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在1961年7月底，赫鲁晓夫将“三和两全”的新党纲草案，也就是赫鲁晓夫自鸣得意的“现代的宣言”，送交中国党征求意见的时候，就在9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和一年之前对胡志明所说的赫鲁晓夫代表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是一脉相承的，表明已经把赫鲁晓夫归入资本主义代理人了。

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把对赫鲁晓夫的上述认识，向苏共二十二大会后路过北京的亚洲国家党的领导人公开了。对印度尼西亚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胡志明等人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苏共二十二大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

在党内，讲道：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施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施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新的伯恩施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可能。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尽管断言苏共已经变为修正主义，但在1961年和1962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成千上万农民饿死的天灾面前，中央始终是强调中苏团结，避免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的。所以，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中苏两党全都克制着，避免发生更大的冲突。

但是，在这期间，对现代修正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看来，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变为修正主义，是因为旧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尚没有消灭干净，新的资产阶级又开始产生，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在苏联内的表现。赫鲁晓夫与的分歧的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不要继续革命，不要。“三和两全”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危险性，那么，社会主义就会有激烈的阶级斗争。赫鲁晓夫变为修正主义，中国也有修正主义的因素，中国国内的右倾思想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正因为如此，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在讲话中把上述“三风”所定性的“右倾机会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严厉地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这时，“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已经根植在的思想里了。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根据的观点发表的公报讲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这样，导致“**”发动的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理论初步形成了。

中国党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以及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抨击，导致追随苏共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和工人党的批判。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其中意大利领袖陶里亚蒂在党代会上指责相比其他国家更甚，同时陶里亚蒂的观点与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最为接近，为此，决定以陶里亚蒂作为反击的突破口，批判陶里亚蒂的现代修正主义论点，其实也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论点。这个策略当时形象地称为“敲山震虎”。曾说：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党的反击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就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等问题，表面上批判陶里亚蒂，实际上批判赫鲁晓夫。

文章见报后，赫鲁晓夫当然受到相当大的触动，并组织文章进行反驳。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央和，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建议中苏两党举行高级会议。23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说：赫鲁晓夫一方面说停止公开论战，一方面自己又公开批判中国党。最近你们批判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现在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对于这些批判，我们都要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实际上拒绝了苏共的和解请求。

1963年3月1日和2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文章就这一次各国论战的性质问题指出：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论战。随即就当代世界矛盾、战争与和平、国家与革命、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等问题，依然表面上批评陶里亚蒂，实际上批判赫鲁晓夫。

此后，中苏两党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终于导致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不久，两党分歧很快波及到两国关系，并最终导致兵戎相见。中苏两国“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然无存。

十三、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原因及历史教训

关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原因，当事人和邓小平都有过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