似并无关联，然而道理却相同，那就是：过犹不及，物极则反。用比较通俗的话说：狗急了跳墙。

舜为一代圣王，仁心爱民，不穷其民力。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自然会拥戴他了。东野毕虽然很有一套御马的技术，但对马却无体谅之心，马自然不堪忍受而奔逃。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一味奉行法家的铁腕政策，最后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自取灭亡了。

凡事做过了头，必然会走向反面，最后让你没有好果子吃，这就是古人推崇的中庸之道。当我们时时以平和中正之心待人接物，事事不偏不倚，弃其两端、取其中道，定能无往而不利。

5.“圆而不滑”有奇效

虽然我们每天嘴里说“圆融”，想做人做事“圆融”一点，但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词其实本是一个佛教词汇。其取自《楞严经》卷十七：“如来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圆融可以说成是“破除偏执，圆满融通”，是讲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要根究它的本义，那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是这么解释圆融的：

圆者周遍之义，融者融通融和之义。若就分别妄执之见言之，则万差之诸法尽事事差别；就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则事理之万法遍为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波，谓为圆融。曰烦恼即菩提，曰生死即涅槃，曰众生即本觉，曰娑婆即寂光，皆是圆融之理趣也。

可能看得有些头晕了，附上它的本义只是为了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的词汇及词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我们汉语史上，汉语大规模地吸收外语来源的词共有三次：一是战国时期，主要是匈奴、西域来源的词；二是魏晋至陏唐时期，主要是梵语系统来源的佛教词语；三是明清时期，主要是来自西方语源的词。其中来自佛教的词，是对汉语影响最大的一次。

跟圆融相似，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见到另一个词“圆滑”。一字之异，二者的差距可就大了：

圆滑，就像河里的鹅卵石，外表圆、滑，此乃外力所致，不知不觉、被迫使然，是被动而成的一种人生状态；

圆融则恰恰相反，圆融，是一种境界，一种气息，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能冲破个体躯壳禁锢的力量。

圆滑是有边界的，就像坚硬的鹅卵石，可以触摸，可以硌到人，伤害人；圆融是没有边界的，就像柔和的空气，不可触摸，却无处不在，可以浸透人，融化人。圆滑往往令人厌烦，而圆融则能和谐周围的磁场。圆滑过后，安静下来，人会平添许多烦恼；圆融则无始无终，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社会里的很多因素会迫使一个人成为圆滑世故的老狐狸，人性的堕落，又往往让这些人看不到圆融是怎么回事，总以为别人也跟自己一样，为了一己私利而屈膝谄媚、不择手段。

从本质上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发心（动机、出发点），就是你做某件事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发心不正、居心不良的话，善巧方便就成了圆滑；发心纯正，在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为了方便利益周围的人而舍弃某些原则，这是圆融。

我们可以说得简单一点：

坚持自己的原则，兼顾对方的感受，是圆融；

放弃自己的原则，揣摩对方的感受，是圆滑；

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顾对方的感受，是刚愎自用。

人之圆滑，可以说跟“性”一样，是人的本能所决定的。古人说“饱暖思**欲，饥寒起盗心”，可谓深契人性之理。吃饱穿暖，不愁吃穿，自然就想去享受了，所以难免沉湎于“性”；但在吃饱穿暖之前，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没解决，基本就不会去想更高级的享受了，所以难免起盗心，变得圆滑势利。

如果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盗心”甚至是比“性”更根深蒂固的：一个属于低层的生存需要，一个属于较高层的生理需要。这样看来，大部分人变得圆滑起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不足为奇。在今天，圆融还是圆滑，似乎成了一个关乎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但性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问题呢？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通过婚姻这种形式，将其合理化、合法化了。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聪明才智，弹指之间就解决了一个近乎“TOBEORNOTTOBE”的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历史当中又要闹出多少乱子了。同时，我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人类社会的“规矩”差不多都让古人给定完了，留给我们现代人的，就只有乖乖遵守的份儿了！

回到主题。《菜根谭》在教我们“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的同时，也不忘告诉我们“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世方圆并用”，作者真是用心良苦啊。看来，是圆融还是圆滑，也得看“天时”。

圆滑之人都是以明哲保身、个人私利为出发点，遇事采取“拖”字诀，消极应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结果往往是误了他人，坏了大事。所以从古至今，在人们眼里，圆融之士多厚道君子，圆滑之流俱利己小人。

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圆滑之人，得到的往往只是一时的小利，其后害无穷；圆融之士，虽会失去一些现前的利益，但得到的是内心的富足、安宁，有“后福”。所以，想让人说你是君子还是小人，处世是圆融还是圆滑，就自己掂量着办吧，只要你真的问心无愧就行了。

孔子曰：君子坦****，小人常戚戚。君子常常会做事，小人常常会“做人”；君子往往说实话，小人往往说谎话。人生在世，既要会做人，又要会做事，确实两难全。

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明代翰林学士解缙曾领导三千人用三年时间完成鸿篇巨制《永乐大典》，他如此会做事却对“人际关系学”一窍不通。在朱元璋要他提意见的时候，他秉笔直书，历数朱元璋及各位大臣的政令多变、滥杀无辜、无贤否之分、无枉直之判等等，把皇帝和同僚说得一无是处，结果后来被人陷害，活活整死。

而五代时期的冯道却是个很会做人的角色，他历经五朝，侍奉过八姓十一帝，一直官不离将相、三公和三师的高位，在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他苟且一生，把毕生精力放在讨好主子和趋炎附势上，窝窝囊囊地最后忧郁而死。

在此二人的丝毫不圆融和做人太圆滑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呢？

做人难，做事也难。做人难，难在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做事难，难在难以心想事成。而“圆而不滑”却是一种大智慧，将两者隐含的矛盾有效统一起来，既相辅相成，又互相促进，做人做得好，会有利于做事；做事做得好，同样会有利于做人。

宋代的包拯可谓具备“圆而不滑”智慧的典范，他忠君、爱民，对大奸大恶必摧之，进谏时总是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毫无傲慢之态，力争取得皇帝的支持；他做事踏实，弹劾他人敢于直言又讲究方法。

当时许多人弹劾张尧佐，而宋仁宗正迷恋其妹妹张贵妃，包拯审时度势提出将其外调，打破了僵局，使宋仁宗有台阶可下。纵观历史上许多刚直不阿的谏官，多是“清官不到头”，而包公既履行了自己份内职责，又保全了自己性命，不得不归功于他“圆而不滑”的处世之道。

“圆而不滑”之道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修养，一种智慧，一种谋略，一种胸襟。它让你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卑不亢。这样，才更容易被人接受。

一个人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才能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圆而不滑”做人，才能有一颗平凡心，才能不被外界所左右，才能冷静、务实，这是一个人成就自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