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封建官场的一个痼疾，就是“顺旨”办事，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干，只要保住乌纱帽，管他办得好不好。对此，唐太宗狠加针砭，表明了一个明君的治国才宫能。

唐太宗即位前，就十分重视谏官的选择。武德九年六月，身为皇太子的李世民，起用原东宫府有才之士王珪、韦挺为谏议大夫。七月，又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这些谏官在谏诤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与大臣论治，谏议大夫王珪讲了“从谏则圣”的古训。唐太宗非常赞赏，立即颁布诏令，规定：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唐朝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四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八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十二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左右拾遗十二人，掌同补阙。

“谏官”可以随宰相到两仪殿“平章国计”,这不仅反映了谏官地位的提高，鼓励了他们的极言切谏，而且更使唐太宗在平常视朝中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以便全面地掌握情况，择善而从。一部《贞观政要》中，关于唐太宗与谏议大夫们的问答记载不少，可见唐太宗是把谏官当作身边的“侍臣”,往往“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唐太宗还把杰出的谏臣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来，委以重任。例如，王珪任谏议大夫时，推诚尽节，多所献纳，太宗赞叹说： “卿所论皆中朕之失。”于是，提拔为黄门侍郎，贞观二年十二月进拜门下省长百待中，即宰相之一，掌管政令的善否，进行议论封驳。又如贞观后期的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以直谏著名。

贞观十八年九月拜为黄门侍郎，参与朝政， “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贞观二十二年九月，拜为中书令，成为唐太宗晚年最受信任的重臣之一。

既然鼓励直言切谏，就难免有些人把话讲过头了。如何对待，颇为重要。贞观八年，唐太宗又要修筑洛阳宫了。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批评说，修洛阳宫殿，是劳弊百姓；国家收取地租，是厚敛重赋；风俗好挽高髻，是学宫里的坏样子。

唐太宗大怒不已，对左右大臣说：德参要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这不是心怀恶意吗!打算处以“谤讪”之罪。魏徵立即进谏：“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唯陛下详其可否。”这里，把“激切”与“讪谤”加以区别，劝太宗不可计较直谏者的态度激烈，而只问别人的意见是否提得对，唐太宗终于接受了。

当然，在倡导谏诤的过程中，有些人乘广开言路之机，诬陷好人，企图浑水摸鱼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贞观元年十二月，有人诬告魏徵阿党亲戚。贞观三年，陈师合对杜如晦等人恶意中伤。唐太宗特地申明： “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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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唐太宗再次强调： “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对于那些真正讪谤诬陷的人，确实必须惩办。这样才能杜绝谗构之端，以利于广开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