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是承乾的胞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李泰幼时聪敏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深得太宗欢心，由此得宠。

李泰的得宠是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正因为太子承乾有很多过失，唐太宗有了废立之意，所以李泰才更加受宠。太宗企图废立太子始于贞观十年，到十六年六月左右，李泰谋立太子始终十分顺利，这与唐太宗的有意心许、偏袒一方大有关系。唐太宗为李泰夺取东宫，动了不少脑筋，大体上采取了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以置馆默示。贞观十年二月，唐太宗“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有学者对此特加注云： “为泰图东宫张本”。是的，唐太宗如此特加宽异，乃是仿照武德年间秦王府属另置文学馆故事。此注释不被唐太宗表面上为牵泰礼贤好学的表彰所惑，而从骨子里揭示他为李泰别立太子作张本，可谓深识。

李泰的手下文人心领神会太宗的默示，便由司马苏勖出面， “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于是，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物色著作郎肖德言等四人撰写。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经费充裕、待遇优厚， “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这为李泰夺嫡奠定了基础。

第二步，以语言暗示。贞观十二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请：三品以上公卿途遇亲王时下马拜见，不符礼法规定，要求取消这一仪式。唐太宗当即以言胁之： “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胡三省对此深刻地分析说： “时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宠；太宗此言，固有以李泰代承乾之心矣。”唐太宗为李泰夺嗣，千方百计地抬高其地位，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好为其将来继位做准备。他预言李泰将为君主，这是以语言暗示大臣立李泰为太子的做法。

第三步，以行动显示。贞观十四年正月，唐太宗临幸魏王李泰宅第，赦免雍州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蠲免延康里当年租赋，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四年前，李泰生母长孙皇后身患重病，李承乾建议赦免囚徒以祈求福庆，唐太宗没有照办。此时此刻，唐太宗却为爱子特别开恩，其荣宠只有君主才能享有。对此有学者认为： “今止赦长安囚，盖延康里属长安县管。”很明显，唐太宗赦免长安县囚与免除延康里的当年租赋，都沾上了李泰居地的恩泽。这是仿照汉高祖刘邦荣归故乡免除沛、丰徭役的做法。以皇子高攀皇帝的恩典是逾越礼制的，故旧、新《唐书》承乾本传都说这是“典赦”。显然，这是唐太宗以特殊行动显示立李泰为太子的决心表现。

唐太宗出于他的废立太子的愿望，对承乾与李泰两个同母所生的亲子，待遇大相径庭。仅就赏赐钱物来说，李泰年复一年地增加，贞观十六年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二月，议谏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 “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臣伏见东宫料物，岁得四万段，付市货卖，凡直一万六千贯文，是储君料物，反少藩王。”既然储君、藩王赏赐失序，厚此薄彼，当然有违礼制规定，这从侧面显示了唐太宗的废立太子的决心。难怪魏王及其僚属如此放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太宗处置失当造成的结果。

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

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声称“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泰可以取代承乾。魏徵当即表示不敢苟同说： “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以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立嫡以长”,这是皇位继承的原则。唐太宗口头上只好表示同意，并批准了三品以上大官遇亲王于途可以不下马礼拜的建议。次年，又特地任命宰相房玄龄兼太子少师，表示自己对太子地位的重视。

贞观十五年年初，为了庆祝平定高昌的胜利，唐太宗赐宴于两仪殿，与房玄龄等讨论高昌灭亡的原因。魏徵当场进谏说： “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还举出了汉高祖刘邦“将废嫡立庶”,后经谋臣张良的劝告，卒以赖之不废的历史典故，希望太宗在废立太子问题上要听取大臣们的忠言。慑于大臣们的呼声，唐太宗不久外出巡幸时，仍命皇太子“监国”,并留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辅佐。

贞观十六年，由于唐太宗处置嫡庶的薄此厚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肱股重臣议论纷纷，他们既对魏王泰“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的沽名钓誉做法进行非议，也对唐太宗的恩宠逾制表示不满。例如，褚遂良上疏说： “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又如，因太宗令李泰居武德殿，魏徵上书指出：陛下虽然疼爱魏王，但应该制止他的骄奢，不可让他处于嫌疑之地。武德殿在太子东宫的西面，过去李元吉居住过。魏徵以史为鉴，目的是提醒唐太宗要预防宫廷流血事件。

由上可知，魏徵、褚遂良等大臣是从封建正统立场出发、坚决反对李泰夺嗣的，当有合乎封建礼法、以息皇位争夺的一面。但是，他们坚持的封建嫡长制，并不显得高明。须知唐太宗就是以嫡次子夺嗣继位的。他由于本人的特异经历，并不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他所说的： “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所以不时打着废太子、立魏王的主意，他的指导思想有合理的一面。

然而，他坚持立泰，并非出于立贤，而是出于立爱。贞观君臣废立太子的分歧，仅是立嫡与立爱的分歧，而非立嫡与立贤的分歧。这与玄武门之变的性质是夺嗣立贤有所不同。李泰既没有往昔秦王的功业，也没有深孚众望的美德，甚至还有恃宠、逞尊、骄奢、傲物等缺德之处，当然不可能在大臣中形成高大的形象。为此，唐太宗只得依靠行政命令而树立，由于有悖名分，适得其反。承乾虽然不肖，然而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唐太宗的偏爱李泰，被重臣的坚持立嫡所抵消。贞观君臣集团没有在废立太子之争中，形成压倒一方的绝对优势，这是废立太子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议的根本原因。

在重臣们坚持立嫡长子的舆论压力下，唐太宗不得不放弃了立魏王泰的打算，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了匡正承乾的君德，他诚心邀请“良佐”魏徵出任太子太师，并向侍臣宣示： “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太宗选用反对废嗣态度最为坚决的魏徵，虽然是表明自己立嫡不变的决心，同时借此消除大臣们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的疑虑。当时，魏徵因病初愈，上表辞退。唐太宗特下手诏晓谕： “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忘家。及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

所谓汉高祖赖四皓而存太子，即是魏徵两年前的谏语，那时太宗一点儿也没有听进去，而如今却作为说服魏徵的有力依据，这正说明了唐太宗立嫡不废的决心。魏徵不顾老病，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任，说明他为了维护皇位嫡长制及预防争立储君的内乱，愿意担负起匡辅承乾的重任。

贞观十七年正月，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已有附会者”的流言蜚语，特对群臣申明： “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至此，唐太宗已对众明确宣布绝不以庶代嫡，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同月，魏徵病危，唐太宗派遣承乾心腹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接着“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这个异常的举动反映了唐太宗废立思想的转折。

太子党人鉴于唐太宗重新坚定立嫡长制的信念，乘机发动了攻势。贞观十七年三月，李安俨上疏指出： “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唐太宗答曰： “我识卿意，我儿虽患脚疾，犹是长嫡，岂可舍嫡立庶乎。"由上可知，从贞观十六年八月以后，唐太宗为防亲子与大臣结成朋党之争，以便缓和矛盾、安定政局，开始放弃了酝酿达六年之久的谋立李泰作嗣的打算，重申了嫡长子或嫡长孙继承制，并且一再强调“良佐”辅弼，以塞祸乱。所以李泰在承乾谋反案发前始终未能夺嗣到手，而且到次年四月的半年多时间内，也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