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知音

世间哪有真情在，只要是妞我都爱。

这是古惑仔之《友情岁月》中从山鸡嘴里嘣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不是名言的话，却刺痛我心许久，那一刻，忽让我有种莫名的心痛与酸楚，脸上却还带着傻傻的笑容。我已麻木不仁我已心灰意冷我已无牵无挂我已了无生趣了，对于这么一个行将就木、如行尸走肉的人来说，确实有没有爱、有没有前途已无所谓。

怀念是伤，不止一次我掩面而泣，泪水流过我青春的脸庞，流进我的嘴里，好涩好苦好难尝！有时候，我总在想，老天为什么不经意会在20世纪80年代时让我这么一个人降临到世上？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喜欢钻牛角尖的我，一步入这个圈子，就很难再磨出来。不过不管我能不能想开，我都要顽固地活下去，因为不管生活过得是有意还是无意，我都不是一个具有自杀勇气的狂热分子！

诗人徐志摩先生曾说，爱情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如此说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起码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我也喜爱爱情，也向往爱情，也想要爱情，问题在于，我找不到我想要的感觉，找不到我想爱的人！年少时虽然也曾轻狂地接触过甚至爱过一些女孩，可如今回想起来我十分怀疑他们到底究竟属不属于爱情的范畴？

抬腿看看脚下，脚下始终是一片走不出的爱情荒漠，我在这条路上已走得太远太远了。不仅父母已对我有了成见，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连自己都指着自己的头说：“怎么搞的？一向自负天下、恃才狂傲的你怎么连一个女朋友都找不到？”难道我真的没本识，还是长得太难看了？仔细地反省一下，我觉得两者都不是。我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我总认为人年青时不应急着早早地结婚生子，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然而，步入现实之中，我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连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我感到活着没有多大意思，又不想死，于是就只好这么游离失所地逛**着。

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换句话说，曾经纯真、善良、血气方刚的**少年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提起这来，就不能不说一下我的过去。尽管常人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可我不是什么好汉，而且当年也并不怎么的勇！

只记得我19岁时，在县城一所新建的高中读二年级。学校里既有高中班，又有师范班、幼师班，还有电大班，而我的高中班就是在这所师范进修学校的基础上组建的。

而今想来，那时的我与我们学校在现代文明的生活中都显得贫瘠而落后。尽管是新高中，可毕竟那是一所七十年代建在城镇郊区的农村师范学校，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使校园里的一切都那样破烂不堪，像二次大战后的欧洲战场。虽说办新高时修建了一下，可变化还是不太大；毕竟资金有限，硬件上投入不够。

操场西边的足球场，成了学生们谈恋爱专用的草坪，几个球架刚好可以做单杠，算是没有被浪费掉。而我的落后绝不亚于我们学校，我没有谈过恋爱，不知道什么是美女，还常猜想着女孩子的**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没玩过电脑，不知道什么是“鹰兔儿”“伊妹儿”；还总以为“四大天王”就是黄药师、欧阳锋、段智兴与洪七公，以至于经常被那帮故作可爱，其实令人呕吐的小女生们痛骂。我那时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愚，竟还常嘲笑同窗许锋把苏轼、苏芮、苏永康列为唐宋八大家里的“三苏”。

有一次考试的时候，许锋用那段时间流行的“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去回答政治问答题，教导处的李校长就开会点名批评道，“有些学生回答问题连歌词也用上了，什么‘爱到心破碎……’”自此，大家见到许锋的时候就问他：“怎么，心又爱到破碎了？”

当时最令我羡慕的就是老董，她的成绩在我们班里是一流的，每次拿奖学金她都要拿最多的那一份。而老董的学习刻苦程度，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据说，她每天晚上都要挑灯看书到12点以后，有几次还差点失了火，在当时我们学校面临覆灭的学习风气中能够坚持这样，绝对是一个奇迹。

天地良心，其实我才是我们班读书最辛苦的一个，这一点老王可以作证。然而我看的那些书，毕竟都是些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上课的时候看起来就得防着点老师，即使这样，还是常常被收缴。一次我看江沙先生写的《死屋》，因为上课的时候看，要注意上面讲课老师的行踪，所以看得断断续续，一会儿说晓钦是杨军的老婆，一会儿说是小余的老婆，又一会儿变成了刘老师的夫人，后来又成了许云的情夫，真让人糊里糊涂的。

正看得起劲儿，忽然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要拽走我的书，我当然不干，于是忙伸手捂住，抬头一看，原来是刚刚还在讲课的政治老师。他拉着书的一角，冷冷地道：“润之，松手吧！”我扯住书的另一角，苦笑道：“老师，放我一马吧！”他大怒，竟跳了起来，头正巧撞到摇摇欲坠的电灯，马上便起了个血包。他捂着头，一把抓住我，愤怒地道：“你最好能够搞明白，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把手松开；第二，出去看。”政治大人这一点很令我感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忘给我出一道选择题，而这时，我总是很感激地说：“我出去看，老师大人，谢谢！”

那时，我的运气极差，刚出门便碰上政教科科长老谭。老谭是官场上的暴发户，从一个平凡的讲师，一下子被提拔为科长，所以老谭的官就当得很有官味。当然，谁也不能说他被认命为科长，是因为他那口可以挺起来的“官肚”。老谭的肚子挺得很有特色，像有了八个月身孕的中年妇女。做了科长以后，他那圆圆鼓鼓的肚子上就挂了个黑色的手机套；但里面到底有没有手机，我没敢拉开看。老谭碰见我被老师赶出来的时候，总是一副凶狠狠的表情。我讨好地对他笑笑：“科长，饶命吧！”这时，他就一把夺过我的书，愤然道：“润之，你给我当心点！”老谭能一下子夺走我的书，并不能说明我不畏惧政治老师而惧怕他，这只能说明他夺我的书的时候速度比较快，令我防不胜防。因为我的书常常被收缴，所以除了学校强制卖给我的课本之外，我就没买过正版书。我买盗版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便宜且不怕被老师收缴，所以，那些畅销书的作者虽卖得晕头转向，却没从我这儿赚走过一毛钱。

那时候，我们班主任姓赵。他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就姑且称他为赵老班吧。赵老班常告诫我们说，“果子还青没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能随便摘了吃，又苦又涩！”当时我信他的话为真理，就没再吃过青色的苹果或是其他任何水果。

高一时的班主任姓张，刚毕业的小伙子，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就常被班里的女生们欺侮。欺侮归欺侮，欺侮过来欺侮过去，班里一名叫潘蕾的女孩子就告诉我说，我有点儿喜欢咱班主任。按照当时她说话的口气，这里的喜欢并不是有好感，而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师生恋”倾向，但后来的情景，却没向我想象的那样发展下去，潘蕾只是告诉我她喜欢班主任，具体怎么个喜欢法，她没告诉我，我对此也没有太大兴趣，就没有作进一步的了解。

没过多久，潘蕾又纠正她从前对我说过的话，她说，“我差点儿喜欢上班主任，差点儿。”这时，我就对她的话进行怀疑了，我认为一个经常修改自己说过的话的人，说出的话肯定水分充足，就再懒得搭理她，更没问她所强调的“差点儿”中的那个“点儿”是多少！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班里的学生，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喜欢赵老班的倾向。赵老班的老婆是个嘴巴特别大的女人，听说在家的时候常被赵老班痛揍，有时，也互相揍。但若有人问我怎么个揍法，谁出的招式高明，我没亲眼见过，也不敢妄加评论。后来我想，赵老班揍自己的老婆，肯定也是有明确的理由的。

说赵老班喜欢揍老婆，并不是提倡大家要发扬揍老婆的精神，这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相符，再说，有些人能躲得过被老婆揍的厄运，就已经感觉自己很幸运了，更不用说反过来让他去揍老婆了。

赵老班教我们《劳动技术》课，不知别的学校有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目。开始的时候讲怎么种树、花、草，后来讲种玉米、小麦，再后来教怎么养鸡、猪、牛，最后是讲怎么腌咸菜。开始我们都听得兴致盎然，后来不行了，因为他N次带领别的班去外地帮农民伯伯摘苹果，一次也没带我们去过。于是大家很愤怒，就把《劳动技术》简称为“劳技”，再转变为“老妓”，然后扩展成“老年妓女”。自此，赵老班去教室传达一些思想或是下达些命令的时候，学生们就纷纷小声说：“老妓来啦，老妓来啦！”

事实证明，赵老班教我们腌咸菜不但教得好，做得也好。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一块去他家吃饭，把他腌的整整一坛鸭蛋吃个精光，边吃边叫好，吃完最后一个的时候，大家还都露出没吃过瘾的表情。这时，赵老班就安慰我们说，“你们没吃过瘾已算是好的了，我儿子从我把鸭蛋放进坛子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等，等一个月了，都还没吃上呢！”

只记得19岁那年，我在一所新办高中读二年级。如果在我的脑子里放一个搜索引擎，有很多事都会在二年级的那段时间被搜索出来。的确，我所经历的大部分事都发生在高二，而且没有办法不发生在高二，我的高一混混沌沌是一片空白，高三是零。

高二的时候我19岁，19岁是个奇怪的年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到了19岁，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电影院看标有“儿童不宜”的电影了，而是19岁的时候找女孩子谈恋爱在我的意识里已不再是早恋的年龄。虽然赵老班还是不断地给我们讲，“果子还青的时候千万不能乱摘了吃，又苦又涩。”然而，过了早恋的年龄并不表示就能谈恋爱，谈恋爱的标准条件必须是一男一女。当然，如果你不是同性恋的话。但当时我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只具有其中的条件之一：一男。所以早恋的年龄过了很久，我的恋爱都还没有开始。

高二的时候，我想做一份文学小报，当时学校里虽有文学社、书法协会、记者团等一个个听起来铿锵有力的团体，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做，名副其不实。可我做小报的想法并不源于这些，具体怎么回事，我已记不太准确了。我记得当时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赵老班听的时候，只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同意则已，如果不同意，我只好一意孤行。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他非但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而且愿意出做小报所需要的所有费用。

在后来做报纸的时候，赵老班并没有出所有的费用，所有的费用是我们两个凑够的，他只负责把我做好的样报拿去印成报纸，但只这些，已让我感激直至现在。当时我做报纸的时候，什么也没得到，而赵老班却不一样，他不但因此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评定职称的时候，还顺利过关。期末的时候评选优秀团员，名单由各班班主任自己随便拟定，即使这样，赵老班也没有选中我的名字。然而，我那时候注意的却不是这些，只要他每一次能把我做好的样报印成报纸，他就是我的活菩萨啦。

原先我做小报的想法，是想号召大家来研究研究杜拉斯，为什么老得都走不动了还能勾引到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把研究结果公布给所有的女生，让她们看后都来搞文学；再研究研究海明威，为何一身伤疤还经常能搞到美若天仙的女明星、女画家、女雕刻家，把研究结果公布给所有的男生，让他们看后也来搞文学。

但后来我的朋友王朔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这么做，即使想这样，也不能带有“文学”二字，众所周知，现在还有胆子口口声声搞“文学”的，只有那些脸皮极厚的流氓了，当下流行的一种公式是：流氓=作家。我听后，怕被人误认为是流氓，也怕有故意误引他人入歧途的嫌疑，就没敢表示有让大家来搞文学的意思。我只是告诉赵老班说，跟随着学校正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活动，咱做一个小报，这叫响应学校号召。

赵老班对于我提出的做报纸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令我很是感激。赵老班问我，能做好吗？我回答说，绝对一流。当时我的口气是大了点，但后来想了想，我做的第一期报纸还真是“一流”，意思是“我一个人写、一个人编，然后一个人流动着到各班级给大家发送”。

我这人天生就有民主意识，所以当时在决定报纸叫什么名字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没自作主张。我召集全班同学说，大家每人说几个名字，然后公开投票竞选，得票最多的是什么，咱报纸的名字就叫什么。选中谁提出的名字，就在上面给谁发两篇文章，还要加五分操行积分。后来选中一个庸俗不堪且已被人用过的名字，“知音”。但没办法，这是投票选中并被大家普遍看好的，既然选中了，知音就知音呗。

我想说的是，如果另一个《知音》听到有一份小报的名字也叫《知音》，千万别一张状纸把搞报纸的家伙送上法庭，因为打赢了官司你也得不到赔偿，他爸爸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再说，这是大家民主选中，大家的意思，所以叫“知音”就天经地义。如果这么理论，另一个《知音》就会很委屈地说，要是照你说的那样投票，那么大家提出些像“中国日报”“中央电台”这样的名字，选中了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用，行吗？但若另一个《知音》真的不听劝阻，执意要把他送上法庭，我在这里还要提醒他们一点，当初提出办报纸的人可能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办过《知音》报。或者，他为了让别人炒作自己，正到处烧香拜佛巴不得谁来告他一状呢！

而接下来，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样报做出来给赵老班看。做报纸的必要条件是要有稿子，所以在决定好小报的名字以后，我就大张旗鼓地在班里班外搜集稿件。虽说搜索的面积比较广，但能找到的稿子却比较少，加上我看稿的时候戴着有色眼镜，所以能用的就更寥寥无几。

我去学校组织的文学社问他们社长要稿子，社长非但不给，还戳戳有理地说，“你办小报怎么不先征求我们文学社或是我的同意？”

我听后不禁一愣，忍不住问他：“你办过报纸？”

他说：“没。”

我又问：“你感觉自己是个做报纸的天才？”

他回答：“感觉不太像。”

我再问：“你组织过黑社会。”

他又回答：“没。”

这时我松了口气，笑笑说：“那么我为什么要征得你的同意？”

社长严肃地回答我说：“因为我们是正宗的文学社！”

没征得我们学校正宗文学社的同意，我的《知音》小报稿件照样凑够了。本来只有几篇，后来我嫌跑着去问人家要稿子太麻烦，就几个半夜没睡觉自己唰唰写够了。但我的稿子太多了也不妥当，于是我就生一妙计，问大家谁愿意把名字贡献出来，写在文字作者一栏里面？本来我以为大家会不屑一顾，谁想大家竟纷纷慷慨捐赠，最后我的名字一个也没留住，全被分掉了。不管怎样，小报搞得有模有样，第一版是新闻，第二、三版为文学作品，第四版为大综合。

我们班有一个名叫什么飞的同学，一时想不起来，我也不愿在想他的名字上费太多脑子，他的名字现在对我一点儿用都没有，就索性叫他阿飞。叫他阿飞并不是没有根据，后来我写的一篇稿子，就署了他的名字，没写他的全名，署名“阿飞”。赵老班把印好的报纸拿来，被他看到后，就大发雷霆，痛斥我说，“什么阿飞，多难听，像个流氓。”

那个什么飞是个极正派的人物，从小受做教师的爸妈正派思想的熏陶，是个正宗的人民教师的好苗子。当时阿飞拿了我的报纸，要给我火葬，我就对他循循善诱地解释说，“老兄，你说得对，就是像个流氓，现在这个正时髦，文学事业就是流氓事业，你名字起得不流氓人家还不看你写的东西呢，像什么淹死的鱼啊，说我爱你啊，林夕青心啊，安妮宝贝啊，多了去啦。”

我说到这儿，阿飞怀疑地看着我，然后我接着给他认真讲解道，“老兄，阿飞这名字起得恰到好处，不太流氓，又有点流氓味，以后你若坚持用这笔名，准保你走红，这名字，绝啦！”这时，阿飞已有点感激涕零的意思了，说“那谢谢啦，谢谢，下次还写阿飞”！我心里松了口气，胸口拍得啪啪响地说，“没问题！”

事实上，在后来阿飞每一次拿到报纸，都屁颠屁颠地跑来问我，这期怎么没“阿飞”的名字？我就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老兄，现在“阿飞”不流行啦！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

当时我花了很大工夫，第一期的稿子才算是凑够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打稿子，我们学校是在“东风吹，战鼓擂”“赶烽火，学大赛”的时候建起来的，因为当时大家都比赛看谁最能吃苦，于是出主意修建我们学校的那家伙就说，“我最能吃苦，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我建议把学校建在最穷困的城镇郊区，地处偏僻，想不吃苦都不行。”因为那家伙的这个想法，我们每一次放假回家或是从家来学校，都要几经转车，有时候等不到车，就要从下车后的公路徒步走到学校，累个半死也是常有的事。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当时我们学校周围没有任何商店或是打字社，只是些河沟或是庄稼地，而我也从没见到过学校哪个办公室里有可以打字的地方，找地方打报纸的稿子，就成了一个问题。

后来正急得不行，忽然看到一个姓黄的老师招收电脑培训班学员，就跑过去凑热闹。果然，她那里电脑、打印机一应俱全。见到黄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黄老师虽姓黄，可面目绝不是标准的黄皮肤。人尽皆知，王润之的皮肤比较黑，但润之是男孩子，皮肤就算黑点儿对本人的形象问题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黄老师却是货真价实的女性，就容易被喜欢以貌取人的家伙将她与润之相比，贬低形象，还好，她已经有老公了。然而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她同不同意为我打稿子！再说，并没有谁站出来规定姓黄的就一定要长得面色发黄，就算有人站出来规定，那么我们村有好些经常趿拉着一双破鞋流着鼻涕到处溜达的人都还叫富贵、发财、有金、聚宝呢，是不是还要规定让他们都必须家财万贯？

我把想要黄老师帮忙打印稿件的意思说给她听的时候，黄老师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算我现在能帮你打稿，也不能每一期都帮吧？在我这儿学电脑吧，以后就可以自己打了，学得了一技之长，又能把报纸搞得红红火火，一举两得！”

当时是1999年的夏天，如若用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年月的电脑，的确已不能算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那时候的电脑对我来说，还真是没大玩过。在那以前，在我表哥家看他玩过游戏，有一回他出去有点儿事让我帮他“战一会儿”，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上阵。半分钟之后，表哥回来看了看电脑，对我只说了两个字，我表哥说：“死啦！”那就是我唯一的一次电脑遭遇。所以当时黄老师怂恿我去她那里接受电脑培训的时候，我就欣然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