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的主题仍然是需不需要恢复正式军委。大家争得头脑发热，把这封信端了出来。也在会上极力支持，指责刘安恭、朱德。这当然更激化了争论各方的感情。刘安恭情绪振奋，慷慨陈词：“既有四军，就应有四军这一级党部──军委”。同时指斥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毛有“家长制”作风。朱德赞成刘的观点，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朱德并批评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说毛“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不听中央调动”。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刘安恭信心百倍一再督促大家表决。但或许是因为刘任临时军委书记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让众多跟随朱、毛打出如今这个局面的人难以接受，认为一旦此公当了正式军委书记，毫无意义的“叠床架屋”不说，一旦与前委唱起“对台戏”来，于团结奋斗的大局不利。所以真到表决时，反对成立正式军委并赞成撤销临时军委的意见却占了绝对优势─36？：5。“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军委怎么能行呢？”虽然表决结果撤销临时军委，但朱德很担心，因为中央对红四军成立军委有指示。“有其名无其实，要也没用！”血气方刚的强硬顶回。红四军的部分将领因两位领导人的分歧开始了沉闷。

虽然表决惨败，但刘安恭继续对“党管理一切”大加抨击，并提出“党内实行选举制”“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等口号。所谓“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实际上还是要剥夺的前委、特委书记的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气愤难平，放言：“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奋笔疾书，愤而辞职，并建议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是非问题。

撂挑子，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前委扩大会议在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解决这个是非的同时，干脆就讨论起毛走之后谁干的问题了。

这时的陈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派”。他与朱、毛双方都有一致之处，又有不一致之处。他与朱德关系较深，但反对刘安恭的做法，和一起两次反对刘安恭的任职。他佩服的才干，赞同以为首，但反对对朱德的无限上纲，批评林“过分估量，失之推测”，“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使之加重”。所以大家都同意由陈毅代理的前委书记职务，并负责筹备红四军党的七大。

四、口舌争辩演变为笔墨之战

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争论各方都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一致建议在全党公开展开争论，还要“、朱德、刘安恭各做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作为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同意了。

于是，不久，《前委通讯》上公开刊出了毛、朱、刘三人的文章和的信。《通讯》还号召道：“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很快，红四军上上下下就争得沸沸扬扬了。各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

和朱德的文章都是以“给的信”为名，借回答提出的问题，阐述自己主张的。指出：大家所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红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红四军领导人之间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领导人中有人在最大的组织原则上发生动摇。这“最大的组织原则”就是“绝对的党领导”，即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一颗子弹不问过党，都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在红四军中党的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还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就要领导一切，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

针对“家长制”的指责，说明：红四军从来都是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没有家长制。只是因为“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党代表制度”，引起了误解。

在信中多次强调有人“与党争权”，指的就是朱德。的这篇文章收在近年出版的《文集》中。

朱德针对的上述意见，说明并反驳道：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中实在找不出来”，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故而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同时朱德指出，实际上党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朱德表示“极端拥护”，但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不反对集权于前委，但反对集权于前委书记。现在，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三、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朱德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朱、毛之间的上述争论，强调的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党组织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住部队。但在阐述这个主张时过于绝对化，用词不科学，如“党管理一切”、“一颗子弹不问过党，都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一切工作归支部”等。随着革命的发展，逐渐成熟起来的等人，把“党管理一切”完善成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一切工作归支部”演化成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指导员支配军官”改善成为“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会分工负责制”，等等。这样，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政工作也有明确职责，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朱德、陈毅等人是赞成党领导军队的。朱德所要争的是他作为前委集体领导下的军长应有的独立工作的职权，反对党的包办代替一切。从军事指挥意义上来说，朱德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是合理的。但由于他采取的是“叠床架屋”，再设军委与前委分权，这就引起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激烈交锋。

那是一个“民主”口号畅行的时代，但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如何运用民主、发扬民主并团结群众统一意志去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问题上，朱德等与的明显分歧是：朱陈等人都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才是工农革命军队与军阀部队的区别，因而往往遇事交下级“自由讨论”，而未能充分认识到战争年代军队的特殊性在于军队必须集权，必须按级服从。军机大事必须由军队的党委或军政领导讨论决定，可以征求也可以不征求下级意见，有必要交下级讨论时也必须先拿出领导集体讨论拟定了的方案，而决不能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八月失败”之教训之一，就是这种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导致朱德、陈毅等党政军的领导人无法控制和掌握住部队。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再加上的个性、作风和方法的缺陷和缺点，就引起了双方的争辩。至于“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显然是还没有认识到那是为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的过人的英明和坚强。以后顽强地顶住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也同样反映了这一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胆识魄力。

这一场笔墨之战，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自然没有是非结论。然而，通过这个笔墨之战，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是为此争个人名利，而是探索战争年代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

五、抱病黯然离开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者除前委委员及大队（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据与会的时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和前委委员傅翠柏、红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第一纵队参谋长萧克等人回忆：会议气氛是非常民主且热烈的，甚至有些过火。对朱、毛指名点姓的批评不说，像刘安恭这样的，还像袍哥骂茶馆一样一条腿蹬在板凳上对着指指戳戳地批评。也不像写信那样还多少讲一点含蓄，干脆就点着朱德的名一一数落。以宽厚著称的朱德也一反平日的谦和忍让，作了长篇答辩，而且还谁都劝不住─“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倒是平日里言语尖锐的表现克制，发言简短。除了对一些批评意见作扼要解释，承认自己态度不好，目的是为了周密计划严格管理外，声明对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留待实践来证明。

另据陈毅后来回忆：身为代理前委书记的他，在大会报告中，对毛、朱进行了口头批评。他批评有四条缺点：一是说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因为毛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还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二是说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来领导革命就要失败。三是说的领导是家长制，爱发火，爱教训人。矛盾公开了，实际上就是你们朱、毛两个人的矛盾。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在两大国之间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四是说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是员都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嘛！

对朱德批评两条：一条是说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后没有作检讨，我回来后作了检讨，你根本不检讨。二是说朱德重用刘安恭是不妥当的。刘一来就当二纵队司令员，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刘。我对刘说，你真要愿意干，就到连队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

对陈毅的四点批评，是非常不满意的。表示：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不管大家分歧如何，现在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一定要按这个来做。

最后，按陈毅报告中那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思路，由陈毅起草，大会形成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决议。决议对批评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因有以上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对朱德亦批评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容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小团体观念极深。红四军七大决议也否定了刘安恭的“轮流坐庄”论──“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非常不对”，并对、刘安恭给予了相对来说比较严厉的批评。

决议结论说：“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两同志的去留问题，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通过“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决定。

这个决议，朱德方面没有什么意见，虽不满意，但如果仅仅如此，他或许也就认了──他本来就是准备“让步”的。

然而，本来中央并没有指示湖南省委改组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班子，但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却擅自进行了改选工作。陈毅原以为选举不会有大问题，还会选出原来的领导班子，仍然是前委书记。而由于双方的矛盾只是部分缓解而非彻底解决，更由于“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决议对与会者的影响，还由于此前撂挑子引起的不满（七大口号为“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即指毛），在选举新的前委会书记时，大多数前委成员既不选朱德，也不选，而是选出了“中立派”陈毅。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陈毅预料。选举过程中，当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了上风时，陈毅慌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不管陈毅怎么着急，木已成舟，他根本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了。

会议结束，面对如此料想不到的结局，朱、毛情绪更加低沉了。

对朱德而言，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同有分歧，尽管同争辩得很激烈，但内心里还是愿意主持前委工作的。

对而言，这个结果也是未曾想到的。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红四军也是呕心沥血缔造的。此前撂挑子只是一时情绪使然，并不是真的不干了。但现在不同了，没有了前委书记职务，失去了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主导地位。这对来说，无疑是当头重重一棒。已经生病数日的，病情加重了。

或许是觉得实在不好再在红四军干下去了，向前委要求，让他暂时离开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情况已然如此，前委也不好挽留，只好同意了。

于是，会后，病情加重的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以及一部分部队，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同时，再次请求中央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列进红军赴苏学习人员的新名单里。

六、有“朱”无“毛”，形势不好

1929年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并附信说明自己即将来中央报告工作。

七大刚一结束，交通员送来消息，国民党当局重新组织的“三省会剿”的前卫部队已经逼近长汀。红四军获得这个情报已晚。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提出：“快召开前委会，确定御敌方案。”朱德说：“会不能在这儿开。这事还得同润之商量，听听他的主张。”“好，我们到他那儿开去！”7月29日，前委进一步摸清敌情后，朱德、陈毅从龙岩赶到上杭蛟洋，同在那里“养病”的一起开了前委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