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龚某的行动，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因为此人的后台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高手”——中统特务总局。

“红队”的行动先是由杨光华给龚写个条子，告诉他：“中央局在找你，请于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马路谦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即时有人来找。”条子由许包野交给那个丈夫已经当了叛徒的女人再转交龚（之前姓龚的突然有了一次联系，这更让我组织确定龚已叛变）。龚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知道“红队”的厉害，所以狡猾地道：“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人去与中央局的人见面。”

许包野他们看出龚某害怕的心理，但又知他“立功”心切，于是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

“那行，完全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

许包野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在说定的地点袭击“灭掉”姓龚的。

当晚，两个黑影闪进谦吉饭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二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小声敲门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进屋，随即只听得楼内 “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饭馆内乱成一片。

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中。而不多时，一辆救护车抵达饭馆，一群巡捕从34号房间抬出了血流满身的“熊国华”（龚某人）……

许包野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比电影情节更曲折的事真的发生了：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局安排进英租界条件最好的仁济医院治疗，且有巡捕严密守护着。

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不浅，只是中统特务总局本想钓出更大的“鱼”而没有让他早下手。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作计划，干掉龚某。

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野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订方案。

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装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

“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将“红队”队员拦住询问。

“有啊！你看这个……”两支手枪口黑洞洞地对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已被吓得举起了双手。

这时利索的“红队”队员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走去龚某的病房。

“你们……？”未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伴着“无耻叛徒”的骂声，在病房内响起。

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中统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我“红队”队员早已远走高飞。

“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有了保险系数，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

这是许包野化名“保尔”在上海最为惊险、紧张与复杂的三个多月“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全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野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

这回“保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野这位中共高学历的领导者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敌人抓捕。

许包野的身份这回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以至于敌人对他采取最疯狂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开通向中共中央核心情报之门……“中国保尔”这回受的磨难比苏联保尔高出百倍，敌人在他身上用招术：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钉在他的手指甲内……

“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让许包野狂嚎不息。

“说，你们的机密在哪里？”每一次昏迷之后醒来时，敌人就开始逼供。

“不……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许包野咬紧牙关，愤怒地回答。

“来，钉他的脚指甲！”敌人又绑住他双脚，开始将一根根长长的竹签往许包野脚指甲内狠狠插……

“你们……没有人性！你们……终有一天会失败！”许包野不再狂嚎了，只有低吟的怒吼声，一直到再次昏迷。

又一次昏迷。

无奈，蒋介石签发命令，将“共党要犯”许包野押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怎么样？可以招了吧？看看你这个样，多半要残了！还能为共党做啥事嘛！像你这么大的领导，如果投靠到我们国民党，蒋委员长一定会给你个正儿八经的省长当当……”说客一批批来，但又一批批失望地走了。

“上刑！”敌人无计可施，只能用更严酷的毒刑来折磨许包野的肉体和意志。他们这回玩花招了：用盐水灌他的手脚指甲内的伤口，再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他的大腿和小腿，一直到皮开肉绽，而后再用烧红的烙铁烫其胸脯和肚子……他们想以此来彻底摧毁这位钢铁炼成的“中国保尔”。然而，敌人的所有企图都失败了。

许包野直到被敌人折磨得死在监狱都没有吐出一个对不起党的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

远在老家的妻子——“尔”（叶雁蘋）一直不知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解放后她仍不知其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野”是谁。因为老江苏省委的同志也只知道曾经有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相互单线联系，所以到了解放后一直不知其人到底是谁。那位在澄海老家的妻子叶雁蘋，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向人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雁蘋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

1985年，关于“许包野”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雁蘋与世长辞，去阴间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

一位被乡下姑娘苦等52年没有任何音讯的“保尔”的故事，如今在南国大地到处传扬。无产阶级革命家许包野的名字，至此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瞻仰。

发生在江苏省委书记身上类似“保尔”这样为革命英勇献身后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并不只许包野一个人。就在他离开上海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新的江苏省委班子成立不到三个月，又遭敌人的破坏，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起被捕……至此，中共江苏省委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活动终止。这在中共党史上也是少有的，可见当时斗争形势之严酷。

这样的事全都发生在上海。

与地下党的江苏省委相似的还有浙江省委。江浙两个省委原来本属一个“江浙区委”，1927年6月被分离后，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也都是从上海中央局派到杭州的。

与上海相邻的杭州，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许多在上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来自杭州，尤其是从那所同样具有“革命熔炉”之称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出来的一大批如陈望道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功臣。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召开期间，于上海出现了意外，后来移师到浙江嘉兴召开，于是历史上有了“红船”的故事。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火种在浙江大地上熊熊燃起。而浙江的共产党人后来也多数到了革命中心的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的革命也面临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局势。自这一年4月至7月中，国民党反动派仅在宁波、杭州两地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00余人，杀害117人，到年底浙江全省有1805人被捕，932人被杀。然而浙江共产党人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然而当时的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省委机关遭破坏的程度与江苏相似，尤其是在1927年6月至1929年4月的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更换了10位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有8位书记牺牲，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仅为21岁，最大不过36岁。由于他们都是英年早逝，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不被后人所知。如一位叫王家谟的省委书记，是9任书记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就义时只有21岁。他牺牲后，其遗骸是由母亲独自运回宁波象山老家，安葬在丹城西门外大坑门口的一个山麓上。

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是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的“好同志”，是浙江诸暨人，1898年2月1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便到了上海，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6年，张秋人到广州接替沈雁冰的《政治周报》主办工作。这个时候，张秋人与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住在一栋楼里，从此相互之间结下深厚革命情谊。张秋人不仅到毛泽东等主持的广州农民讲习所讲课，而且也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员。此时的张秋人，与恽代英、萧楚女并称“广州三杰”，是位非常有影响的革命青年领袖。

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广州“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下令通缉中共党员张秋人。这时，张秋人接到党的指示，立即离开了广州，先到武汉，随后又随中央机关回到上海。此时的张秋人与邓中夏等一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这期间，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省委与江苏省委一样，接二连三地遭到敌人的破坏。

这年9月，中央决定派遣张秋人去杭州赴任浙江省委书记。此时的张秋人刚与女青年团员徐镜平在上海结婚，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带着新婚妻子前行。临行前，张秋人对形势有充分的估计，加上他以前在杭州从事革命活动，党内外认识他的人很多，所以张秋人对身边的人说：“此次去赴任，我的头看来是要被砍在杭州了。但为了完成重建浙江省委的重任，我必须去！”

到杭州的第一天，是王若飞代表中央在浙江省委内部宣布中央决定。第二天，省委召开正式会议，宣布张秋人为首的新省委成立。

第三天，也是张秋人上任省委书记后第一天外出工作。那天为了掩护，他特意穿着西装，携新婚妻子来到西湖边准备与党内同志接头。就在这时，他发现身后总有两个人跟着，怎么也甩不掉。无奈，张秋人只得停下，等几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两个反动学生。

“不太妙！”张秋人轻轻对妻子说了一声，欲想甩掉“尾巴”，但那两个黄埔军校反动学生则耍无赖，拉住张秋人不放。

“你们想干吗？”张秋人火了，以老师的身份，严厉痛斥对方。

“张先生别紧张嘛！我们是想请你演讲去呀！”那俩人依然不放，这更加让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张秋人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摆脱这两个家伙！张秋人迅速用眼神与妻子对话，并用英语说了句“我们遇上危险了，保持镇静，不要慌张，速将枕套拿走！”然后做出了一个让在场的人谁也不曾想到的动作：只见他迅速脱下鞋子和身上的西装，然后纵身一跃，跳进了旁边的西湖之中……

“喂喂——”那两个家伙完全慌神地站在岸头不知如何是好。原来他们并不会游泳，而张秋人在黄埔军校时就知道此事。

张秋人在水中潜的时间特别长——他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把藏在内衣里的一份浙江省组织机构和党员名单塞在湖底的淤泥里……

“快快把船划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位反动学生叫上了一直在西湖边潜伏的便衣特务并借来一只船，一起将张秋人从水中捞了上来，并用麻绳死死地捆住后，押到岸头。

妻子趁敌人慌乱中逃脱了魔掌，迅速回到了所住的华兴旅店，收拾好重要文件，离开了危险区。

张秋人则被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很快被宣判死刑。当时与他关在同一监狱的一位青年好奇地发现已被判处死刑的张秋人竟然还在天天学习，便问：“你既然自知必死无疑，为什么还要每天读书呢？”

张笑笑，回答道：“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在牢里既然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岂可坐以待毙？”

省委书记张秋人的一席话让这位青年感触万般，从此立下誓言，要以张秋人为榜样，在狱中三年半里天天坚持学习，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薛暮桥先生。

1928年2月8日，张秋人被敌人执行枪决。就义前，狱方要对他“验明正身”。当被问到姓名时，张秋人拍案而起，一声“老子张秋人”后，抢上几步抓起案上的砚石便向法官砸去，所谓的“法厅”顿时大乱，刽子手手忙脚乱地将张秋人推出门外，就地执刑。

参加革命七年间多数时间在上海的张秋人，才离开黄浦江几天时间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同志们，牺牲时年仅29岁。

还有几位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他们也都像张秋人一样，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后被派到浙江，最后热血洒在西湖边——

他们的名字是：

夏曦(1901―1936) 。

卓兰芳(1900―1930) 。

龙大道(1901―1931)

李硕勋(1903―1931)

徐英(1907―1930)

罗学瓒(1893―1930)

刘英(1905―1942)

……

如今在杭州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入口处，有一块巨型花岗石上，镌刻着革命烈士裘古怀留下的一句醒目遗言：“同志们，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是的，我们怎么能忘却这些烈士的英名呢？

然而，残酷的斗争岁月里，我们许多党的好儿女牺牲后，他们真实的姓名，甚至他们牺牲在何处，至今仍然不为人所知……

上面我说到过，“保尔”离开江苏省委不到半年，新的江苏省委三位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全都被捕，从而造成省委终止工作数年。

中共江苏《党史资料》上赫然写着这三位省委领导的名字：王明德、肖德顺、张更新。可当我向现在的江苏省党史机构询问这些人最后的命运如何，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告诉我。“因为他们多数是化名，不知其真实姓名。估计都牺牲了……”我获得的是一个未知的结论，一个令人惋叹的结果。

我知道，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其实还有相当一大批的英烈，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都是为革命牺牲的无名英雄。

他们也在期盼今天所有活着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然而，已经快一百年了，我们仍然并不知晓他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