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佛崇道 从尊佛到抑佛唐太宗对佛、道两教基本上是予以宣扬、并加以利用的。当然，随着形势的转变，有所侧重。贞观十年以前是佛、道并重，十一年开始则抑佛崇道，晚年又转向关心佛事，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与对宗教采取开放有节的政策。

唐初抑佛始于李渊。李渊因接受傅奕的灭佛主张，态度比较激烈，然而终未实行。贞观中，唐太宗曾一度抑佛，但态度比较缓和，佛教仍能布道。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道两教都有广泛的传播，尤以佛教发展为快。后周武帝鉴于佛教势盛，于建德三年(574)采取灭佛的举措，大河上下佛寺纷毁；南朝自侯景乱梁后，佛法盛极转衰。然而，隋朝初立，文帝大张佛法，多营佛寺，广度僧尼，普立佛塔，众译佛经，佛教复盛。炀帝继位，佛教势力由盛而炽。随着东都的营建，洛阳亦为高僧会聚之所；继之运河的开通，江都亦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身为隋官的李渊在崇佛的气氛中，自然不能摆脱隋代佛教迷信的影响。大业初，他为荥阳太守，时值李世民九岁患疾，他“为太宗疾祁福”,李世民病愈。于大海佛寺“造石佛一躯，刊勒十六字以志之。”晋阳起兵军次华阴时，李渊又临佛寺祁福。据裴寂九年后回忆： “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及即帝位，遂造像立寺，行斋弘佛。其时朝廷中不乏隋代旧臣，如裴寂、萧瑀等多崇佛法。李渊在他们的影响下，继承了隋代崇佛政策。武德初年，李渊在颁布禁止屠宰耕牛的诏中，赞扬“释典微妙，净业始手慈悲。道教冲虚，去其残杀。”行文虽然带有利用佛道教义而为己诏立论的用意，然而，他把佛教排在道教之前，反映了他佛先道后的尊佛倾向。

武德二年，他在长安聚集的高僧中，选立十个老年学问僧，称为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加强了对佛教机构的整顿，也是利于佛教的发展的。

武德三年(620),李渊改变了尊佛的倾向，转向崇道，立老子庙于晋州，追尊老子为皇祖。道教的地位随着统治者的吹捧而提高了，然而，并未达到排佛的程度。

排佛始于武德七年，由于太史令傅奕接连上了排佛十一疏，朝廷中发生了多次大辩论，才使佛、道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傅奕好老庄、尊儒学，早已有意于辟佛，他曾搜集魏晋以来驳佛言论撰为《高识传》十卷。他的立论宗旨仍申华夷之辩、张忠孝之义，其理论依据并没有跳出前人窠臼。然而，他学识渊博， “尤晓天文历数”,故说理透彻，谴辞雄辩。其中揭露佛法祸害，尤为深切。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共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渭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高祖十分重视傅奕“除去释教”的疏文，下令百官详议。赞同傅奕的是太仆卿张道源，其他朝臣几乎都持异议，反对最烈的是中书令萧璃，他指责傅奕“非圣”“无法”,建议高祖“请置严刑”。

然而，高祖却支持傅奕的主张，改变了以往尊佛的倾向，趋向崇道，其明显的迹象是，于同年十月驾临终南山，谒老子庙。

次年，他又亲临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明确地表达了他抑佛崇道的主张。及至武德九年(626)四月，高祖以长安寺院、道观“不甚清净"为辞，下诏大量裁减寺观与沙汰僧道。诏中重申佛教祸国蠹民之害，至于道教则轻轻一笔带过。可见，高祖意在限制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指出一些不肖之徒“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驱策田产，聚积货物”;更有甚者“亲行劫掠，躬自穿窬”,干出种种犯法勾当。这些佛门子弟所以之如此作恶而又无视国法，当是“交通豪猾”之故。可见，僧、俗地主已同流合污，势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诏书最后规定： “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法定佛、道所留寺观数量基本一样，当然以裁减佛寺居多，抑佛的意图十分明显。不久，适逢政变，未及实行。

武德晚年李渊为什么一反初年的崇佛政策，当与形势变化有关。武德初，唐与突厥一度结盟，军事行动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自武德六年以降，突厥贵族频繁入扰，唐王朝损兵折将，为了加强防御，只得多设据点，凭险拒守。

武德八年四月“复置十二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九年用兵更多，自然耗财猛增。而唐初财赋本来拮据，又加当时“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享受“调课不辅、丁役俱免”的特权，使财赋、兵源更显不足。李渊废佛当与用兵、赋敛有关。傅奕上疏排佛正好切中时弊。对此，司马光早有卓见： “上(高祖)亦恶沙门、道土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

傅奕曾建议将十万僧尼还俗， “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明代的吾谨在《唐神尧罢浮屠、老子法议》中说得更为透彻： “(李渊)所以废之者，时以习其道者不事徭赋，以空吾之户口而已矣，固非恶其道而废之也。”指出高祖废佛目的是出于增加国家编户与徭赋，当非出于反对佛教教义，故与傅奕意图不同，这决定了他的排佛态度不是坚定的，一旦当群臣反对，也就改而不行了。

综观高祖对佛教的态度是兼收利用与控制有效的。当统一战争中僧众有力可借时，则予利用；当僧势器张时，则予抑制。这与隋主大造佛寺、广置佛像、普度僧尼、众建佛塔相比，高祖则无一项斯举。特别是诏汰天下浮屠，具有卓识，后人谓“高祖独能毅然而废之，是不可谓其不贤于人也。”当有所据。

唐太宗执政之初，为了争取僧道徒众的支持，曾一度改变了乃父抑佛尊道的做法。于玄武门之变的当天，就迫使高祖撤销了“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的禁令，并申明， "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土女冠，宜依旧定。”“旧定”者，即恢复当年四月抑佛前的佛先道后的排列位次。

贞观元年，唐太宗以虔信佛教的姿态向傅奕提出诘难： “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惜其理，何也?”傅奕解释，佛是胡神，起自西域，后传中国， “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颇以为然。可见，他虽尊佛，但并不佞佛；而且尊佛观点也不强烈。

傅奕以儒黜佛的进步思想，反映了唐初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注重治世，势必反对出世与抑制南北朝以来日益膨胀的佛教势力。然而，他鉴于当时政局未稳，并没有马上抑佛，而是因势利导，利用佛教教义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

贞观二年五月下敕云： “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以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为隋代所立佛寺设斋行香，目的是借此笼络隋臣。次年，唐太宗开译经馆，任命西突厥的波罗颇迦多罗主持，并度僧三千人。同年闰十一月，他又利用佛教的超度亡灵说教，大搞念佛拜谶的法坛迷信，下诏宣扬“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是知上圣恻隐，无隔万方，大悲弘济，义犹一子。”为了所谓“济其营魂”,决定于晋阳起兵以来，作战之处， “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立寺刹焉。”在他决战取胜的戎场建造七所佛寺，如在战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镇压窦建德的汜水营立等慈寺，平刘黑闼的洺州建昭福寺等。

由上可知，贞观初，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比较缓和。究其原因，当与他个人的战斗经历与政治生涯有关。武德四年，他平定王世充之乱，曾得力于嵩山少林寺僧兵之助，事后接见过立功的长老，表彰他们的功绩云：“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还说李唐王朝受到“彼岸之惠”,当攻克东都之后，使僧、俗人等“各安旧业”。既然作了许愿，即位后就需兑现，于是采取缓和朝廷与佛教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贞观初他下的《度僧于天下诏》即可知一般，诏令赞扬佛教“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泽群生，翦烦恼之林”。于是，下令“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规定所度僧尼“务须精诚德业”。只要德业可称， “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自首之徒，通在取限”。所谓“往因减省还俗”,指武德末年采取抑佛而沙汰的僧尼，只要品行端正，还可皈依。与乃父相比，显然对佛教势力有所妥协。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政治家，他对佛教的宽容是有原则、有限度的。

首先，他搞的设斋行香、译经度僧、造寺慰灵等举措，并非单纯出于精神麻醉，而都带有某种政治意图。以设斋行香而言，或因“追维抚育之恩”,以尽孝道；或因申明“思旧之情”,以彰君恩。至于译经度僧，或出某种政治利益与战略需要，如贞观初，太宗为解除东突厥侵扰的近忧，曾为来自西突厥的波罗颇迦多罗立场译经，交好西突厥，以获远交近攻之利。或出某种夙愿，附会佛祜病愈，宣示从此“体征。”至于营建寺院，或为士兵身陷战场，以慰生灵；或为思念慈训，祁福双亲，以致擒宅造兴圣寺，度地建宏福寺等。

贞观初，唐太宗虽下令剃度少许僧人，但并非出于滥增僧众，实是作为简择僧人的一个补充手段。如他在《度僧于天下诏》中指出，僧徒中“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缵庸焚指，骇俗惊愚。”凡此种种，有一于此，即“大亏圣教”,所在官司都需加以“清整”。“清整”,带有整顿含义，实是强调官府加强对佛教势力的干预，以进行组织整顿，将不逞僧徒予以淘汰。同时他又加强思想控制，令用《佛遗教经》加以约束，使其遵行戒律。唐太宗说： “《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架，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为此，“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旨在加强政治对佛教的控制。

其次，他对佛教的宽容并非宽大无边，而是有法可依。凡僧尼违犯禁令者，罪在不赦，甚至处以极刑。如贞观三年，大括隋恭帝义宁年间私度的僧尼，不出首者处以死刑，不可谓不重。他的这个意志在尔后颁行的《唐律》“私入道”律文中也有曲折的反映： “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唐律》颁于贞观十一年，对私度僧道处刑比贞观初的敕令为轻。可见，唐太宗即位初，虽废武德毁佛之诏，但检括僧尼的禁令仍严。其原因诚如清末法学家薛允升所说的： “僧道得免丁差。僧道多则户口少，自然之势。此辈不耕不业，衣食于民，岂可听其私自簪剃，以虚户口耶，故特禁之。”由此看来，唐太宗在贞观初严禁非法私度僧道，虽无高祖废佛激烈，然而，从控制国家户口来看，两者亦有殊途同归之处。

唐太宗虽对佛教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尊道。贞观初，道教领袖仍能得到崇礼与信任。如“贞观五年，太子李承乾有疾，敕道土秦英祁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立观宏道，借此表彰道教神祐的灵验，这与大业初李世民有疾，李渊祁福于佛寺比较起来，似乎唐初太宗信道超过隋末乃父信佛。但也与道教介入政治有关，如道士王远知参与秦王夺位的预谋活动就是一例：“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 ‘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平?’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 ‘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因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唐太宗还亲降玺书，赞扬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并忆及前功：“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王远知能预密谋，秦英能出入宫廷，说明道教徒能介入政治，并得到信任。

从贞观初的宗教政策来看，唐太宗既不愿造成佛教的独尊局面，也没有采取道先佛后的举措。他采取的是平衡佛、道，并重两教的做法，但实际上难以办到。因为魏晋以来，佛、道反复辩论诘难，门户之见极深，历年积怨，势同水火，都想压倒对方而凌驾天下。隋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大大超过道教势力，实际上处于独尊地位。

唐自武德九年以来，傅奕多次上疏辟佛，李渊有意袒护，才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某些变化。道教领袖以为有机可乘，遂乘机发动攻势，如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沦》、刘进喜作《显正论》,斥责佛法，贬低佛教。由于当时形势不利于佛教，故佛教领袖没有立即摆开阵势还击。

贞观前期，僧人利用唐太宗缓和、宽待佛教的政策，由名僧释法琳发难作《辩正论》反驳道书。此后佛、道双方又接连发生唇枪舌战，但都未能动摇佛教的优势地位，直至贞观十一年年初佛教地位仍高于道教地位。

唐太宗虽居于深宫，但对佛教的情况十分了解。他知道“在外百姓，大似信佛”,至于朝臣中的虔诚信徒，他更是了如指掌，这就迫使他采取谨慎的作法，不会轻易抑佛。而佛教势力遭到武德末年的政治打击以后，一直窥测方向，力图恢复往昔的一尊地位。他们深知，教主非涉足政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难以如愿。

于是教主指使信佛朝臣，并通过朝臣上表太宗，企图促使太宗礼拜高僧。贞观八年，太宗窥破佛教的这个阴私做法，曾对长孙无忌言及： “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即僧人)教上其事。” “大德”者，是佛教对高僧的尊称，其实就是长安的佛教界领袖。上封事官员建议朝廷大官偕同十名高僧入朝，令太宗在金殿礼拜，借机讲经说法，借此定于一尊，这显然是当时佛教势力妄图恢复梁武佞佛的幻想。

然而，他们看错了人，英主唐太宗绝非昏庸的梁武帝可比，贞观名臣亦非梁武邪臣可类。当即遭到重臣魏徵的激烈反对： “佛道法本贵清净，以遏浮竞。昔释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与之同舆，权翼以为不可。释惠琳非无才俊，字文帝引之升殿，颜延之云： ‘三台之位，岂可使刑余之人居之。’今陛下纵欲崇信佛教，亦不须道人日到参议。”魏徵出身道士，自然反对佞佛，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当然也不会让佛教介入政治。然而，从上封事官员与魏徵的言论纷争中，可以看出佛、道两教为了发展各自的势力，在政治上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迹象。

由上可知，唐太宗直到贞观八年还是“崇信佛教”的，然而，他不大相信佛教的善恶报应谬论。同年，长孙皇后身患重疾，太子承乾建议曲赦囚徒，剃度为僧，祈求佛祐。皇后反对说： “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多少也反映了唐太宗的思想。

及至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才使佛道地位发生了转折，这标志着唐太宗以诏令形式宣告了抑佛的开始，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诏中回顾了佛教传入中土，凌驾他教，风靡朝野的种种流弊云： “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泊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唐太宗认为这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弊病，为了革除“前弊”,贬僧尼于道士，女冠之下。

唐太宗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道先佛后的地位，形势显然对道教有利。于是道教领袖再次发动攻势。贞观十三年，道士秦英指责法琳所撰的《辩正论》对教主老子出语不逊，攻其诽谤皇祖。唐太宗为此亲下《诘沙门法琳诏》,指出“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由先占。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毁我祖祢，谤渎我先人。如此挟君，罪在不恕。”于是逮捕法琳，问罪囹圄。法琳于狱中往复辩答，尽力取悦旨意，后虽免于一死，但放逐蜀中，仍病卒于途。

配合抑佛诏令的第二个举措是，唐太宗往往对尊佛官员予以廷辱或非难。如大臣张亮好佛，他就故意怂恿张亮出家，张亮不愿出家，遭到训斥。崇佛至深的萧璃为此自请出家，太宗马上批准。然而不久，萧瑀变卦了，唐太宗责其出尔反尔。特于贞观二十年十月下手诏数其罪，并乘机表达了自己抑佛的见解： “朕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苦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至侯景之乱，武帝被俘饿死台城。于此，唐太宗得出结论云： “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唐太宗把佞佛与亡国联系起来，有力地驳斥了佛教善恶报应的虚妄，发泄了对崇信佛教的大臣的深刻不满，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抑佛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