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思想；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我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挨了打，造成流血事件。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刷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拘留。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一个青年文艺小组赴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彩，说明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

五、因“红宝书”获罪的人们

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总参谋长。和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罗瑞卿对思想和本人的宣传，对《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做了很多推动工作。但罗瑞卿被打倒，也恰恰是毁在《语录》的问题上。

罗瑞卿主张宣传思想，但对提出的“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的秘书田家英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田家英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罗瑞卿问：‘错在哪里？’田家英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对再版的《语录》送审会议上，罗瑞卿对《语录》的内容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不同意“前言”中引用的“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那句话。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根据罗瑞卿的提议，正式出版时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瑞卿的指示传到了那里，成了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地的借口。

1965年，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告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没能置罗瑞卿于死地，因为对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反对思想的材料送到了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的性质。在罗瑞卿反对、反对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在的陷害下，罗瑞卿没能因此减罪。

《解放军报》社的《语录》编辑人员，千辛万苦编辑了《语录》，为宣传思想，为宣传个人，作出了那样大的贡献，应该是劳苦功高吧。但其中一个编辑，在深夜校审“指示”时，不经意地在需要删去的像上画了个“×”，竟然连同一起校审的另外一名编辑，都被诬为“反对伟大领袖”、“现行反革命”，大会小会批斗，关进牛棚，抓了放，放了抓，三进三出，成为“牛棚”元老。

另外一些因《语录》获罪的，情形更为荒唐和悲凉。

1968年初秋，北京某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研究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

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经意间把手中的《语录》插进了跷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到哪里去了！”当事人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依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继续进行政治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语录时，将“”误写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1970年2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其中一个叫吴述樟的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学生，在《语录》“再版前言”的“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被判处死刑。

六、“红宝书”时代的终结

“**”10年，全国用于印制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年－1965年“**”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著作的用纸量，“**”期间群众组织等私自编印的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

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开始厌恶的过度吹捧，个人崇拜和“红宝书”浪潮开始降温。

九大以后，对过分的、将为后人诟病的个人崇拜降温。他在审阅文件时，多次删去加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但是，、叶群等却把为个人崇拜降温的举措称为“伟大的谦虚”，同时把别人跟着为个人崇拜降温称为反思想。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为个人崇拜降温的背景下，联合陈伯达，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引起的极度反感。于是，写了一篇批“天才论”的文章《我的一点意见》，随即开展批陈整风，敲山震虎，知趣地停止了对的大唱赞歌。

曾经提出“大树特树伟大统帅的绝对权威”。1970年，在南巡时便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个“他”就是指。

“九一三事件”之后，继续保持了领袖权威的地位，但通过批陈伯达、批，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政治氛围开始降下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等也逐渐降温，的著作还是要学，但已经不像时期那样轰轰烈烈，作为“红宝书”的《语录》，其前述种种功用也大大降低。这种情况，慢慢持续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语录〉的通知》。该通知称：“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从此，《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红宝书”时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