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中国东北的满族日愈强大，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率领下，金戈铁马，以威猛之姿似旋风般驰聘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经二十余年的南征北讨，浴血奋战，终于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励精图治的努力下，中国出现了边疆巩固，经济发展，人口日繁的盛世。

康熙帝和乾隆帝二人均在位六十多个春秋，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爱新觉罗皇位继承者和家族都以此为最大的荣光。

但是，当嘉庆登基为帝之时，情况发生极大变化。国内持续数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政权中大小官吏贿赂公行，侵夺贪占，财政危机日趋严重。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帝病逝于避暑山庄之后，旻宁(道光帝)即位，成为清王朝第六代君主。

他在位的前二十年，虽然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民起义。

道光二十年(1840年),历来为清统治者不屑一顾的“英夷”却成了清王朝的致命挑战者。

英国人通过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皇帝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继而，法国、美国等列强也相继而来，从中国攫取了与英国享有的同样特权，给中国套上了奴役性的侵略锁链，开始将这个文明古国拖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人民也随之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咸丰元年(1851年)广西爆发了持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曾占据半个中国，一度进攻至北京附近。直到咸丰帝死于避暑山庄，中国东南部仍是烽火连天。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灰烬未冷，清政府又被迫向英、法、美、俄等国出卖大量特权，甚至割让了大片的领土。

在列强的帮助下，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

小载活出生前后的这几年，他的父辈和在政变后垂帘听政的西太后终于取得苟延残喘之机，认为“心腹之患”已除，做起“同治中兴”的幻梦。

“同治中兴”,是旧史家对咸丰十一年(1861年)政变后清政府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出现的变化和暂时呈现的“安定”局面的吹捧和标榜。这一切均发生于载淳降生前后的十余年间，对其一生影响颇大。

咸丰十一年(1861年)政变得手后，西太后一方面为载淳登极做准备，同时鼓动亲信大造“垂帘听政”的舆论。

一时间，显贵权臣纷纷上书劝进。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载淳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为两宫皇太后上“慈安”、“慈禧”尊号。两宫皇太后为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以皇帝之名发出上谕，令南书房和翰林院之者臣查阅史书，诸臣忙碌之后，将查到的有关资料汇为一编，赐名为《治平宝鉴》。“垂帘听政”,终于有了历史根据。

随后在礼亲王世铎等议定的“垂帘章程”批准后，十二月二日，两太后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实际是皇太后批阅章奏、召见大臣、裁决政务和确定官员任免。

自此出现了，所谓的“同治”朝局，最初是两太后、两亲王假以年幼无知的小皇帝名义掌管朝政。

在两太后中，东太后“和易少思虑”,“素宽和，殊无制裁之术”。

“虽东西两太后同训朝政，而实则处分一切，仍以西后意为可否。慈安素谨愿，各事每呐呐然不能出诸口者”。

在以后被召见的诸臣中，如曾国藩、郭嵩焘等，该日记都不乏类似的记载。

帘外两亲王，以恭亲王奕诉权力为大。这因为恭亲王为醇亲王之兄，且政变后，恭亲王尚有“议政王”的头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因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清政府迫不得已在中央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

由奕诉担任首席大臣，全权主持对外“和局”,包括外交各种事务：例如派出驻各国公使；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

虽然有军机处为中枢机构，“总署”位不在军机下，而在主持政务的六部之上，权力巨大。

奕還尽管身兼数职，权力日隆，但权力毕竟在奕诉之下。

西太后与奕诉掌持内外大权，同治天下的局面却在不久便矛盾显露。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西太后以同治帝载淳名义明发上谕，指斥并罢免奕诉。

此事一出，清廷顿时哗然，“而外国使臣亦询军机诸臣事所由”。加之诸王群臣，包括奕還纷纷上疏，为奕沂缓颊疏通。

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又重颁上谕，还让奕诉在内廷行走，管总署，但还是革去“议政王”头衔，这件事使奕诉深知西太后之**威，在召见时，“双膝跪地，痛苦谢罪”。

此后在“天津教案”、谏阻修圆明园等事上，奕诉又先后与奕還、载淳、西太后矛盾，几乎被同治帝革去亲王头衔。

可以看出在同治朝，由于内廷权力之争的结果，无论是“垂帘听政”之时还是同治帝亲政之后，已基本形成西太后专权独断的局面。

在中央，外松内紧，矛盾叠的朝局给人们一种粉饰太平的假象，看似两宫皇太后同两大亲王“和衷共济、共渡时艰”。

在地方上，慑于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的起义，清政府在政变后仅十余天，就一反过去“崇满抑汉”的传统政策，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

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帧、曾国荃等一大批汉族官僚崛起于屠杀太平军的战场上。

继而，这些人利用其对洋枪洋炮在镇压太平军时效力的认识，扯起“求强”、“求富”的旗号，接着办起了一些军事和民用性企业。并用从外国买来或自己仿造的枪炮舰船装备了部分陆海军，成为地方实力派(即洋务派)。

从此，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种与外国侵略势力“力保和局”、主张“中外和好”的对外政策基调。这些人企图利用列强的欲望暂时满足、国内起义相继被基本平息的时机，来修补清王朝百孔千疮的统治机器。

可清楚看到，清政府的所谓“中兴”,只不过是统治者饮鸩止渴的暂时自我感觉罢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落下了帷幕，其代价是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等。在清朝统治者大呼“中兴”之时，中国半殖民地的雏形也在步步深化。

载活出生以后，侵略者的触角已伸向中国边疆，自此打破了“中外和好”的幻影。与此同时，以“反洋教”为主的反侵略斗争的运动也在全国各地展开。因此，载活出生后，清王朝的统治正在面临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