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是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贞观二年六月，生于丽正殿。五年，封晋王；七年，遥授并州都督。

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李泰、李治作为长孙皇后亲生的嫡子，都有资格继立储君。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他比李治年长九岁，手下有一批党羽，尤为有利的是获得太宗的“宠异”。李承乾被废后，他装出一副殷勤侍奉太宗的媚态，又以肉麻的言辞博取太宗的好感，显然是施展了不正派的手段，于是“帝阴许立泰”,消息泄露，宰相“岑文本，刘泊请遂立泰为太子”。李治虽然不利条件居多，却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得到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 “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

唐太宗素来重人事、轻迷信，这时却迷惑于谶语之类的巫术，殊不可解。可能是李治朝修《实录》《国史》的史官，为了制造李治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石文”图谶，而是长孙无忌的“固欲立晋王”的坚决态度。

李泰、李治既然都是无忌的外甥，为什么无忌如此薄此厚彼呢?这与他想搞外戚专权有关。须知，贞观晚年，他的权势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他为了巩固既得的权益，当然喜欢扶植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储君，以便将来操纵政权。为此，他极力美化李治，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

而李泰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于贞观十一年置馆收士，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加之太宗暗示立嫡，态度不够谦恭，途遇三品以上公卿以其不下马行礼，怀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他既不把三品人员放在眼里，也不争取舅父的外援，说明大臣不支持他，无忌控制不了他。李泰如果嗣位，必会重用党人，不会重用无忌。无忌不愿失势，就非扶立李治不可。

再者，这场争立太子的斗争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李泰班底以功臣子弟为主，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论地域既有关陇集团的贵戚与士族地主的子弟，也有关东庶族地主出身的勋官子弟，如支持李泰立嫡的岑文本是南方士族地主，崔仁师是山东士族地主，只有刘泊是山东庶族地主，因此很难用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阶层来概括。而且岑文本、刘泊只是揣测太宗立泰的旨意才提名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李泰集团进行“窥伺”太子的活动；只有功臣子弟才是直接参与者。

在唐太宗看来，这些人都是纨绔子弟，他曾对房玄龄发泄不满说：“功臣子弟多无才行，籍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李泰如上台，必然会重用自己的亲信。不大可能会重用刘泊与岑文本，因为刘、岑与上述功臣子弟关系不深。可以想见，这些“德义不修，奢纵是好”的功臣子弟哪会代表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的利益?尽管如此，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还是有矛盾的，因为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职位较低，要想自己掌权，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故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

唐太宗面临两子争立，按感情来说，他一贯倾向李泰；从理智来说，他不能不择取李治。因为他于前一年已经认识到“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的道理，从而确立了嗣君需慎择“良佐”的条件。所谓“良佐”,从政治含义来看，主要是指保证“贞观之治”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问题。

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属“良佐”之列；李治有长孙无忌辅弼，而长孙无忌是“贞观之治”政策的积极赞助者与推行者。有长孙无忌这样的元老重臣支持，这是李治拥有“良佐”的可靠保证。况且无忌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其中有褚遂良、李劫等，这对拥立李治也是有利条件，故云李治背后支持的是关陇贵族集团也不尽然。众所周知，褚遂良是江南士族地主，李劫是山东庶族地主。从成分来看，李治的“良佐”并非全是关陇集团；若从他们尔后执行的政策来看，更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保守派。

唐太宗在议立太子过程中再次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而这并不是马上就能自拔的。他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曾故意放出风声试探大臣的反映，叙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怀”的亲密之情，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 “臣惟有一子，百年后，当杀之，传国晋王。”此言一出，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 “陛下失言。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授国晋王乎?”驳倒这一虚伪许愿是不难的，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的袒护，褚遂良干脆提出含有隐忧的看法： “陛下昔以承乾为嗣，复宠爱泰，嫡庶不明，纷纷至今。若为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这无异警告唐太宗，他百年之后，会有一场亲子之间的流血斗争，还可能波及两派大臣的火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故褚遂良先有“惟愿审思，无令错误也”的警告。他当时操纵朝廷动议大权，相当于以往的魏徵，发言能举足轻重，促使唐太宗不得不慎重考虑。唐太宗权衡利弊，强行压抑自己的矛盾心理， “涕泗交下曰： ‘我不能。”

不久，唐太宗御两仪殿朝见群臣，等百官尽退，独留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劫议立太子。情绪异常激动，顾谓三人曰： “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谬。三子者，承乾谋反、泰、治争立；一弟者元昌赐死，为此感到痛心。”说着，他“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急忙趋前扶住，夺刀递给李治。这一行动再次显示了长孙无忌坚持立李治的态度。

唐太宗不得不第一次喊出： “我欲立晋王”的呼声，长孙无忌马上抓住此话，宣告： “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唐太宗还在犹豫，推说： “未知物论何如?”长孙无忌以“召问百僚，必无异辞”打消他的犹豫，又以“臣负陛下万死”,发誓以死辅佐李治，才使唐太宗“建立遂定”。

懦弱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并非出于太宗的一厢情愿，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 “汝舅许汝，宜拜谢。”李治为人仁弱，唐太宗早已窥破。对其没有类己的英武果断作风，很不满意。尽管已经立了李治，思想上仍有反复，曾一度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太宗第三子，年龄稍大于李泰。贞观十年徙封吴王。唐太宗看中李恪，主要原因是李恪“有文武才”,当然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被败亡吓住了，只得屈从。

在李治立嫡前后，长孙无忌为什么有回天之力，能改变太宗的立嫡意向呢?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一向颇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君臣一体、共理天下的思想约束了他的独断独行。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后期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元老重臣手里。魏徵死后，政治动议权转到褚遂良手里；政治决策权转到长孙无忌手里。

为什么会发生权力的转移呢?这是由废立太子的党争引起的。唐太宗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刺激，十分注意防范大臣，特别是功臣的朋党之争。房玄龄因子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太宗猜忌。据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 “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 “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惰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 “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国家之庆也。"宇文化及是隋相宇文述之子，籍父资荫选为右屯卫将军。唐太宗以此为鉴，无异影射自己录房玄龄在秦府之功，使他位居宰相，又擢其子房遗爱于驸马都尉，却不思图报，反树党人与朝廷作对，有何不同。他针对房玄龄说的： “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就是对房遗爱参与李泰党羽活动表示了深刻的不满，间接地也是对房玄龄发泄了他的猜嫌之情。其实，唐太宗问的是创业君主后裔何以多乱的问题，玄龄对以后的君主不肖，当然是切题的。

以前唐太宗也是这样看的，如贞观十一年，他对房玄龄说： “古来帝王，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可见，房玄龄的对答不过重述了六年前唐太宗的原话而已，然而，经过承乾、李泰党争之变后，太宗却改变了看法，把责任归咎于臣下。其原因是有不少功臣子弟参与太子废立的党争活动，由子弟涉及功臣，房玄龄难免身处嫌疑之地，唐太宗当然就不像往日那样信用不贰。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或插手承乾与李泰的党争，又兼国戚的特殊身份，这两个优越的条件正是唐太宗特别信任他的根源。

由于唐太宗的倾心信任，长孙无忌已大权在握，当太宗询问他立李治、百官会有什么反映时?长孙无忌竟敢打保票。后来当太宗临终之际，顾留李治说： “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他深知李治庸懦，非有“良佐”重臣，不足以成大事；而无忌、遂良正是群之“良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这是最终促使唐太宗立李治为嗣的根源。

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治立为皇太子后，太宗选用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 “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如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劫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大亮为右卫率，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勖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为太子宾客。针对李治仁弱缺点，命刘泊、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在太子辅臣中有三人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长孙无忌以太子师位居三师之首，是辅臣里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二是李劫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有学者认为此职“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史传表明李劫没有积极参与拥立李治为储君的活动，太宗为什么特加垂青呢?因为李治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督，李劫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以下属故旧关系，期望李劫尽心辅弼，曾说： “我儿新登储位，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三是褚遂良以谏议大夫兼太子宾客。有史学家注云：太子宾客，正三品。古无此官，唐始置，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次年，又擢升为“以宰相兼宾客。”可见，李劫的“同三品”与褚遂良的“太子宾客”都是职衔宰相，因人而设以示特殊恩宠的举措，说明唐太宗此时早已虑及自己死后辅佐李治的人选了。

除了精选师傅、盛选重臣辅弼太子外，唐太宗还从以下两方面采取了改进教育的措施。

第一，他亲自随时教李治。如“尝令太子居寝之侧”,以便朝夕相见，频加教导。同时，他改变了教育的方法。过去经师充任太子侍讲，多从抽象的经义出发，讲的仅是经书内容，方法是照本宣科。唐太宗改变这种教条教法，采取经义结合民间利病之事进行君教育，是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生动教学法。如当李治端起饭碗时，对他指点“稼穑艰难”的道理，接着进而告诉他为了“常有此饭”,必须“不守其时”,从平凡的家常饭中引申出重农政策。见李治乘马，问他如何才能常有马骑?李治说自己不知时，他开导“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唐太宗比喻劳动人民的主人**的奔马，反映了他奴役人民的意识，当然不对，不过，主张君少用民力来看，也透露了他存百姓必存自身的剥削有节的君道观。见李治乘船的，又借喻了舟与水、君与民相依相存的道理。唐太宗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锁事，寓以深刻的为君治国哲理，教育方法生动活泼，易于收效。

第二，唐太宗还通过书面方式总结自己的统治经验，进行教育。贞观二十二年，他亲撰《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篇目来看，是想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帝范后序》中说：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

唐太宗以抓帝王之纲的成功经验，谆谆善诱李治，要他知行合一、善始慎终。为此，他又在《帝范序》中告诫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战虞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并郑重地指出： “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唐太宗在这份留给李治的政治遗言中，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自己并非“尽善尽美”的全人，而是一个功大于过，益多于损的君主，告诫李治勿以他的“深过”而法之。教育李治学他的长处。不失有识之见。

总之，唐太宗之所以精心培养太子，目的是为保证“贞观之治”政策的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寻找自己的接班人，都会考虑已行的政策的继承性问题，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贞观二十三年，他病情恶化、处于弥留之际时，特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劫三人面托后事，对他们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情辅佐，永保宗社。“永保社稷”,就要善于守成，延续太宗行之有效的政策。前一年，他在《帝范》里对李治也提出守成的要求： “汝无我之功勋，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

唐太宗对嗣君与辅臣的期望很深，嗣君虽然并不理想，然而辅臣却十分称职。高宗即位初，实际执政的长孙无忌顺应民心，并贯彻太宗的“辽东和行事并停”的遗召；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诸土木之功”。继续推行了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继承“贞观之治”创造了有利有条件。永徽初，股肱大臣的政见一致，是形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继续贯彻，促使经济进一步的繁荣；以诗赋取士的推行；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唐律疏议》的颁发，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叛乱，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故封建史家称之为“永徽之治”,或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睿宗景云年间，一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 “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麻，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厚，裨贩费蚩。”永徽之治正是“贞观之治”的继续与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高宗“良佐”保持贞观政策稳定性的结果。以此，司马光予以赞扬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矣!其实，司马光此言失据，综观全局，唐太宗偏爱居多，只是发现李泰形为不端又遭重臣反对，才忍痛割爱。当他发现李治的仁弱时，又想另立所爱。如此动摇，正说明他溺于“私爱”。不过，最后还是确立以“良佐”匡辅李治，这才不失“远谋”。

总之，太宗晚年在长孙无忌的力争之下，终于确定李治为嗣。高宗虽然懦弱，毕竟不是奏二世、隋炀帝之流的亡国之君，基本上是个守成嗣君，否则不会出现“永徽之治”。

在他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期间，承太宗之勋业，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终于实现了太宗生前严于防范的二世而灭与期望守而勿失的夙愿，从这个大局看来，高宗在历史上应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