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晚年随着功业的隆盛与年岁的增高，也与历史上一切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一样，愚蠢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直接的原因当与其情绪的消沉与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从史籍上可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以前多次外出围猎，精神焕发，骑射娴熟，说明有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

然而，从贞观十七年开始直至二十三年临终的七年当中，仅见外出围猎一次的记载，这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他的健康状况趋向下降。究其原因，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黜，对他的思想刺激很深，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影响了身体健康。以前很少服药的唐太宗，这时开始服食药石了。

当时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唐太宗认为其言有益于国，“特赐锤乳一剂，谓曰： ‘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元戈直注曰：“锺乳，产于石，食之使人通气生胃。”由此可知，唐太宗这时已患了消化不良症。

影响唐太宗健康状况下降的另一个事件，是贞观十九年征伐的失败，秋末“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所谓“不康”,是指“病癣”。年底退至并州，以作休整，次年二月起程，三月返京。

据有的史学家注云： “并州至京师一千三百六十里”,由于长途跋涉，归程劳累，再加战争失利，心情郁闷，唐太宗到京后再次病倒。 “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为此下诏太子李治处决军国大事，李治于听政之暇， “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病虽愈，然而体仍虚，返至灵州，又“冒寒疲顿”,打算于年底前， “专事保摄”。至次年正月， “上疾新愈”。一场感冒竟然需要三个月的“保摄”,其虚弱可想而知。到二月，唐太宗又“得风疾”,直至十一月“疾愈，三日一视朝”。可见，唐太宗自贞观十九年秋冬以来，连续一年多患病，当时除早年的“气疾”外，又患“癣疾”、胃病、感冒、风疾等多种疾病。积极的药物治疗未见好转，便滋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的消极想法，寄托于方士的丹药，希望能收奇效。于是从贞观二十年年底开始服食丹药了。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因死者系开国元勋兼贵戚的关系，极为哀痛，决定亲临其家吊丧，行至中途，被长孙无忌挡驾。长孙无忌劝告： “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服药不得临丧的禁忌，似非医方所立，当为方士的玄言诫， “金石”则为方士所炼的丹药无疑。可见，唐太宗至迟在贞观二十年年底已经吞服丹药了。

然而，国内的方士丹药并不见效。又进一步欲求国外的方士丹药。大臣为了迎合太宗的这个心理，于是向他推荐了一名印度方士。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大败中天竺帝那伏帝国，俘其国王阿罗那顺与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同年五月，王玄策将方土进献唐太宗。这个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这个谎言打动了唐太宗幻想长寿的急切心理。于是“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经过近一年的炼制， “药成，服竟不效”,以致丹药中毒暴亡。

这个教训直至高宗咸亨年间还在某些大臣中记忆犹新，当时东台侍郎郝处俊谏阻高宗勿服胡僧炼成的“长年药”时说道： “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

所谓长生药，纯属谎言。如果唐太宗不服丹药，也许还可多活若干年。然而服食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名医束手无策，以致提前结束了唐太宗的生命。宪宗时大臣李藩曾云： “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递致暴疾不救。”所谓“暴疾”,即指丹药中毒； “不救”,指无法抢救。可知中毒之深，药性之烈。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 “太宗之崩，实由于服丹药也。”

方士丹药害人已有明验，胡僧理应治罪，但是可笑的是，大臣对这个曾夺去太宗生命的天竺方士不治其罪，竟“放还本国”。据郝处俊解释： “时议者归罪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出于担心天竺传为笑柄，对饵药毒帝致死的胡僧，不加刑典，未免迂腐可笑。

回顾贞观初年，唐太宗一再耻笑秦皇祈求神仙、冀其长生的荒唐，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贞观五年，他反对图谶迷信。直至贞观十一年二月下节葬诏时，还说：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惰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讲得何等精彩!不料晚年竟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是历史的悲剧，一代英主也不能摆脱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终于在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发病，五月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八月安葬于昭陵。

昭陵营建了十二年，预建陵园不断扩大，封域面积最终达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岂止“容棺”。至于防止盗墓也没有如愿。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太宗虽为终制以戒子孙，而昭陵之葬，亦不为俭。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岂非高宗之过乎。”李治不遵父诫，固然负有责任，然而太宗晚年奢靡之风已有抬头，趋向厚葬也在所难免。不过，唐太宗毕竟是英主，临终时是作了一些限制的。其后，玄宗朝太监高力士进入太宗陵墓寝宫， “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不禁赞曰：先帝“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玄宗闻讯，亲往视之，见物“肃敬如不可胜”, “即命史官书之典册”。

昭陵有功臣陪葬之制。功臣陪葬起自高祖献陵，但是，形成制度而颁定明诏的却在贞观时代。

贞观十一年二月下诏： “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奄寥之时，丧事无缺，所司以此营备，称朕意焉。”同年十月，太宗又“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有史学家注云：“凡功臣密戚主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所载，陪葬者有一百五十五人。另掘《金石萃编》统计，计一百六十六人。现知陪葬墓有一百六十七座。其中以功臣占大多数，还包括少数民族将领十五人，这反映了唐太宗对辅弼重臣的荣宠，体现了他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

昭陵还列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高宗为了弘扬太宗的武功，命雕刻家造像十四座，表现其归附、擒伏的形象，他们是突厥族四尊，吐蕃赞府，高昌王翻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于阗王尉迟信、新罗王金真德、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阿罗那顺等。有史学家考察昭陵后描绘石像云： “皆深眼曷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夷象石雕，一方面体现了唐太宗“天可汗”的尊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以昭陵为中心的陵墓建筑以及陪葬的臣僚与归附的外蕃君长的墓、像等，围绕昭陵布局构成了完整的墓葬群，显示了唐太宗卓越的文治武功，礼赞了贞观极盛的统一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