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许多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与创举，比如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刚回国的李达、李汉俊、陈道望、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比如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道望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便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呢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北李南陈”之间确定下来。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黄浦区望志路11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包惠僧、陈公博和代表留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周佛海，共13人。应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身份不便加之保密需要，反而没有参加。邓中夏原来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因为要出席一个全国少年大会而临时换成了只有19岁的刘仁静参加。

出席“一大”的13人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成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从中共的“一大”到“二大”、“三大”和“四大”，只有四年时间。这四年里中国和世界正处剧烈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过程中也经历着不断探索与认识的阶段，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不久后的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影响很大。该会议号召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亲自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等人，不仅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并询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

张国焘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又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回国后立即向陈独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因此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及联合战线的理论对之后中共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起着直接的作用。1922年5月初，由中共领导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前面的敌人很多，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行动口号。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一大”召开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张国焘任主任，到1922年就换成了邓中夏任书记部主任，副手是李立三、刘少奇等。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对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6日召开，直至23日结束。虽然出席的代表比“一大”还少一人，似乎现在中共党员也很少提及“二大”，然而“二大”在陈独秀主持下完成了建党之后的三件大事。一是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党在当时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党的最低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党的最高纲领。党的奋斗目标也非常明确：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第二件事是，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其主要是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中共建党初期，北边的俄国其实更看好实力强大的国民党，所以要求中共参加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也成为了中共“三大”的一项很主要的决议，加之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口号的提出，及主动邀请中共人士帮助改组国民党的要求，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共著名领袖人物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了国民党队伍中去。这是“三大”之后的事。中共“二大”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即制定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意义十分重大。早在“一大”前夕，陈独秀就有考虑制定一个《党章》，任务交给了李汉俊，但第一稿出来后，陈独秀对李汉俊的“发挥各地党组织的自由作用”等提法极不满意，甚至为之大发雷霆。在这场党中央要不要集权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坚定主张和家长作风令建党初期的李汉俊和陈望道等“元老”大失所望，尤其是知识分子骨气格外硬朗的陈望道，无法忍受陈独秀的专横独断，最后选择了离开中共之路，一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回到共产党怀抱。

陈望道的“硬气”虽然有些悲切，但多少也说明那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与诸多后来因为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而牺牲的革命者相比，其实陈望道算是大幸。

但陈独秀自己就没有怨气了？不说他后来被自己缔造的党开除、晚年过得贫苦潦倒，仅仅在1927年和1928年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陈独秀自己的两位优秀的儿子、我党杰出的青年才俊壮烈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作为父亲的他，心底流淌的血，有人知晓是怎样的颜色和温度吗？

呜呼！

革命者，你的伟大和崇高之处，就在于从不计较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去全力以赴地换取他人的幸福——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这样说。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难道不是这样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他们都一样。

21岁的青年学生黄仁牺牲之后，上海的社会情况更代表了全中国当时的时局形势。

内：军阀混战。外：洋人欺压中国人……皆到了忍无可忍之地步！

在上海图书馆，我看到了整100年前出版的一本跟手掌一样大小的书，这让我特别吃惊，因为除了是第一次见如此小的书外，更意外的是看到了一部书名为《上海市民的出路》的内容，于是把前面部分的内容抄录了下来：

上海的市民真困苦呵！自从米价高涨以来，我们平民的生活愈更难以度日。看起来这般繁华富丽的上海，其实只是我们百余万商民、工人、苦力、穷人的活地狱。

何以上海是这般现象呢？何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如此困苦，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而江浙尚号称富庶之区，上海犹名为全国第一繁华社会呢？我等商人终日劳碌，芸芸一生，近年来却弄得百业衰落，债项累积，营业亏损，濒于破产，这是什么原由呢？我等工人以劳力买生活，用血汗换工资，近年来百物腾贵，生活艰难，还要受厂主和东家的百般虐待、任意打骂与开除，一有要求，便被停止生意，弄得近日罢工叠起，失业者日多，这又是什么原由呢？我等苦力与穷人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卖得劳力来换不得一饱，偌大的锦绣的上海竟无谋生之地，街旁檐下便是我们栖身之所，冬日里冷冻无衣添，夏日里燥热无地躲避，不饿死，就病死；在上海二百余万的居民，穷苦的占去大多数，都是这同一的境遇，这又是什么原由呢？这又有何种办法呢？

贫苦的市民诸君！

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人尚未独立，就是中国人尚受外国人和外国人相帮的军阀官僚买办所统治、所践踏、所剥削、所压迫！一百多万上海的市民，受的是几千个外国人和几百个中国军阀官僚与大买办的管理！他们雇用了一些巡捕包探警兵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他们兴办各样的捐和税，捐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次又一次。租界里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每年要收入一百二十四万零五百余两的捐银；上海县南北市中国的军阀和官厅各样税捐名目多至几百种，如今还时有增加，逼我们要钱、要钱！可我们除了命，还能有什么呢？

……

一百年前的上海是何情形，我们当下的多数人并不知道，只是借助这类文字的记录，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成为了当时动**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革命，也由此被纳入了党的中心任务。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期革命斗争，总是被人为简单地否定，似乎党中央自1931年撤离到苏区前的“城市革命”都是错误和无为的，这实在既偏见又狭獈。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军阀混战与外国强权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榨与剥削，如果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放弃城市斗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恐怕更深重，共和国建立的历程就不会是28年的浴血奋斗史了，一定会更长久、更残酷。这是毫无疑问的。

革命任务和革命胜利，这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既关联，同时又相对独立存在。

革命任务常常因形势需要所决定，而如何使得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彻底的胜利，则是方向选择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革命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城市暴动，虽然惨遭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然而我们始终不能轻易地否认它重大的意义和成功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城市革命斗争过程中，“立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才是必须深刻反省与纠正的。当然，由于建党初期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太大，加上党内主要负责人缺乏斗争经验、个人独断（陈独秀）等等原因，也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但城市革命包括城市武装斗争的壮丽诗篇，对中国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贡献，谁也无法否定。否定这样的壮丽历史，就是对无数为了我们今天如此强大的国家和如此幸福的生活而英勇牺牲的先烈的背叛，苍天也将惩罚这样的人！

其实，就选择什么样的斗争对象和革命任务时，早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之间也有过不同的意见，甚至激烈的争执，这种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激烈争执，还导致过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党，走上另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如戴季陶、沈玄庐等则投诚到了革命的对立阵营，甚至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后来也与之分手……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实践和斗争过程中出现的曲曲折折。有些人为的因素和形势的逼迫，让当年那些在“五四运动”期间和大革命时期等历史阶段曾经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最后沦落成了社会最底层或者非常无耻之流。这种悲剧命运的人，或许他们的初心并非如此。然而革命便是如此冷酷无情，要么挺起胸膛前进，要么掉转方向往后退；前进者是战士和英雄，后退者则一定被认为是懦夫或叛徒。

在革命的史书上，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绝不会有“半好人”、“半坏人”一说。

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和勇敢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革命和城市斗争中的英勇奋斗以及用血的代价换取的经验与教训，就不太可能有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村所作出的伟大而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向的一句经典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城市革命和城市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夺取政权所作出的英勇悲壮的前奏曲，在这部前奏曲中，上海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响亮的部分！

这里的革命者比泰山，比珠峰，比全国所有的山岳都更巍峨；这里的革命者流淌出的鲜血，当红百里黄浦江和万里扬子江……

21岁的黄仁是在城市革命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年轻战士。他的牺牲给同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震撼和清醒——革命是场不可协调的残酷斗争，生命是这种斗争的必然的牺牲品，然而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这种牺牲是崇高而壮丽的，一句话：值得！因而也无悔！

中共“四大”前后，中国的局势极其动**，孙中山为求南北和解，北上途中因病去世。他的死让军阀势力更加猖獗，帝国主义列强借此对我中华民族的压迫变本加厉。城市劳苦大众的生活到了无法喘息的地步，即使那些曾经靠自己双手劳作和经营的小商小贩和小业主们，也无法维系基本的生产与生存，此时的中国，尤其是上海，已到了“黑云阵阵，暴雷欲响”之时，革命的风暴仿佛就在激剧的酝酿之中……

“帝国主义如同一头野兽，已经闯入了庶民百姓的家门，奋起反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觉悟》杂志、《劳动者》杂志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抨击时局形势，斗争的导火线正被悄然点燃，被压迫的工人和市民们到了无法再忍的地步！

一位当时在日本纱厂工作的青年工人这样描述道：

当时，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兴里，亲眼看到横浜桥里面一家丝厂的一些女工面黄肌瘦，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住，偷偷跑到桥对过的小摊上买点烧饼或山芋充饥，被工头发现了，立刻遭到鞭抽和脚踢。

还有一家日本人开设在西宝兴路的玻璃厂，四面全用竹篱笆围着，盖几块铁皮作屋顶，十几个中国工人，光着身子，围在炉子周围，手里拿着玻璃管子，口对着管子吹灯泡和瓶子。盛夏酷暑，加上千度左右的高温，非但没有一点降温设施，还要受手中拿着鞭子的日本人监督。有一天我与两个工友走到青云路，看到那里有个“六三花园”，门前张灯结彩，我们想进去看看，但象外滩公园一样，门口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气得我们直咬牙。

又有一次，我和我的叔父从中华书局做完夜工后回家，已快十二点了，走到北火车站，看到虬江路附近，火光冲天，我们继续沿着淞沪铁路向前走，沿途碰到一堆又一堆的人，坐在地上嚎淘大哭。一了解说是自己的子女在厂里被烧死了。第二天清早，我和一位工友在上班之前到昨晚火灾的地方去看个究竟。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原来是虬江路一家五层楼的祥泾丝织厂，一、二、三层楼是厂房车间和仓库，四、五层楼是女工宿舍。失火后四周墙壁和铁窗铁门都完好，而墙内车间、宿舍全已烧成灰烬，而两闩铁门依然关着，门内楼梯脚旁到处是烧焦的尸体。据当时报纸上透露，有一百多女工被活活烧死。为什么这些女工没有一个能逃出来呢？原来是工厂资产由保险公司保险，并规定如受火灾了将门窗打开的话，保险公司就认为你的资产早已搬出，不予赔偿损失。因此，老板宁可关门烧死工人，不使自己受损失。这事虽社会舆论哗然，资本家受到人们愤怒的谴责，但那又有什么用呢？

这只是一位工人所看到的几个点滴片段。据上海工运资料提供的数据表明：那时仅日本资本家在沪开办的各类纱厂就有上百家，工人总数超过十万人。这十万工人背后就是十万个家庭，如果按每个家庭四五口人计算，就是四五十万人的生存面临极度悲惨的境地。然而这仅是日本一个列强的在沪势力，如果加上英、法、德、美等国的企业资本家，那么整个上海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就是“地狱”的现实。

在“地狱”里活着的人，靠什么继续生存？

只有一条路：反抗与斗争！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风，惊醒我们的苦兄弟。

无产阶级起来了，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砸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冲破乌云满天红。”（工运领袖邓中夏烈士诗）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家形势和社会形态，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结论。”

俄国革命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城市革命和城市暴动，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人口最多、工人力量最强的上海进行城市革命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是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压迫。军阀混战主要集中在一南一北——南为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等地，北为北京、天津、山西和东北地区。相比之下，军阀混战不在上海一带，而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上海则是最痛苦的地狱。

“打碎地狱的唯一办法，是我们拿起手中的铁锤和棍棒……”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的斗争纲领，“砸碎旧世界”的武器，就是动员广大工人们起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