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任能的帝王，唐太宗算是突出的了。从《全唐文》来看，太宗所下的求贤举人诏，就有五次之多，此外还有附带提及的，可见他渴爱贤才之深。甚至对历史上的贤臣因慕其盛名，犹想见其人。他曾说： “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颍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欺叹。”至于当代贤才，慕名想见其人更是不在话下。对此，魏徵曾赞许道： “责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贞观中晚期，太宗求贤热忱虽不如前，但也未尝懈怠。贞观十三年，他对侍臣说： “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求贤急切的心情仍然隐约可见。

唐太宗求贤举能，是为了任贤，所谓“任官唯贤才”。 “贤才”是指才德兼备的人，也就是魏徵所说的： “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太宗坚持这条标准，若才行不至，绝不滥用。

有一次，他令诸州举人，诸州上举十一人，太宗欣喜异常，引入内殿，和颜悦色地询以政道，但举子皆“莫能对扬?相顾结舌”。唐太宗以为他们初入宫阙，未睹皇家盛大气象，心怀惊惧，有碍辞令畅达。于是，下令移至尚书省内，改为笔试，但这些举子“构思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太宗不禁大失所望，将所举之士“宜并放还，各从本色”;对失职的举主“以举非其人，罪论仍加一等”。从中可见，加重惩处办事马虎的官员，反映了太宗对职官的严格要求；放还举子、维持原来的身份与职任，反映了他坚持选人的严格标准；亲自主持口试与笔试，说明他重视举子的真才实学。唐太宗虽然重才，但也重德，他强调选才不能缺德。

如贞观十一年，他下诏求贤说： “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悼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这里的“廉洁正直” “孝悌悼笃”“节义昭显” “学堪师范”等都是坚持封建政治标准的提法。

贞观一代，唐太宗始终遵循才德兼备的标准去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不管是至亲、勋旧，还是疏远、昔仇，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予以任用。他重用魏徵、马周，就是着眼于才德兼备这一标准的。对于至亲、勋旧，若是才德兼备的，自然亦予以重任，贞观七年，唐太宗册封国舅长孙无忌为司空，有人散布“私亲之消”,唐太宗声称： “朕若以无忌后兄之爱，当多遗帝王与群臣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反之，如果“才行不至”,疏、仇自然不会任用，即使亲如贵戚，亦不虚授。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朕于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征之史实，基本相符。

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计功行赏，叔父李神通被排除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杜之下，为此表示“不服”,就以宗亲之贵与太原首义之勋同房玄龄争功。唐太宗公正无偏，历数其叔“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征，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胆)。”既无将才，又无功于国，焉能挟亲邀求官赏，驳得李神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乖乖位列房、杜之下，仅授闲职而已。不久，虽无宗亲之贵但才德兼备的房、杜，则被擢为宰相。

才德兼备，是指才与德的统一并兼而有之，唐太宗任贤就是坚持这一高标准的。在他看来，有德乏才或有才缺德均不为美，都不会予以重用。如杨恭仁在隋已有清廉政声，入唐更是谨慎有加，谦恭下士，可谓誉称德义；但其人才学不显，武德初一度以资历遥授宰相，贞观初贬为外官，唐太宗盖以其无有相才故也，因此终其任内不见超擢。

另外，对于“才优行薄”者，即使亲如故旧，亦不轻易予以重任。许敬宗终贞观一代未至高位重用就是一个显例。有学者指出： “许高阳(即许敬宗)武德之际，已为文皇入馆之宾，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泊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之文学宏奥，周、泊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祖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这个史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唐太宗任贤是全面坚持才德兼备的标准。

为了贯彻“才行俱兼”的任贤标准，唐太宗制定了“考课之法”。考课的依据有“四善”, “二十七最”。“四善”指“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指二十七个机构官员办事称职的准则，如“选司之最”是指“钧衡人物，擢尽才良”等。据官善与官最，唐太宗把官员考第分为九等，凡属“四善” “一最”者为上上，以下依次递降，其“居官谄诈，贪浊有状”者为下下。这些考核措施虽然不可能全面贯彻，但是却能反映出唐太宗坚持“才行俱兼”的任贤信念。

唐太宗坚持用人的才德兼备的标准，目的是为了任贤致治。他即位不久，经过著名的“理政得失”的辩论，确立了大治天下的建国方略，紧接着就把求贤致治提到议事日程，认为“致安之本，唯在提人”。

贞观元年，他对杜正伦说： “朕今令举行能之人，非朕独私于行能者，以其能益于百姓也。” “益于百姓”,不免溢美，益于治道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把“治乱”与“得人”相联系，就是把任贤作为致治的手段，致治作为任贤的目的。

贞观十一年，他在颁发的求贤诏中指出： “嗣守鸿基，实资多士。”不久，又颁诏云： “博访邱园，搜持英俊，弼成主道，臻于大化焉。”把求贤为了致治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贞观十三年，他再次指出： “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贞观晚年，他总结了大治天下收到成效的三条经验，其中第二条就是“进善人，共成政道。”为了教诫太子李治能吸取这个任贤致治的成功经验，他在《金镜》一文中作了总结： “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对此，他还以隋代名相高频的进退为例说： “高频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把宰相的作用夸大到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高度，显然堕入了唯心史观，但从中也可窥见他十分强调与重视贤臣执政。

因此，他对于那些献身于“贞观之治”的贤才们，或仇或疏，或恩或亲，均视同一体，予以使用，以求贤致治。有学者对此感触至深，曾作了高度的评价： “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泊，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所谓“终平泰阶，谅由斯道”,是指最终打下太平之基，实现“贞观之治”的，是由于他不拘一格、不私于党的任贤致治的用人政策所致。有的学者还有类似的史评，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 “得人者昌，唐之昌也，不亦宜乎!”并以太宗任用魏徵为例说：“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都指出唐之昌盛与人才之得是密切相关的， “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求贤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