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人生在世，难得糊涂(3)

郑板桥从不糊涂，唯其清醒、正派、刚直不阿，面对谗言无能为力时，才会有“难得糊涂”的感叹。“难”在何处？“难”在他毕竟清醒，心如明镜，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难”在他“一枝一叶总关情”，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只有假装糊涂，然则终究不能无观现实，遂痛苦于内，“淡然”于外，而生“难得糊涂”之叹了。

苏东坡深知，聪明人难做。他在诗中说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他的这句话也道出了普通人的苦衷。工作家庭、上司下属、亲朋好友，这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假如人人事事都整个明明白白，累死你不说，没准倒霉的第一个就是你。

所以，人还是糊涂一些好，万事都作糊涂观，无所谓失，无所谓得，心大约也就宁静了。后人评论道：“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迸出的愤激词。”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所需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可知。

当官，有时候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还须具备运筹于股掌之间的本领。而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的“在野”心态，能不时以民间的活力，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可以说，正因为有“一官归去来”的经历，最后才有“三绝诗书画”的收获。

虽然我们不能就板桥的艺术成就而感谢官场对他的“修理”，使他及早迷途知返；但官场的失败，带来了艺术的幸事，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有一句话说：每当官场多了一个失意之人，艺术上就多了一位旷世之士。

想想也是，如果不是仕途上的失意，又怎么会有如许多文人骚客？没有这么多文人骚客，又怎么会有如许多牢骚之词呢？从屈原放逐而赋《离骚》，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喜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远离——政治，似乎成了中国文人心中永远的痛。

鲁迅先生评价郑板桥道：他只不过“叉手叉脚”地“表现了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已（《淮风月谈·难得糊涂》）。

中国文人，总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们过于理想；在艺术上，他们又过于超越。于是，即使他们已向世俗妥协，世人仍认为他们不够彻底；于是，他们就像梵高一样，永远不被人理解。于是，“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的他们，也就只好一路狂怪、糊涂下去了。

4.大智若愚，绝圣去智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说得很有道理，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也。

“智”与“愚”，是两个极端，所以也必定是智者所不取的，智者坚守“中道”，所谓“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是也。

古语有言：外智而内愚，实愚也；外愚而内智，大智也。智愚之间的分别，在于内心的丰富还是贫乏，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外表聪明的人，将精明表现在外表上，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精明干练。这样的人往往会给人一种威胁感，被人提防，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真正的智者，遇事算大不算小，处事低调，为人豁达，做事有节适度。外表看上去愚笨糊涂，实则心知肚明。外愚内智的人，工作、生活中往往能与人和谐相处，左右逢源。

明代学士吕坤在《呻吟语》中说：“愚蠢的人，别人会讥笑他；聪明的人，别人会怀疑他。只有内心聪明而看起来愚笨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大智若愚，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大智若愚的人，其态度总是平淡如水，一幅与世无争的样子。他们或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者身居闹市，仍心清如镜。因为他们深知物极必反，刀磨得过于锋利，刀刃很快就会翻卷而失去作用。

有这样一则故事：北风和太阳比谁厉害，它们达成协议，谁能最先让一个走路的人脱掉衣服，谁就为赢。北风用尽力气呼呼地吹，但是它吹得越厉害，走路的人就把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

而太阳呢，它慢慢地放出热量，走路的人感到阳光的温暖，就一件一件地开始脱衣服；直到最后觉得太热了，索性把衣服全部脱掉，跳到河里去洗澡。

北风采取强硬手段，不仅没有达到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太阳却很温柔，它知道智者不锐，所以它是以柔克刚。

“智者为人，心平气和，遇乱不惧，得宠不惊，受辱不躁；智者处事，含而不露，隐而不显，自自然然，实实在在。”

《菜根谭》中有言：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们很难见到他有什么锐利之处。因为智者从来不以大刀阔斧、慷慨激昂表现自己，因此他也不会因为强大的反作用力而被击倒。这就像中国武术中的太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

智者虽看似柔弱似水，其内心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样的人，最有可能成为成功者，因为他的“柔弱”中潜藏着足够的变通，像水一般，无所不至、无坚不摧。反之，一个爱出风头、爱钻牛角尖的人，往往最容易碰壁、失败。

古人言“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我们不能毫无顾忌地显露自己的才能、智慧，这样，让他人往哪里站呢？做人需要“守愚”，需要韬光养晦，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老实、内秀之人。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的智者不会夸夸其谈，一味表现自己，他们往往是“沉默”的。他们知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外界的称誉、他人的恭维，很容易让人膨胀得失去自我。只有坚守内心的沉静、清明，才能活得真实、自然。

老子接着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抛弃聪明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货利，盗贼也就没有了。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所以要使人们的思想有所归属，就必须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以减少私欲杂念；就必须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以免于忧患。

人类在自然中，原本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物，但某些人却急着去表现他的伟大聪明，结果违反了自然之理，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若能绝圣弃智，回复自然的本色，反而是民利百倍了。

口号喊得愈响的，必定是问题愈多的，只有在绝仁弃义的时候，仁义才能被真正遵守，人民才能恢复孝慈。

每个人都自认为聪明，每个人都只顾着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社会自然是笑贫不笑娼，贪污横行，盗贼都成了英雄。只有绝巧弃利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合理有序。

圣智、仁义、巧利，其实都是人伪，只是种文采而已，是不足以其来治理天下的，所以统治者会刻意强调，要别人来遵守。其实这样的做法，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老子这段话是崇尚朴质、自然，反对心机、狡诈。过分运用机智，的确会弄巧成拙，不如朴质直接来得有效果。这个道理，被庄子演绎得更加巧妙传神。在《庄子·天地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游历，返回晋国时，经过汉水的南岸，见一老人正在菜园里整地开畦，打了一条地道直通到井边，抱着水瓮浇水灌地。虽然他吃力地来来往往，却是用力多功效少。

子贡见了说：“如今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用力很少而功效颇多，老先生你不想试试吗？”

种菜的老人抬起头看着子贡说：“应该怎么做呢？”

子贡说：“用木料加工成机械，后面重而前面轻，提水就像从井中抽水似的，快速犹如沸腾的水向外溢出一样，它的名字叫做桔槔。”

种菜的老人变了脸色讥笑着说：“我从我的老师那听到过这样的话：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机变的心思存留在胸中，那么不曾受到世俗沾染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会变得不完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能专一安定的人，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只不过感到羞辱而不愿那样做呀。”

子贡满面羞愧，低下头去不能作答。

从蛮荒时代到信息时代，科学的发展一直是人们所汲汲追求的。人们从不去考虑科学发展的弊端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弊端，早在两千年前的庄子看到了，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产生“机巧”之类的事，“机巧”的出现必然产生“机变”的心思。这样发展下去，整个社会难免会陷入混乱、失序当中。

铁器时代取代石器时代，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这使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随即杀人的手段也更进步、更快捷、更方便，可以一刀致人于非命，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火药的出现使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有了新的手段，开山辟路无不显示其威力，但随即杀人的手段也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在冷兵器时代，杀人只能一个一个地杀，现在好了，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杀一大群、一杀一大片。

科技的过度发展，使人类更接近于自己挖掘的坟墓。信息时代使我们暗自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光，生活上我们想吃什么有什么，想怎样做就怎样做，真可谓随心所欲。但杀人的手段也已经到了更加疯狂的地步，美国、俄罗斯任何一个国家的核武器都足以使整个地球进入“核冬天”而毁灭。

科学的过度发展，使我们人类已经为自己掘好了豪华的坟墓。所以，当我们为科学发展高唱赞歌的时候，也别忘了像庄子一样，反思一下。如果由于过度关注外在而使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如果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我们如何获得人生的平衡，社会的良性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