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和赵荣已经奉迎着上皇取道回京的消息，很快哄传到了京师，人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只有景帝与众不同，觉得很烦恼。以前，每说到奉迎上皇，在表面上，他还可以装得与众人无异，如今事已成真，他可是再也勉强不来了。杨善回京复命时，人们都以为他立了奇功，定会予以上赏。但是他所得到的却微乎其微，只是从右副都御史迁为左副都御史，仍被赶回鸿胪寺，去干他的旧差事去了。这种自右而左，按例是升迁中最差的一种，人们循例递升，也尚不止于此，对待一个立了大功的人，就更非人所可知了。然而就是如此，景帝也还是尽力克制着自己才给杨善这点迁转的，若依着他的本心，真想把杨善一下子赶走。他也并不讳言行赏太薄的因由，他说，杨善并未奉命去迎上皇，他自作主张，显有违旨之处，所以只得如此。

在如何迎接上皇一事上，景帝也显然是深违众意，与诸臣的想法相去很远：诸臣都认为礼应从重，而景帝却觉得越从简越好。究应采用何种仪节，应由礼部议出。礼部尚书胡(左氵右荧)从他请求为上皇带些服食之物未能获准一事，便已得知景帝的心意，知道仪节若重必会碰壁，因此在主持部议时，便竭力主张一切从简。结果议定的仪节是：首先由礼部派员，迎候上皇于居庸关外处的龙虎台，锦衣卫备法驾在居庸关迎候，百司诸官迎于土城之外，诸将迎于教场门处。上皇由安定门入城，从东安门入宫，自东端登上北门，面南而坐，皇帝谒见后，百官再朝见。朝见过后，上皇再由此进入南城大内。这套仪节订得已很简薄，但奏上之时，景帝仍很不悦。他传出旨意，把仪节定为：以一轿二马迎上皇于居庸关，抵达安定门时再易法驾。在这以后的仪节则可依原议。诸臣对于原议已怨其太薄，经此一改，意见更大。给事中刘福集纳众意，上了一道奏章，道出了群臣之意。景帝得奏，更加不耐，便在原奏上批道：“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言详察之。”这批文几乎和“著令某某明白回奏”一样，是很严厉的责问了。为了免生枝节，礼部尚书胡(左氵右荧)只得自行承当起来，他会同礼部的几个大臣一同回奏道：“诸臣意无他，欲陛下笃亲亲耳。”他们抬出了太上皇，并又以手足之情动之。景帝和胡(左氵右荧)等针锋相对，也用太上皇来回敬了他们，他说，“昨得太上皇书，具言迎驾之礼宜从简，朕岂得违之。”诸臣明知上皇所说的，不过是于例应有的谦辞，但这又是不能说破的，只好不说什么了。然而，大臣好办，小臣却仍难通，千户龚遂荣就上书给大学士高毂，说是奉迎宜厚，并以唐肃宗奉迎唐明皇为例，说那个仪式就可供参照。高毂深知景帝的心意，不敢贸然将龚书奏上，只悄悄把它带入朝堂，暗自交给了王直、胡(左氵右荧)等人，并问他们有何意见。王、胡二人都认为径自奏上去，也并无不可。在他们互议之间，得知此事的已有多人，给事中叶盛是个胆大敢为的人，他探知之后，也不和别人商量，就以自己之所知，径自奏了上去。另一个给事中林聪，则为此劾奏了王直、胡(左氵右荧)、高毂等人，说他们身为大臣，却不能有闻必报，而竟形同细人，偶语窍议，实有违于事君之道。这样，龚遂荣上书一事竟闹到景帝那里，景帝还下诏要他们奏呈龚书。至此，王、胡、高等只好将龚书奏进，并说，“肃宗迎上皇典礼，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恭迎安定门外，分遣大臣迎龙虎台。”这样的话，景帝认为更加不宜，再次告诉他们，只需一遵前议，不必再行多谈。

从瓦剌获释归来的上皇朱祁镇回京以后，已被他的弟弟、当时的皇帝朱祁钰当成了头号的政敌，朱祁钰对朱祁镇极具戒心。这种情绪实在是积渐而来的。这也可以说是由于孙太后的步步为营，不断算计，给朱祁钰带来了这种不安的感觉。他很明白，孙太后生怕他继位为帝，所以在任命他为监国之后，紧跟着便把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就是为了表明朱祁镇纵然难以回国，将来的帝位也将是朱见深的。他之得登帝位，是群臣为了“一事权以安反侧”而拥立的。那时正处于瓦剌即将入侵、朝事极乱之际，他更处在内外夹攻之中，自始就感到很不稳定。幸而终于打退了瓦剌，他觉得自己的帝位稍形巩固，因而那时才把他的生母吴贤妃尊为皇太后，又把一直被称为郕王妃的汪氏立为皇后。他这样做虽已有了充分的实力，但仍旧感到从孙太后、钱皇后那方面传来的敌意。他很不愿把上皇奉迎回来，也是因为那又使孙太后更添上些反对自己的力量。杨善出人意料地迎回了上皇，那种举国欢腾的情况也使景帝很惊心，却也加强了他的决心，他要尽力防范，一定要和他们你死我活地斗争一番。

上皇朱祁镇归来后，景帝立即对他采取了一个把他和外面严密隔绝的办法。他把上皇和他的皇后钱氏都安置在那所被称为南内的官院里，派去了很多内监，还有很多锦衣卫军兵去保卫他们。这些被派来保卫他们的人，如果说是派来看守、监视他们的，也许倒更恰当一些。这些人最应切实做到的，便是断绝内外的交通，在里面的人，绝对不许轻易出来，在外面的人，没有什么来由，也绝不许轻易进入。这种隔绝，对于在朝的大臣们也绝不例外，譬如王直、胡(左氵右荧)等老臣，自从得知上皇已经住在南内，便想到那里去叩见上皇，但却都被阻拦住了。他们还曾请求，每逢元旦或是别的节日，应该能让群臣都有去南内叩见上皇的机会，但是多次请求却始终无人理睬。只有孙太后是个例外，她去到那里，倒没有人敢加以阻拦，因而她去看过上皇几次。她的这种举动，总给景帝带来很大的不安，猜不透她老要到那里去干些什么。他猜想着，他们一定又在那里捣鬼。这些事，他无法和外廷诸臣共同商议，倒是很多为他亲信的宦官，成了很好的帮手。这些人是掌管司礼监的太监兴安，还有主管各项职务的大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刘永诚、李永固等人。在这些人中，兴安又是最被景帝宠信的一个。说起来，兴安在正统年间也是很受皇帝宠信的一名太监，明英宗宠信他，仅次于王振。土木之变后，兴安很快又成了最受景帝宠信的人，而他之为景帝效忠，也远远超过了他以前效忠于明英宗的时候。那时景帝最关心的事情，便是如何把上皇与外间隔离开来，封锁南内的工作，他就交给了兴安，一切都由兴安来布置。关于南内，在沈德潜所著的《野获编》中，曾有所记，在那书的第二十四卷里，写到南内时说“余曾游南内，在禁城外之异隅，亦有首门、二门，以及两掖门，即景泰时锢英宗处，所称小南门者也。闻之老中官，不特室宇湫隘，侍卫寂寥，即膳羞皆从窦入，亦不时具。并纸笔不多给，虑其与外人通谋议也。钱后日以针绣出贸，或母家微有所进，以供玉食，故复辟后待钱氏甚厚，至两幸其家。”此书的作者曾身入南内，所说的很多地方自颇有据，但也有些是传闻失实之语。如说钱后日以针绣出贸便太失实，那时对于内外交通查禁最严，如何能容他们如此做呢？

景帝对上皇的防范之严，以及对待上皇左右之人的严酷，可从那时发生的赐绣袋与镀金刀一案，见其大概。原来最初派往南内去服侍上皇的，有一个老内监，御用监少监阮浪。这阮浪原本是永乐时英国公张辅所进的四个净了身的交童之一，另外的那三人便是范弘、王瑾和阮安。他们四人也正是内监中最初被培育着、读了几年书的人。范弘最初便被明成祖赐给了明仁宗，很早便掌管了司礼监。正统末，他随着明英宗出征，在土木之役中死了。王瑾是这四个人中最显赫的一个，他最初是被明成祖赐给了当时还是皇太孙的明宣宗的。他和明宣宗从开始便很投缘，成了明宣宗的得力帮手，参与过明宣宗在日的很多大事。明宣宗对他的赏赐颇丰，还赐给他多枚刻有褒美文句的银章，章文有“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等。最后还特别赐给他两名宫女，让她们来服侍他。阮安的才能表现在修建和治水这些方面，他先后修建了很多宫殿，治理过不少河流，兴建北京时，他也参与了那个工程。阮浪是四人中成就最少的一个人，入宫已有四十余年，在宫中的职位还只是个御用监的少监，连个太监的身份都还没有混上。他被派来南内，干的也是很多人都怕去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太上皇在南内见到阮浪倒是很高兴，这个老内监让他记起了不少的旧事，和阮浪谈起来，朱祁镇觉得很有味。一次，上皇朱祁镇又和阮浪谈得很高兴，便把一个金绣袋和一柄镀金刀赐给了他。阮浪是个马虎大意的人，并不以这点儿赐物为重，不久便把这两件东西随手又给了别人。得到他这两件东西的人叫王瑶，早年曾拜在阮浪的门下，如今是个皇城防卫使。王瑶和一个叫卢忠的锦衣卫指挥常有些往来，卢忠在他那里见到了那绣袋和金刀，觉得做工精致异常，极似出自大内之物，心里有些羡慕。卢忠偶然和一个在尚衣监任职的内监高平相遇，不免谈到了袋、刀之事。高平是个极工心计的人，听了以后，认为不难由此寻个升发，他教导卢忠，让他用酒把王瑶灌醉，把绣袋和刀偷到手中，然后命他伙同锦衣卫校尉李善同去告密，说是阮浪替上皇用绣袋和金刀买通了王瑶，让他借职务上的方便，为上皇的复位效力。“阴谋复辟”是景帝时刻在念的极敏感的问题，忽得此报，立即把阮浪和王瑶都逮入诏狱，让卢忠出头为证，要阮、王二人把上皇阴谋复辟的事情都招供出来。卢忠原以为，阮、王二人即使一无所知，但为了救活他们自己，多少也会供出一点什么，可以由他报功。但是，实际上阮、王二人并不像是他想的那样。他们都不肯无中生有，随便乱说。直到判了斩刑，押赴市曹，他们也没说出什么会干连上皇的事。因为这样，所以到英宗复辟以后，阮浪被追赠为太监，取得了他生前没能达到的品秩。高平和卢忠从这件事情上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后来追查，却都被问成死罪，终于也被押上法场，身首异处了。

阮、王一案震惊了景帝，他一向便疑惧着暗中会有些这样的事，如今可真正证实了。他觉得只完结这一案还不够，他还要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他想用来打击孙太后和那些反对他的人的手段，是把孙太后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废去，改立他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件事，景帝在暗中和他所信任的内监兴安等人已经商量过多次了，兴安等人认为，如今孙太后已经没什么可怕，只要把外廷稳住了，孙太后孤掌难鸣，就搞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最可怕的是内外廷联合上了，此呼彼应地来闹事，那就不好办了。景帝既决定以废立皇太子来打击孙太后，便又和兴安、王诚、舒良等人商议，如何来稳住外廷。兴安等人认为，在外廷诸臣中，阁臣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有“封驳权”，所以关系匪浅。但这些内监们又认为，人总是可以用钱买动的，阁臣也不例外，先额外赐点儿钱给他们，也不用多，只要他们知道这是额外的恩赐就行了。如果他们收了钱，往后的话就好说了。那时的阁臣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镃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了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可算是千古奇谈，兴安等人的招数之欠高明，也于此可见。

买通了阁臣，兴安等内监便开始向外大肆活动，先说明皇太子之立并不合宜，应予废去的道理。他们活动了很久，但废立的事还是迟迟没能提到日程上来。废立所以从缓，主要的原因一共有二：一是皇太子朱见深年龄还幼，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废立借口的失德；二是由于汪皇后出头反对，景帝怕她会和孙太后合成一伙，所以且停下来看看。这事直到景泰三年（1452）四月，才忽然又有了转机。原来那时有个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左王右厷），为了私怨行凶杀人，把他自己的弟弟——思明知府的全家人都杀了。杀了朝廷命官，并且还杀了其一家，这罪过实在不小，认真说来，黄（左王右厷）非抵罪不可。为了求得朝廷恕罪，黄（左王右厷）派了他的下属千户袁波赶在思明人报案之前，让他向景帝上书，殷切恳请速易春宫，以慰民望。春宫即是皇太子的代称，黄（左王右厷）这个机真投上了。那时景帝正苦于没有个重提废立的机会，黄（左王右厷）此举可谓天从人愿。景帝不觉赞不绝口地连称黄（左王右厷）是个大大的忠臣。后来思明府把凶杀案报来，不但已属无用，而且黄（左王右厷）还更加官晋禄，已经升为都督了。

景帝为了事在必成，把黄（左王右厷）的疏文交给了兴安，让他拿出去交付廷议。这种事应由礼部先议，再由礼部召集诸臣共议。集议很久，却无人敢说什么，只有都给事中李侃、林聪，还有御史朱英几人，都认为事不宜行，吏部尚书王直同意李侃等人的说法，认为事很难办。这时，交办此事的太监兴安开始向众官厉声发言，他说这事的来势已不可挡，众官有不同意的，可以不必署名；不想立异的，全把名署上就行了。他这么一办，不但诸臣都纷纷署了名，就是曾认为不可的李侃、林聪、朱英等人，也都署了名。诸臣还说：“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左王右厷）奏是。”景帝据奏，立即欣然批道：“可，礼部具议，择日以闻。”当日又重新任命了东宫的一应官属。

另立皇太子的事，办了足足一个月才全部办完，那时已是景泰三年（1452）五月了。这事，首先要把原来的皇太子朱见深的太子名号废去，改封为沂王，另以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接着又将原曾反对过另立太子的汪氏的皇后称号废去，改立皇太子朱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与此同时，还把太上皇朱祁镇的几个儿子也都封了王：朱见清封为荣王，朱见淳封为许王。把这两人都封了王，意思是对太上皇和孙太后稍予以抚慰。废了皇后汪氏，一则是因为她曾伙同孙太后等反对另立太子，二则是做给孙太后看看，想要伙同着她的人，所得到的是什么下场。孙太后人很聪明，看到这个来势，什么都没有说。景帝的这一仗，真可说是大获全胜，一下子办了许多大事，宫廷内外，谁也没有半点异议。可惜他的这个胜利为时太暂，到景泰四年十一月，一共才只有一年半的样子，皇太子朱见济却难承禄位，忽然一病不治，呜呼哀哉了。他这一死尚不打紧，可惜的是景帝并没有另外的儿子继承皇太子的名位，储君无人，是件大事，这又给景帝招来了不少的麻烦。

皇太子朱见济去世，给景帝招来最大的麻烦是，竟然有很多人还想着已废去的皇太子朱见深，一力想让他复位。景帝认为，这自然出诸孙太后的影响，而朱祁镇父子之尚暗在人心，也是其原因之一。这些都使景帝深为不快，他决意要倍加小心，把它顶住。但是，初时这些议论只是有些人在暗中谈说，还没有正式提出，直到朱见济去世已逾半年，御史钟同才在他的一道疏文里正式说到此事。

钟同是在他于景泰五年（1454）五月间所上的疏文里提到此事的，他说，“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这些话很使景帝不快，尤其是“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二语更使他冒火，仿佛他儿子的死是由于命小福薄，承受不起这皇太子之任，才折寿死了的。他原想把疏文留中，但因钟同所说的事情很多，所以还是把它交付廷议了。他想，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也未可知。但是事实却不然，钟同的这些话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后郎中章纶又上了一疏。在章纶的疏中，比钟同的疏文，触忌之处更多。他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在说了这些之后，章纶又引用了景帝在奉迎上皇回宫的诏书中所用的“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这两句话，希望景帝能切实履行。他要求，每逢朔望或节日，景帝要亲率群臣去朝见上皇，以展反于之情。疏中还说到汪后，认为应予复位，“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章纶的这些话比钟同说得更全面、更大胆，要求也更高、更多。景帝为了要杀住此风，决意把钟同和章纶都予以严惩。那时天色已晚，宫门已闭，按说应该等到次日再办了，但景帝竟是片刻难忍，特令人从门缝中传出谕旨，把章、钟二人都逮入了诏狱。

章纶和钟同在诏狱中受了很多的酷刑，被拷问他们说这些话是受了何人的主使，以及他们和南内有些什么往来，何以与那里有了勾结。章、钟二人被折磨得几濒于死，但也没有说出些什么，而在外间却因此激起了一股请求复储的风潮，有很多人反而继章、钟而起，一力要求把储位还给沂王。这一股狂潮，被人称为“复储之议”。为了竭力阻住这股风，景帝开始以廷杖来予以打击。凡有说到复储的，不拘何人，一律予杖。不但当时说到的人要打，就是以前说过这些话的人，被想起来了，也要予以补打。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在景泰五年时曾有过复储之请，当时因有别事岔了过去，没有挨打。景泰六年，廖庄的母亲去世，他入京请求给以勘合。廖庄从东角门入宫朝见，景帝一见到他，便想起了这个打漏了的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把他廷杖八十，然后把他谪为定羌驿的驿丞。补打廖庄，更引起了内侍们所兴起的拿祸首之议。那些被景帝宠任的内监们认为，这股复储之风全由钟同和章纶二人兴起，打了别人，不打他们，似也太不公平。这时的景帝已被复储之论激怒得近于疯狂，听到了内侍们的这种议论，不加思索，立即封了两根巨杖交付狱中，命他们即用此杖来打钟、章二人。结果，钟同受不起那样的大杖，竟自死于杖下；章纶虽然没被杖毙，但仍被关在狱中，直到英宗复辟以后，才被从狱中释出，并被擢任为礼部右侍郎。

景泰间，凡曾论及复储一事者，几乎无人未被论罪，但还是有人被漏掉了，像礼部郎中孟（左王右?），便是漏网者之一。还有个尚未入仕的进士杨集，他曾上书给于谦，说：“奸人黄（左王右厷）献议易储，不过为逃死计耳，公等遽速成之。公国家柱石，独不思所以善后乎？今钟同等又下狱矣，脱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议何！”于谦把此书拿给才入阁不久的文渊阁大学士王文看。王文笑道：“书生不知忌讳，要为有胆，当进一官处之。”于是杨集被任为安州的知州。杨集这个人，可以说是议及复储，不但没有惹祸，反而唯一得了点儿好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