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贞观能臣为“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唐太宗的卓越人才观与用人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能，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世称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征诸史实，殆非虚语。贞观晚年，他总结了自己的用人经验，指出：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己之所谓贤，未心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指出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好坏善恶自有客观标准，本人与他人的看法难免掺杂主观的成分，故处理好知人问题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要有辩证思想，对人言要区别对待，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

作为罗致人才的君主也要全面分析，唐太宗正是如此。他对辅佐大臣的才干得失，总是区分优劣、全面衡量的。如他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宫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这些品议无不恰当、中肯，正是唐太宗明辨长短、兼知优劣的表现。

在唐太宗看来，兼明优劣仅仅是知人的一个方面；知人的另一方面则是“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得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可见，唐太宗的知人之明是包括了解人才两个阶段的全过程的，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在了解的前提下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考察加深了解。

为什么说使用是了解人才的第二阶段呢?其原因正如唐太宗所说的：“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的认识限度所致。还因被举之士“厚貌饰词，不可知悉”,以伪装惑人，制造贤才的假象，遂造成了知人之难。所以，使用过程中的考察，实为补救主观上了解人才难免片面的举措。对此，魏徵十分强调： “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唐太宗不仅具有知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的辩证认识，而且还认真付之实现。即位初，他就指示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荐贤才，几个月没有动静。他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 “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驳道： “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他认为人才不会没有，关键在于物色，如果不去发掘人才，也就不能发现人才，必不知人。另一方面，唐太宗十分重视在使用中考察官员的才行，以加强了解，加深知人。

他曾对魏徵说起： “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贤才能起表率作用，不肖则败坏吏治，故他对“在官如有善事”的良吏，具列姓名于屏风之上，对“百姓已受其弊”的“恶迹始彰”的官员，则绝不宽贷，必加“刑戮”。

知人固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如果说知人是善任的前提，那么善任则是知人的结果。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理解“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对此，唐太宗深有认识。

贞观元年，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十一年，他再次重申： “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几乎与此同时，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唐太宗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与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舍短取长”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舍短取长的范例。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置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贴然配合。共掌朝政， “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这既是对戴胄的好评，也是对唐太宗“舍短取长”的“用人之道”的赞许。

由于唐太宗懂得人无完人的道理，故能充分发挥各人所长，出现了贞观一代“茂绩殊勋，冠冕列辟”的盛况。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各种各样的人才，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效力于唐室，这正是唐太宗“用人如器”, “舍短取长”的方针收到实效的生动体现。

知人难，难在未易尽知；用人难，难在才非所用。但将用人难与尽其才之难相比，前者还是显得难度小些。唐太宗不仅知人善任，而且能“尽其才”。 “尽其才”或者说“才斯奋”的前提是“谋斯从，言斯听”,对贤才们的优谋、嘉言能够言听计从，也就是事臣以礼之意，这对贤臣施展才能将是最大的鞭策和保证。正如魏徵所说的： “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指出了唐太宗的“谋斯从，言斯听”是促使他“才斯奋”即“尽其才”的保证。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与言听计从，这就充分调动了大臣“尽其才”的积极性。贞观能臣无不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例如，房玄龄“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力，不欲一物失所。”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止远征，唐太宗深受感动，对其儿媳合浦公主说： “此人危掇如此，尚能忧我国家。”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谦“滥荷宠荣”的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中书令后， “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直到最后“遇暴疾而薨”。

被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马周，因得重用，大显身手而“尽其才”。魏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对此，唐太宗赞扬道： “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这虽是称誉魏徵的话，扩而大之，也是对所有大臣“尽其才”的礼赞。

唐初拨乱反正的实现，是君臣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人曾以马周的发迹为例说： “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面刘隆盛的功业，缅怀过去，无限感慨地说：“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至于此。”由于贞观能臣具有与太宗一致的政治抱负，所以才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