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自由高飞”的文艺女青年，一封给“爱人”的信，割痛了所有女人的心；

那片从上海滩飘出的丁香，弥漫了近一个世纪的芬芳；

那“飞”来“飞”去的情书，催落了无数人的热泪；

更有一群视革命爱情胜似喋血之花的兄长与大姐，他（她）们在年轻时都曾这样誓言：为了革命事业，无论你活着，还是牺牲了，我都将永远、永远地守护在你身边……

一位出生于戏剧世家的17岁福建少年，到了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之后又转到海军兵工厂学习，再之后又失业流浪于上海滩……无奈的他辗转到北京。在孤独与寂寞之中，他竟然开始喜欢文学。此时，他遇见一位同样热爱文学的女文青，于是爱情的火花猛然迸发并光芒四射。但女文青此时因心爱的弟弟刚刚夭折而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又因生活窘迫，不得不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文青的他闻讯后，却向朋友借了钱追到湖南……当风尘仆仆的他出现在她面前时，少女深深感动，于是原本高傲的她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这年金色的秋里，他俩一起来到上海，到了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任教的上海大学，于是都成为革命“文青”，并浪漫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爱情从来都是炽烈与浪漫的，而地下工作却异常残酷和危险，且极端的无情和冷酷。都已是年轻的中共党员的他们，在刚刚踏进“暖融融的小家”之后，就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随时和不停地分离与告别——他在危险的旅途中行进时，她在担惊受怕中孤独与思念着、期待着，于是在一个个黑夜里甚至是白昼也在心中千万次呼唤着“爱人”，“我的爱人……”

爱人：

先说这时候，是11点半，夜里。

大的雷电已响了四十分钟，是你走后的第二次了。雨的声音也庞杂，然而却只更显出了夜的死寂。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唯有那无止的狂吼的雷雨和着怕人的闪电在人间来示威。我是不能睡去的，但也并不怎样便因这而更感到寂寞和难过，这是因为在吃晚饭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是从青岛寄来的。大约你总可猜到这是谁才有这荣幸吧。不能睡！一半为的雷电太大了，即便睡下去，也不会睡着，或更会无聊起来，一半也是为的人有点兴奋，愿意来同我爱说点话。在这样的静寂的雨夜里，和着紧张的雷雨的合奏，来细细的像我爱就在眼前一样的说一点话，不是更有趣味吗？（这趣味当然还是我爱所说的，“趣味的孤独”。）

电灯也灭了，纵使再能燃，我也不能开，于是我又想了一个老法子，用猪油和水点了一盏小灯，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丰公寓的一夜来。灯光微小的很，仅仅只能照在纸上，又时时为水爆炸起来，你可以从这纸上看出许多小油点。我是很艰难的写着这封信，自然也是有趣味的。

再说我的心情吧，我是多么感谢你的爱。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为偿补我们分离的昔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啊！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

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

女人的心是水做的。女人的胆是花捏的。女人的泪就是爱的晶莹与光芒。

突然有一天，他以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对腐败和丑恶的反动派的嘴脸以《悲愤》的方式，控诉道：“我忍受不了这一切，遂屹立山巅，攮臂呼喊……”

于是，他挺着革命者的胸膛，无所畏惧地唱着《国际歌》走进龙华司令部的牢房，振臂呼喊着“打倒一切反动派”等口号，每一根愤怒的头发跟着他气壮山河的气魄，在空中飘**……

而她，刚生产不久的她，急得满街寻找，寻找她的“爱人”和出生仅几个月的孩子他“爸爸”！

可她不知何处能找到她的“爱人”和“孩子的爸爸”…… “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几十年后的她这样回忆当初。

于是她想到了“爱人”和她共同的好友冯同志，便半夜跑去敲人家的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她站在马路上便疯喊起来，房里仍然没有回应她，之后又熄了灯。

她不得不“疯了似的又跑了起来，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那个没有开门的冯同志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住在一家煤炭店的三楼，因为天气冷，门窗关得很严，她在楼下叫门叫了许久，也许是不能大声叫吧，我竟没有听见。第二天清晨，她又来找我，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件。”

1931年1月的上海，特别湿冷和寒颤。在这样的天气里，一位刚出月子没多久的女人，一边要带着婴儿，一边为自己的爱人不知动向而担忧，可想而知她有多痛苦和困难。冬里的上海，还下着霏霏雪雨，她“因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已经很坏了，仍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但她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那些日子，她真的太不容易了！”（同志们这样回忆说。）

后来她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人家告诉她，人已转到公安局。于是她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师，人家又不耐烦地告诉她人已转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了。

“龙华司令部的律师对我的请求一口拒绝了，说这案子很重，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不是重犯不会这样的！”她说。

她和他的好友沈从文跟着着急起来，便出面找了徐志摩、胡适，又专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但他们打听后，方知“案情严重，实难营救”。

这就是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案中的胡也频和他的年轻夫人、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作家丁玲女士在上海遇到的事。

那时他们都很年轻，都是革命青年，又是年轻的革命夫妻。

这个月下旬的很冷的一天，天上飘着雪花，沈从文陪弱不禁风的丁玲去龙华监狱探监，带去了胡也频的被子和换洗的衣服，但等了一上午也不见里面出来人影。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

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爱人。20天后，胡也频与其他23位烈士被敌人残暴地枪杀在龙华附近的一块荒地里，给一个刚刚建起的小家庭以毁灭性的打击，更是埋藏了一个年轻女人所追求的爱情和婚姻，甚至累及他们那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一生所要背负的情感伤痛……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特别流行起西式婚礼，年轻人们喜欢到教堂办婚礼，或者就是在豪华饭店内举行婚礼时，也会学着“西洋”的婚礼仪式，新郎、新娘们当着“上帝”或亲朋好友的面，如此誓言道：

……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远、永远。

然而我知道，对革命者的年轻夫妇来说，他们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誓言，默默镌刻在彼此的心头：为了革命事业，无论你活着、还是牺牲了，我都将永远、永远地守护在你身边，直到共产主义！

这是革命者的爱情与婚礼的庄严承诺。这是革命夫妻间最崇高和最伟大的默契与誓言。

我真的看到许多烈士的亲人这样做到了，他们一生坚守与爱一个伟大的灵魂的精神，是那样的感天动地——

我先要说的是一位叫丁香的烈士和她爱人之间一世的爱情故事。

上海人对丁香不是太了解，因为这位22岁的年轻党员在上海仅呆了半年不到，在奉命到北京与地下党接头时，被敌人抓捕后押至南京不久，便被枪毙在雨花台。五年前的2014年清明节，我第一次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参观，听说丁香与她爱人的故事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雨花台的那片丁香……》的文章，不承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于是“丁香”的故事便迅速传开，那片从上海滩飘出的芬芳，也倾倒和陶醉了亿万人的心……

丁香是我的老乡，而且与我一个从小就因家遇不幸而遭丢弃的“二姨妈”有着某种血缘关系，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讲述这位《上海革命英烈》丛书里见不到她名字的革命者的故事：

我的外祖父姓江，一直是行走于苏州、常熟到上海之间的绸缎小商贩，赚了些钱，然而不怎么争气，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弄得家里一贫如洗，于是只能把我那刚出生的“二姨妈”扔在了常熟护城河的一座石桥头……“你外婆告诉我，说应该是1930年春里的事。”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因为她上面有个比她大5岁的哥哥，哥哥之上还有一位后来当了新四军游击队员的大姐，大姐与哥哥之间，还有一位就是被丢弃的“二姨妈”……“她应该大我12岁。”母亲说，她后来听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说过，在生“二姨妈”时，家里成赤贫，只能把刚出生的“二姨妈”扔了，扔在常熟城东边的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边。外公有一段时间“大烟”抽得小了些，于是家里便添了我舅舅，也就是我母亲的哥。可在我母亲出生后不久，外公就因病卧床不起，一命呜呼，我可怜的母亲便又被无奈的外婆送给了另一家人。就这样，母亲不再是“城里人”，而她家也只有她哥（我的舅舅一家）是上海人，我母亲、我和我的后代则永远成了“勿是上海人”。

丢失在护城河石桥边的、我不曾谋面的“二姨妈”后来到了哪儿去，没有人知道，成了我母亲家族的一个永远伤痛的“谜”……

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国女传教士出现在常熟城的晨曦里，步履如此轻盈和虔诚，丝丝春风吹拂着她飘逸的长衫，引来一些喝早茶的市民们的关注。

就在她踩上护城河上的那座石桥的那一刻，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止住了她的脚步。

“Oh！ My poor baby！ (喔，我可怜的宝贝！)”

女传教士轻轻地抱起襁褓中的婴儿，一边举目四望，一边大声询问：“Anybody? Whose child? Whose child? (有人吗？谁的孩子？谁的孩子？）”

没有人回答她。偶尔匆匆而过的行人，越听女传教士的喊声，越躲得远远的。

无奈，她看着“哇哇”啼哭的婴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Poor baby, let's go together！ （可怜的孩子，那我们一起走吧！）”

女传教士带走这位弃婴之后的故事，我把它写成一篇文章，于2014年清明时发在了《人民日报》上，不仅被广泛转载，还改编为了话剧和影视作品——

是丝丝的春雨？还是涓涓的泪雨？当我踏进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的那一刻，我的灵魂和思绪出现了某种幻觉……嗬，原来是一片片飞舞的花瓣贴在了我的脸上！那花瓣儿白白的，娇嫩的滴着露珠，且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这不是白丁香吗？”我惊喜这冷垂玲珑、千结而生的丁香花竟然不请自来。

“是。你看——这里有好多丁香树哩！”陵园工作人员小孙指着前面的那片鲜花盛开的丁香园，告诉我一个更加惊人的事：“这片丁香树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叫‘白丁香’的女革命烈士，她还是你们苏州老乡呢！”

真的呀？我无法相信，然而在烈士纪念馆的展示厅里，确实找到了一位美丽如花的“丁香”老乡的照片。那照片上的丁香，齐肩短发，白皙的脸蛋上，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尽管是张已有年头的黑白照片，但依然能让我感受到那是位魅力无比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姑苏美女！

在丁香像的下面，有一段烈士的简介：

丁香(1910—1932)，江苏苏州人，曾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9月，被派往平、津一带秘密工作，不幸被捕，解来南京，12月牺牲于雨花台，年仅22岁。

“这是丁香烈士唯一留在世上的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她爱人的老房子里无意间寻觅到的。”小孙还告诉我，丁香和她爱人都是我的苏州老乡。

“那么巧啊？”我又一次惊诧。

“是的，在你们苏州平江区不是有一条‘丁香巷’吗？丁香就是从那个小巷来到人世的……”

嗬！我不得不再一次发出轻轻的却强烈震**心坎的咏吟：那是一条“千结苦粗生”的小巷子，难道就是我外婆说的那个遗弃小妹的地方？

无人跟我作证。

但我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小巷因为出了个牺牲在雨花台的革命烈士丁香，所以政府将小巷改成了“丁香巷”。我的外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去世，她说有个“二女儿”或许就是那个不在了的“丁香”，外婆的理由是她的另一个大女儿后来也跟着谭震林的新四军队伍，和日本人打了许多年游击。信天主教的外婆悄悄告诉我：家里人最怕女儿家出去“舞刀弄枪”，所以她自己也信了洋教。

外婆留下的故事年代已太久远，她那位丢失的“二女儿”是否就是“丁香”，我无法考证。然而，故乡苏州的那条“丁香巷”却是我以前常去的小巷，而我一直并不清楚在那个小巷里竟有一位牺牲在雨花台的美丽而多情的革命烈士。

烈士陵园小孙是位革命历史研究专家，她介绍，革命烈士丁香确实是位弃婴，当年被苏州基督教监理会的牧师收养。“太美了，像丁香一样美哟！”收养女婴的是位美籍女牧师，她喜欢中国，更喜欢盛开白丁香的园林姑苏，于是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白美丽”的名字。洋牧师白美丽是位精通文史和音乐的知性女士，更有一颗善良的心。弃婴由她抚养后，她给孩子起了个温馨而浪漫的名字：白丁香。丁香从此在姑苏城那条小巷内绽放美丽的人生。

“淅淅沥沥的细雨下，小巷里飘出阵阵清淡的幽香，袭得肺润心醉。我的宝贝小丁香，你睡你醉你开心。妈咪给你弹一曲《浣溪沙》……”于是，小巷的教堂里传出古典伴洋味的抒情乐：“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彦辅，太鲜明。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