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女人中，萧红是最令人唏嘘的一位。

她生在地主之家，却没享受到富家小姐本该享有的半点呵护与宠爱。

她明明拥有咏絮之才，却偏偏半生飘零愁苦潦倒，饱尝饥馑贫困之虞。

她奉爱情为至上，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觅知己，可爱情却终究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萧红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可命运于她，却是《呼兰河传》里，呼兰河城东二道街上的那个大泥坑，人畜鸟兽冷不丁陷入其中，越挣扎，沦陷越快。以至于她短短31年的人生，竟没有享受过多少真正的欢愉。

她是民国女人们用饱满的生命与传奇故事共同织就的光鲜旗袍上，一不小心被撕出的口子，或是被掉落烟灰烫出的洞孔，那么触目，那么凄怆，惹得很多人怜惜不已，也让不少人咬牙切齿。

可是，即便如此，也请你不要叹息，不要厌弃，权且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沿着萧红的生命轨迹，拣拾起她的人生碎片，重新拼起一个全新的她——一个值得被怜惜、可以被原谅、应当被善待的萧红。

大花园里的童年

萧红的一生，大概唯有童年是真正地快乐过的。当然，就连这份快乐，也是建立在她不谙世事的基础之上，因为，打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偌大的家庭里，真正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而开心的，只有祖父张维祯。

那是1911年，农历五月初六，端午节的第二天，萧红降生了。从得知是女儿的那一刻起，父母便再也开心不起来了。父亲张廷举是个冷酷的官吏，多年混迹于官场，很是变通逢迎，但对家人却严苛到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母亲姜玉兰也是出生于士绅之家，“重男轻女”的老旧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一心想生儿子的他们心里自然满是失望。

唯有张维祯，这个六十多岁、淡泊自甘的老人，对于萧红的出生，是打心底里升腾起的、结结实实的欢喜。自从十九世纪末，他扶老携幼举家从阿城迁到呼兰县定居下来，几十年里，他经历的，只有老人去世时的悲痛，只有女儿出嫁时的忧伤，却从未再迎接过新生命的诞生。

张维祯又正正是旁人口中“百无一用”的书生，空有满腹诗书，且只有满腹诗书，却无用武之地。他完全不懂得经营持家，更不懂得圆滑世故，一直是大家眼中的一个“闲人”，妻子范氏精明能干，把一家上下打理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想来，儿子与儿媳对于母亲的敬重自然是远远多过父亲的。萧红是祖父莫大的心灵慰藉。

祖父也同样给了萧红十二分的爱。他陪伴着萧红玩耍，任由小小人儿对自己百般缠闹却从不恼怒；他对萧红有无限的疼惜，仿佛是想将萧红从父母那里得不到的爱，统统补偿给她；他教她读诗，给她讲诗背后的故事，他给了萧红最初的文学启蒙。因了这份爱的充盈与实在，年幼的萧红才可以对于祖母的漠视、父亲的冷酷与母亲的疏离不以为意。

萧红与祖父快乐时光的大半，是在他们家的园子里度过的。平日里，祖父在田间地头有一搭没一搭地忙活，萧红有样学样；她的注意力常常被园子里的蜜蜂、蝴蝶、蜻蜓吸引了，丢下祖父去追赶一圈，玩累了又回来缠着祖父；园子里的玫瑰花开了，她剪下花朵，一朵一朵别在祖父的帽子上，不明就里的祖父戴着帽子走进屋，她笑得在炕上打滚。我一边想象着萧红与祖父在园子里的快乐光景，脑子里一边不自觉地想起柳永笔下的这样一句词：嬉嬉钓叟莲娃。逢着下雨没法去园子了，或者是秋天里园子衰败了，冬天里园子休眠了，小小人儿便被困在无尽惆怅里。可即便是惆怅，那也是有盼头的，因为她知道，她还是可以入园子的，她的等待是有结果的，是可期盼的。

不在园子里的时光，祖父便教萧红读诗。爷爷一句一句字正腔圆地教，孙女不得其解但仍然摇头晃脑地学；教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不忘让孙女重温一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萧红本来就聪颖灵动，血脉里带着些天赋的文学才华，再经过祖父有意无意的**，她小小年纪，已经渐渐开始有点“小文青”的样子了。

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老人每天都在变得更老，时光毕竟无法定格，所有的美好都要成为记忆。许是萧红早慧，许是命运特意提点过她，许是人在快乐的时候记忆力本身就变得格外好，萧红记得特别特别多与祖父相处的细节，她把它们一一写进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里，成为整部小说里为数不多落笔轻盈、心情明快的描写：“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祖父的花园里承载的，是萧红的整个童年。

私奔往事

民国有四大才女：吕碧城、萧红、张爱玲、石评梅。如果非要给她们的才气来个高下之分，恐怕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若要问谁的命运最悲苦，答案无疑是萧红了。

萧红一生，除了童年时祖父带给过的精神上的安稳家园之外，其余半生，她都是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

1920年，九岁的萧红被送到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部读书；1924年顺利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别看萧红在祖父的身边，淘气得像个男孩子，可她在学业上是极为用功的，再加上本来就聪慧，成绩自然很好，作文尤其好。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她踌躇满志地等待升入中学的时候，家人却不再支持她上学了，别看萧红小小年纪，在同龄孩子的一切都由父母一手操办的时候，萧红已与自己出生的这个封建大家庭开始了公然抗争，也从此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萧红在抗争中胜出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今后她多么勇敢，她做了多少努力，她抗争的最终结果，受伤害的人终究只有她自己而已。

1927年秋天，萧红终于得偿所愿，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从这所学校的前身——“从德女中”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办学宗旨：培育谨遵“三从四德”的贤良淑女。

但学校刻板的教学，并未缚住萧红勇敢果决的天性，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她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郭沫若，读到郁达夫，她的文学视野乃至人生格局得到了极大的拓宽；萧红的老师里，亦不乏拥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如王荫芬、楚图南等，前者教授国文，将白话文带进了课堂，后者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给萧红。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萧红对文学的热爱之情被唤醒了，爱国热情被点燃了，她还参加过抗日爱国的学生游行。正当萧红在中学里尽情地沐浴在进步思想与先进思潮中时，父亲将她许配给了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

1930年夏天，即将中学毕业的萧红，又与家庭展开了第二次的反抗。

彼时的萧红，性格里叛逆的成分已然完全显现出来。如果说第一次为了念中学而与家庭对抗算是牛刀小试，那么，这一次萧红的做法，简直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她提出与汪家退婚，被拒绝后，她随着即将前往北平求学的陆哲舜“私奔”了。

其实，在被许配给汪恩甲之初，萧红是默认了这份亲事的。汪恩甲仪表堂堂，也受过较好的教育，他本人对萧红也是一往情深；萧红当时的生活圈子也就那么大，平日里接触到的男生本就十分有限，汪恩甲本身的资质也的确不错。二人订婚后，像其他的情侣一样约会，写情书，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萧红还亲手为汪恩甲织过毛衣呢。

许是相处久了，汪恩甲身上纨绔的那一面渐渐显露出来了，他还有抽大烟的毛病，萧红对他渐渐地生了嫌隙。而这时候，陆哲舜的出现，加速了萧红对汪恩甲感情的幻灭过程。那时候陆哲舜已有家室，自然更加懂得怎么样讨女人欢心。他对萧红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并且力劝萧红跟着自己去北平。萧红答应了，她假装答应了与汪恩甲结婚，并以前去采购嫁妆为由，从家里带了一笔钱出来，随陆哲舜去了北平。

那边厢，在北平，萧陆二人在学校附近找了间小平房租住下来，正式进入同居生活。

这边厢，在呼兰县城，二人的大逆之举已引起轩然大波。父亲张廷举一方面因教女无方而被降职，一方面因女儿竟然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举而深觉家门被辱没，愤懑之心无以言表；汪家与张家本就有婚约在先，而且据说连订婚宴都正式办过了，这种时候，准儿媳妇逃婚、私奔，也让汪家丢尽了脸面；陆哲舜的家庭，在呼兰县也颇有些名望，二人的举动，也同样令陆家人惊怒不已。剩下的那些市民，则把这段故事当作闲话一般，翻来覆去地咀嚼透了。

那时候，陆哲舜在北平的一应吃穿用度，都是家里供养的。萧红身上那笔采购嫁妆的钱也所剩无几了。陆张两家对二人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仍然一意孤行，两家人将中断对他们的所有经济支援。如果他们愿意回去，家人会为他们提供路费。陆哲舜与萧红无奈之下，于1931年1月返回了呼兰县。

初恋汪恩甲

有人说萧红的悲剧命运，是从汪恩甲抛下怀孕的萧红逃离旅馆从此不知所踪开始的，我以为不然。陆哲舜才是那个真正将萧红的命运带上悲剧轨道的人。当然，前提是萧红叛逆的个性使然。如果没有她的一意跟随，想必任谁也无法带走她。

陆哲舜和萧红回到呼兰县后，陆哲舜自此退出了萧红的生命，而萧红与“初恋”汪恩甲的情感纠葛，还在继续上演。

萧红的准婆家汪家，那时候大概也已经起了解除婚约的心思。汪恩甲却不计前嫌，与萧红重归于好了。张廷举满以为经历过这次，女儿应当已经被驯服了。

萧红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或许经历了这件事之后萧红才看到了汪恩甲的真心，总之，她回到了汪恩甲身边，她的心也才稍稍地定下来，开始与汪恩甲谈婚论嫁。

汪恩甲有一个哥哥，叫汪恩厚，当年订下这门亲事，还是这个当哥哥的从中牵的线，此时，大抵他开始觉得，正是因为自己一时不察，才将弟弟推到不幸的漩涡之中，同时也让汪家门楣蒙羞，于是，汪恩厚一力主张解除两家的婚约。

萧红十分恼怒，她甚至一反常态，为了维系与汪恩甲的婚约，一纸诉状将汪恩厚告上法庭。萧红深知汪恩甲对自己的感情，她以为汪恩甲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不想，汪恩甲最终选择了维护一心为自己着想的哥哥、维护家族的声誉，当庭承认解除婚约并非哥哥逼迫，而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于汪恩甲的临阵倒戈，萧红是怨的。但也一定会有人像我一样，因此事而对汪恩甲生出一些好感来：一个男人，在面临艰难抉择时，到底该怎么选？

是选择自己深爱着的女人，置家人于不顾；还是选择自己的家人，放弃自己的爱情？

选前者，更多是为了自己。他有多想和萧红在一起，只有他自己清楚。

选后者，则意味着牺牲一己的幸福。他爱萧红远远多过萧红爱他，所以，放弃萧红，需要承受最大痛苦的人，也还是他自己。

萧红败诉了，张汪两家的婚约也正式解除了。

先是自己逃婚，跟着有妇之夫私奔；接着又为了保住婚约，将未婚夫的哥哥告上法庭，这样两件事情下来，萧红早已成为呼兰县的最大笑柄。

萧红的父亲更是急怒攻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她送到阿城福昌号村的旧宅里软禁了起来。

在老家阿城，失去人身自由、离群索居的那段日子，萧红过得极其困顿苦闷。那时候的萧红，还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自然无法凭借写作寄托愤懑之情，并聊以打发时光。更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与她谈论文学与理想。

想必，萧红对于狠心将她看管起来的父亲的恨，又添了一笔吧。半年之后，1931年秋天，萧红说服了一位看管她的亲戚，并在这位亲戚的协助下，逃离了阿城，回到了哈尔滨。至此，萧红与父亲、与那个家庭彻底决裂了。

萧红再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有家不能回，有亲友不能投靠，白天往往在街上游**，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凑合睡一宿了事。走投无路之下，萧红能想到的人，唯有汪恩甲。

呼兰县的老家，再没有人关心萧红的去向与死活，除了汪恩甲。尽管这个男人承受了未婚妻坚决要与自己退婚的伤心，经历了深爱着的女人与别的男人私奔同居闹得世人皆知的屈辱，最终两人对簿公堂一拍两散，他仍然选择了原谅，并与萧红住进了一家叫“东兴顺”的旅馆，正式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经历了起落波折的萧红与汪恩甲，在这家旅馆里，与世隔绝一般度过了寒冷的冬天，迎来了1932年的春天。这期间，他们忘了乡人们戳脊梁骨的指指点点，远离了亲朋好友嫌弃的眼神，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然而，一味逃避现实的结果，是他们必须面对旅馆六百多大洋的负债，二人登时傻了眼。

不知是早已想好了逃离的借口，还是回到家后情非得已，汪恩甲说自己回家拿钱，从此一去不回。彼时，萧红已有孕在身，她甚至挺着肚子去汪家找他。非但没找到汪恩甲，还受到了汪家人的百般凌辱。

至此，这对有婚约在身，原本应该，也能够结婚、生子、白头偕老的恋人，以这样一种不体面的方式分开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萧红对抗父亲的导火索是与汪恩甲的婚约，对抗的终局是她与汪恩甲最终分开。在漫长的拉锯里，所有人都偏离了初衷，所有人到最后都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汪恩甲对萧红的爱已被消磨殆尽；萧红的父亲最终也没能让女儿嫁到汪家；而萧红，最后竟落得反过来被汪恩甲抛弃的结局。

汪恩甲的最后逃走，究竟是由于对这段关系终于彻底厌倦了，还是出于自己本身性格的懦弱与不负责任，已无从知晓。人们的评论，也大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带着自己的偏见，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观。汪恩甲本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连他这个人也从此消失无踪。后世的人们因了萧红的关系，多方打听与探究，他的去向仍然是个谜。

也许，只有萧红自己知道，汪恩甲与她几个月的相守，是仍然存着爱呢，还是一个爱而不得的男人的虚荣心与报复心使然。毕竟，她目送汪恩甲离开旅馆之前，他们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朝夕相处、耳鬓厮磨。

只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大概才真正懂得了汪恩甲，那个后来不知所踪的男人，曾经为了她承受了什么，为了爱她失去过什么。否则，她也不会在临终时，突然想起托付别人寻找她与汪恩甲的孩子。

可是，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回到当年，萧红还是个中学女生，汪恩甲也还是个一心爱慕着她的富家子弟，萧红会依从了父亲的安排，顺顺利利地嫁给他吗？

“小小红军”的爱恋

萧军，是萧红挺着大肚子被旅馆扣作人质时的又一根救命稻草。萧军也的确不负萧红所望，将她救出了旅馆，却也将她拖进了另一段感情的漩涡之中。

困居旅馆的那些日子，萧红唯一用来打发时光的事情，便是找来旧报纸读。但旅店的老板不会放任她欠着一大笔债务就这么闲居下去，甚至扬言道，再不想办法把欠账结了，就将萧红卖到妓院去。

萧红着了急，从报纸上找来了《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部的投稿信箱，给报社写了一封求救信，信的内容，无非是良家妇女有孕在身，因为欠下债务，即将被卖为娼云云。信是《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部编辑裴馨园收的，那时候的报人，大都怀揣着一颗济世救国、爱民如子的佛心，收到这封信，立马派人前去萧红被困的旅馆。他们先是找到旅店老板，亮出报馆记者的身份，表示他们会对这件事情关注到底。这样一来，起码他们除了控制萧红的人身自由而外，不敢对她有什么别的举动。但报馆对于萧红欠下的六百块钱也着实没有办法，萧红就只能继续待在旅馆。

但好歹她的处境是改善了。接下来，报社的编辑记者们都常去探望萧红，有时候送点吃的，有时候应萧红的要求送点书过去。

尤以萧军去的次数最多。起初，他是带着一种报人的责任感去看萧红的。他对她的处境充满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惜。看着眼前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本该是花一样的年纪，在她的眼睛里，却已然看不到任何光亮与神采。

为了让她重燃对生活的希望，萧军几乎每天都去旅馆，陪着她，听她讲她的家庭，她的经历。慢慢地，萧红的话匣子打开了，除了过去的悲惨遭遇而外，他们还聊起了他们共同的爱好：文学与写作。

再后来，萧军看萧红的眼神里，除了同情与怜惜而外，多了一层别样的内容。萧红聪明，她懂得，那多出来的东西叫作爱。

萧红接下了那份爱，带着对于爱情复苏的渴望，带着与过去彻底诀别的心，投入了萧军的怀抱。

这份爱情，是从萧红苦难生活里开出的花朵。

大概是连上天也感动了，那年8月，哈尔滨下了一场几十年未见的大雨，松花江全线决堤，整个城市被洪水淹没。萧军划着小船，来到旅馆窗下。那一刻，萧红推开窗户，看到小船里站着的、手执着船桨、仰头望着自己的萧军，心里无比笃定：他就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也是那一年，萧红在医院里，诞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对于萧红来说，这个婴儿是一段孽缘的结果，是她被抛弃在旅馆屈辱时光的见证，是联系起她与过去那个狼狈不堪的自己的纽带。对于这个孩子，她心里有些别的情愫，或是憎，或是恨，或是悔，掩埋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那出于本能的、却也微弱的母爱。

当时她和萧军的经济状况，也无力负担起抚养一个新生儿的开销。产后6天了，她躺在病**，任由饥饿中的孩子啼哭。孩子的哭声一天比一天微弱，萧红始终拒绝喂奶。直到第7天，孩子被护士抱走。此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活下来了吗？最后被送到了哪里？乱世颠沛流离，那个孩子最终拥有的是怎么样的命运？

出院后的萧红，与萧军开始了贫穷却幸福的生活。那生活不是私奔，不是同居，而是实实在在的婚姻生活。萧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一样，照顾萧军的饮食起居；萧军像大多数丈夫一样，外出工作挣钱养家。

1932年底，《国际协报》发起了一期有奖征文。没错，正是萧红被困旅馆时写信求救的那家报纸。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提笔开始创作《王阿嫂的死》，并参加了这次征文。1933年，《王阿嫂的死》作为获奖作品顺利发表，萧红，开始在文坛上冒出了一个尖尖小角，同时，她也不再是那个困顿在旅馆，需要人搭救了无助女人了，而是一个才女了。萧红因此得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她与萧军的家里，从此多了一份收入来源。

这是萧红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学造诣与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中间的路途原来并不遥远。

之后，夫妻二人合写了小说集《跋涉》，并在舒群的资助下得以出版，书上的署名为：三郎、悄吟合著。三郎是萧红深爱着的三郎，悄吟轻声吟唱，也只是为了三郎。光看当时这两个充满了爱意的署名，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有多么恩爱了。

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动，萧红与萧军不得已先后辗转青岛、上海。到了上海，在鲁迅先生的提携下，萧红与萧军，迅速成为上海新兴的文学明星，自此，他们捉襟见肘的窘迫生活，也终于有了改善。

能够共苦，无法同甘，大概是古今中外，大部分的夫妻都走不出去的魔咒。萧红与萧军亦然。在上海，随着生活的富裕与社交圈子的扩大，萧军渐渐迷失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与别个女人的暧昧与纠缠中。不再记得当年那个被困在旅馆里的女人如何触动了他的心弦，不再记得曾经如何在心里暗暗发誓要给她最好的生活。

在哈尔滨与青岛的日子，虽然贫穷，但萧红在精神上是富足的。而到了上海，他们富裕了，萧红却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空虚之中。

他们也争吵，吵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萧军的暴力相向。

后来他们冷战，即便两个人去到鲁迅家里，也不和对方说上一句话。

“小小红军”的爱情，渐渐地变了质。

与鲁迅先生的忘年交

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忘年交，曾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他们相识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认识的时候，萧红虽然发表和出版了几部作品，但在文学道路上，还只能说是初出茅庐；而那时的鲁迅早已是文学巨擘，地位原本与萧红就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他们却还是相识于纸上，相识于书信。

那时，萧红和萧军在青岛，萧红的《生死场》刚刚写完，萧军也写了《八月的乡村》。萧军在与荒岛书店的主人孙乐文闲谈时，得知鲁迅与上海内山书店的渊源颇深，孙乐文即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萧军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内山书店。内容大抵是青年人的迷茫，自己和妻子均创作了一部作品希望得到先生的指点，诸如此类。

令萧军喜出望外的是，鲁迅先生迅速地给他复了信，并十分周到地建议萧军以挂号信的方式将书稿寄给他，以免遗失。于是，萧军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寄给了鲁迅。

1934年，青岛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萧红与萧军作为左翼作家，在青岛的处境堪忧，于是，在孙乐文的安排下，离开青岛，南下去了上海。

初到上海，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举目无亲，心情颓唐得像上海的梅雨天气。与鲁迅先生的通信，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与希望的曙光。

但彼时，鲁迅作为一个名人，尤其是以笔为刀的名人，行事自然要万分小心。于是，与二萧之间，一直以通信往来，却迟迟未能见面。

直到接近年底，鲁迅终于发出了见面的邀约，地点定在他们书信的通讯地：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二人之前对这位大家的所有想象：高大的、严肃的、不苟言笑的……都被否定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鲁迅先生，个头不高，面容和善，步态从容，没有丝毫的架子。他们的紧张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那天，他们聊天的气氛特别融洽，后来，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海婴也来了。鲁迅深喜眼前这两个年轻人的无畏与纯朴，而萧红与萧军则被鲁迅先生的气质深深折服。许广平后来再回忆起这一次的见面，写道：“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那一面，二萧与鲁迅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让他们叩开了鲁迅家的大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从此，他们成了鲁迅家中的常客。

后来，萧军的名气越来越大，应酬越来越多，回家越来越晚，也渐渐地开始对萧红不忠，他去鲁迅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萧红苦闷之极，去鲁迅家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她常常去到鲁迅家里，一坐就是半天，也不说话，就独自发呆。

在上海，如果有一处地方，可以暂时让萧红忘记被深爱之人背叛的忧伤，这个地方一定是鲁迅先生的家里。

后来，萧红在朋友的建议下，东渡去了日本，想借游学的机会，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直到鲁迅去世才回国。

鲁迅先生三年祭上，萧红写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与这位恩师与朋友相处时的点滴愈快乐、愈美好，斯人已逝的悲怆就愈浓烈。

萧红生命的最后，是在战火纷飞的香港。她去世前，拿起笔，唯给这世间留下了两个字：鲁迅。

端木蕻良：爱情旅途的最后一站

与端木蕻良认识的时候，萧红与萧军的感情虽然已是千疮百孔，但夫妻的名分仍然勉强维持着。端木是二萧共同的朋友，深深敬佩夫妻二人的才华。起初，端木对萧红并未作他想，在与萧红的这段感情中，也完全是萧红处于主动与掌控的地位，所以，端木绝对不像后人评判的那样，插足了萧红与萧军的爱情。

二萧与端木相识于武汉。三个人都是东北老乡，在南国相识，自然有着无比的亲切感。再加上三个人都已经是步入文坛，且有一些文名的作家，除了回忆故乡的风物而外，还能聊聊文学。

与萧军的粗犷相比，端木生得秀气，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总是一副洋派打扮。说话也是温和的，从不见他对人生气。萧红对端木的印象不坏。

真正让萧红开始重视乃至重新审视她与端木的关系，并且思索二人结合的可能性的，是端木对萧红才华的由衷欣赏，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萧红的小说比萧军写得好。

其实，虽然萧红与萧军之间始终没有直面这个问题，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萧军对萧红的感情变化，除了用一句俗套到不能再俗套的话“男人有钱就变坏”解释而外，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其实是忌妒。

是他将萧红带上文学道路的，可萧红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他；是他最先起意写信给鲁迅的，可鲁迅明显欣赏萧红的才华胜过欣赏自己的。

一向大男子主义惯了的萧军，对于妻子比自己有才华这件事情，是不服气的。

端木是唯一将这件事情大大方方地摆到台面上的人，即便这样说的时候，他也大半是真的那么想，而并不见得是因为对萧红存了男女之情而有意恭维。

萧红与萧军分分合合，牵牵绊绊，终于，1938年，他们在西安分手。这一次的分开，萧红再无留恋，头也不回地走向了端木蕻良。

端木从未有过婚史，萧红的感情经历却相当丰富。端木的母亲极力地反对，但那并不影响端木对萧红的珍重。大概是因为，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娶到萧红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人做妻子。

仿佛是历史重演一般，当年，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了萧军，如今，她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

婚礼上，萧红简简单单地说了一番话，成为他们感情的最好注脚：“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可端木并没有给萧红带去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端木也算是富家的公子哥出身，从小到大受惯的是家人的关怀与仆人的照顾，自然不懂得怎么样去照顾别人，尤其是萧红这种在感情上对别人拥有强烈依赖心理的人。萧红非但得不到照顾，还得为他操心。

那几年时局不稳，萧红拖着病体，与端木来回辗转，最后来到了香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端木有两次抛下萧红，使得萧红临终之际，终于有了所托非人的感慨，甚至将全部的感情与依赖，转移到十分仰慕萧红文才的骆宾基身上。

端木第一次抛下萧红，是在1938年，二人那时候结合不久。武汉遭遇大轰炸，他们想逃离武汉，无奈却只找到了一张船票。不知是萧红一力主张，还是端木懦弱，不敢留在武汉，端木自己拿着那张船票先走了。那时的萧红，还挺着个大肚子。

另一次，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晚上，萧红由骆宾基护送至香港思濠大酒店，端木早已对骆宾基不辞而别了，倒是同萧红告过了别。至此，直至隔年（也就是1942年）1月21日萧红逝世，在一直陪在萧红身边直至她最终闭上眼睛的骆宾基看来：萧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终身伴侣”送她最后一程。

倒是萧红死后18年，端木才另行续娶。

而萧红，直到去世，都没有拥有过一段完满到足以让她安心闭上眼睛的爱情。

愿世间再无萧红

电影《黄金时代》上映后，除了电影的叙事手法遭到不少质疑而外，萧红这个人本身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有不少人又翻出萧红私奔、弃子、背夫的故事，指责她是个“婊子”，说心里话，如果完整了解过她一生的际遇，知道她不长的一辈子最缺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苦苦追寻的是什么，便再也无法说出这些“重话”了。

萧红从未得到过父母哪怕半分发自内心的爱，少年时代起便因叛逆而饱尝被世人甚至家人唾弃的滋味。

祖父张维祯给了萧红毫无保留的爱，这份爱支撑起了萧红的整个童年，乃至童年里的整个世界；可也恰恰是这份“唯一之爱”，对比着其他人之爱的缺失时，那份毫无保留与完整无私，才成为萧红生命中真正的“残缺”。

因了这份残缺，萧红以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失去别人的支撑便无法成立；因了这份残缺，萧红从来不知道，精神世界的建构，就像盖房子一样。房子要平稳，要牢固，在打地基时，便决然不能孤注一掷。她愈是孤注一掷，她的世界愈加随时会崩坍，她愈是没有安全感，愈是变本加厉地去依赖别人——哪怕这个人仅仅是彼时、彼地恰巧出现在她身边，她愈是紧紧地抓住不放，别人只会想逃。这是一个死循环。

萧红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人，能够给她如祖父一般的爱。而她一旦认定这个人，便往往又对这个人怀抱着几近病态的依赖，对萧军如此，对鲁迅如此，对端木蕻良如此，对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直陪着她、听她倾诉的骆宾基仍是如此。

而萧红自己，则把她在感情中的屡败屡战，归结为自己的性别使然。她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在去世之前，她对陪伴在侧的骆宾基说：“只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的悲剧命运，缘于她的家庭、她的际遇，更是缘于她的性格与处事方式。如果我们读了萧红的故事，了解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伟大女作家的生平八卦，而是更加懂得了，一个女人应当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爱自己、爱别人，并且最终收获一份甜蜜的爱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这趟阅读之旅，才是不虚此行的。

而我，在追溯萧红疲惫不堪的、追寻爱情的一生之后，在这篇文章终于搁笔的深夜，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仰慕萧红的才华，喜欢萧红的文字，可还是由衷地希望，愿世间再无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