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国制度虽然一度没有搞成，但是，唐太宗并不死心，相隔五年半后，即在贞观十一年六月，正式诏颁，以荆州都督元景为首的二十一个亲王为世袭刺史。诏令指出： “建藩屏以辅王室”的目的是使“义存于致治”“志在于无疆”,即为了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必须施之以“共治之职”“分土之实”,并以“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代代承袭”。过了几天，又诏颁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位功臣为世袭刺史。诏令指出周武分封子弟，汉高兼封功臣，均为“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为古之封建良法；魏晋背离周、汉良法，有名无实，非屏王室。为此，总结前代，斟酌利弊，采取君臣“共理”,勋贤“存世”的做法。对功臣“委以藩镇，改锡土宇”,又云“今刺史，即古之诸侯”,意即此举是模拟周，汉封国土、建诸侯的措施。

唐太宗颁下亲王、功臣世袭刺史的诏敕，一般大臣是不敢犯颜诤谏的。然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侍御史马周却甘冒触犯龙鳞的杀身危险，也要把抗争的道理说清。

于志宁的疏文指出：封建之举， “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说理虽然简单，但是直接面对太宗的拟古做法提出责难，不愧为有胆有识的真知灼见。

马周的疏文着重分析世袭刺史的弊病： “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为此，他建议停封诸侯，与其毒害于境内之百姓，不如割恩于现存之勋贤。取消子孙世袭，限于“畴其户邑”、衣租食税，也就是维持太宗初即位时的功臣实封差等，这样就可防止“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的极弊。这个建议无异要求唐太宗撤消世封诏令。

由于于志宁、马周的有力反对，唐太宗只得暂缓实行，但是并未下诏停封世袭刺史，真正使唐太宗下决心停罢的是受封功臣的普遍反对。

当“世封功臣”的诏敕颁下后，侯君集转授陈州刺史，其他功臣也有改变原先虚设或实任的封地的，致使“群臣不愿封”,其原委正如长孙无忌所说的： “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违离，而乃世牧外州，与迁徙何异。”把太宗的长保富贵、苦心设计的一番美意视为流放，岂不令太宗心酸。

于是，出现了受封功臣联名抗表的事件。由功臣之首长孙无忌出面，肱股重臣房玄龄附和，于贞观十三年二月向唐太宗递交了表文，表文中指出了三代封建虽是圣人“随时作教”,然而也有“礼乐节文，多非己出”的弊病，以致造成君轻臣重，干弱枝强的缺陷。接着从四个方面阐明因福得祸的理由，表文最后以“伏愿天泽，谅其愚款，特停涣汗之旨，赐其姓命之恩”作结。

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 “无忌等不愿受封”,表面看来，仿佛不合情理， “夫人之情，俾其子孙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贵于无穷，岂有不欲者哉?"实际上，无忌等人另有深谋远虑； “知其(世封)适以殄绝其苗裔而祸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视为陷阱者也。”贞观君臣各有打算，但想不到一块儿，说明唐太宗的世封功臣不是两厢情愿，自然遭到功臣的抵制。

唐太宗不得不表示遗憾地说：“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以茅土耶!"才不得已于贞观十三年二月“诏停世封刺史”。从诏颁世封刺史到诏停世封刺史，说明他实行世封的决心化为乌有了。

纵观唐太宗从贞观元年“始议封建”,到贞观十三年“诏停封建”,其间历时十余年，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建议者只是萧瑀，支持者仅是唐太宗；而反对者却不乏其人。而每次争议都增加了新的反对者，最后连被世封的功臣也联名反对，使唐太宗成了孤家寡人。在唐太宗一生的处世行事中，从未遭到如此众多大臣的抵制，也从未见过他拒纳如此众多大臣的诤谏。可见，他坚持分封侯王与复古封建是何等的固执。

唐太宗为什么一再顽固地坚持分封制呢?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自己所说的，渴慕比隆三代，效法文武周公之道。观其前言后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出于一厢情愿的主观随意想法。唐太宗以他在位一半以上的时间热衷于搞分封制，主观上主要是出于确保李唐江山的长治久安。任何一个王朝的开创者都要考虑国祚的长远问题，唐太宗比他们考虑更多，一即位就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但他看到封建诸侯可以羽翼朝廷的一面较多，而大臣则看到分封带来祸害朝廷的方面较多，所以他这种想法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按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十分鼓舞人心的。封建诸王，可以带来“建藩屏以辅王室”的好处； “封建亲贤”,可以带来功臣“子孙长久之道”的好处。这个都从好处去想的想法，尽管流于主观，但绝非凭空而来。

武德九年十月，即位仅两个月，唐太宗对玄武门流血事变当然记忆犹新，就向群臣提出了： “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的重大问题，由此“始议封建”。可见， “始议封建”与“子孙长久”是紧密联系的，是吸取同室操戈教训的结果。为了不使自己的子孙重蹈李建成身灭的覆辙，想祈求于亲亲相爱的封建宗法观念。很自然地认为父子之情具有骨肉之亲，付之外藩，以作屏障，最可倚任。唐太宗还从封建血统论出发，推而及之与功臣联姻，结成亲家，以“亲贤作屏”,期望功臣后裔“辅朕子孙，共传永久”。目的是想维持皇室与功臣的既得利益，幻想形成一个皇子皇孙与功臣后裔共存共荣的血缘集团。

其实，这些都是唐太宗的主观想法。所谓屏藩皇室，谈何容易。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与齐王李祐谋反，唐太宗一面平叛，一面诏斥李祐“坏磐石之宗”。可见，就在太宗有生之年，就事与愿违了。而功臣后裔也不能“共传永久”,事隔一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参与谋反，就身死族灭了。

第二，不能审时度势的片面执意性。唐太宗热衷于分封，还与他不能审时度势有关。他虽然很善于以史为鉴，然而在分封制方面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贞观五年九月，他在《长孙无忌等九人各封一子郡县公诏》中说：亲贤作屏，著在周经，支庶毕侯，义存汉典虽褒贤之道，已纪于族常；而推恩之令，未治于胤绪。宜锡宠章，式遵故实。

又在同年十一月诏的《封建功臣诏》中说：钦明慎微之朝，古稽为本……享祚遐长，卜年用永，疏爵以王，锡壤惟三。周监二代，焕乎前史；晋魏迄今，旧章寝废，维城之义缺如，建侯之道斯绝。王纲暂弛，内无匡救之臣；国步方远，外无藩屏之卫，致令大盗猖獗，动有觊觎，蒸庶板**，屡遭涂炭。进乖为民之策；退失象贤之典，宁邦固本，其可得乎?

从上述诏书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殊不知周代的分封制早已失却现实性与合理性。对此，后世的封建史家也有察觉，如宋代的范祖禹就对唐太宗“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的泥古不化的封建观作了中肯的批评：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后世如有王者，亲亲而尊贤，务德而爱民，慎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而兴礼乐矣，何必如古封建，乃为盛矣。

唐太宗不顺时势变迁，一意孤行，可谓不识时务。后世必欲封建，弱者不足以屏藩，强者适足以资乱，前如曹魏，后如西晋，均有史可鉴。善于以史为鉴的唐太宗对近如魏晋封建史事却不以为然，对远如姬周的封建史事则赞其“焕乎前史”,过于拘泥三代封建可享国长久的迂腐滥论，反映了他思想上片面执意性的缺陷，归根结底是他落后的政治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