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敌，朱、毛忘记了前不久的内部争论，很快确定了一个由朱、毛各带一支部队、兵分二路的扰敌计划。

在蛟洋会议中，有人提议陈毅和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已经不是前委书记的声称不愿意去上海住像班房一样的亭子间。于是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不去上海，陈毅又请仍回前委工作。说身体不好，同时说你们七大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于是会议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会后，陈毅即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离开红四军到厦门，经福建省委安排由香港去了上海。

红四军一下走了两位核心人物，尤其是走了，问题就出来了。

7月29日，前委机关在新泉得到红四军前方部队于25日写来的报告，说敌“李文彬两团到汀并有两团续到的消息”。于是，前委于当天带领大队从新泉开到闽西根据地之中心区古田，并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付当前敌情的办法。

走了、陈毅，这次会议就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了。会前前委并未准备方案和中心意见，会上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各纵队领导都为本纵队说话，为调人调枪问题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结果讨论终日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德一人又调和不过来。故此，有人讥讽说前委会成了“纵队联席会”。

这时有人提出：敌军三路进攻，兵力众多，红军兵力弱小，固守闽西无法打破敌人“会剿”，干脆，咱们打出闽西去。大家没有细想，都附和着通过了。就这样，“前委会议变更行动计划”，即放弃了7月初前委会议制定的“坚守闽西”的正确策略，而仓促决定第四纵队留守闽西，第一、第二、第三纵队远离闽西根据地向闽中出击。

红四军此前从未到闽中活动过，对于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很陌生。而闽中实际上还没有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红军来了，家家关门闭户，完全不能策应红四军的进兵。且闽中地势险恶，山高水深，行军消耗太大，病员剧增，逃亡亦起，众多反动帮会和土匪也依托坚固高大的炮楼常找麻烦。红四军溽暑远征，兵力疲惫，孤军深入此无地利人和之区，实为兵家所忌。

8月18日，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了这一计划。闽西特委见此报告后，根据病中的的意见，致信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又无群众帮做侦探之困难。……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提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

此时红四军在闽中已经遇到很大困难。见此信后，决定返回闽西。8月底，前委率二、三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闽中出击”失利。此次去闽中，“损失三百多人、一百多枪”，外加“一门炮”。

但一回闽西就不同了。8月29日，一战漳平，击溃张贞部的张汝匡旅；二战永福，再歼其一营，占了永福，还吓退了进占龙岩的杨逢年。在此期间，第一、第四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病中遥制），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回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湖雷。9月21日，红军第二、第三纵队与第一纵队会合，在上杭群众配合下，一举攻下上杭城，取得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胜利”。打开上杭，除掉了闽西苏区西部的大白点，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红四军由此扩大到7000多人，每个纵队都由两个支队扩编成三个支队。三省敌军久攻闽西不克，又见红四军大队重返龙岩、上杭，谁也不愿率先进攻红军致损实力，乃纷纷引兵退却，各自缩回原防地。所谓“三省会剿”，随之宣告瓦解。

七、朱德请回来，说必须打倒“陈毅主义”

“闽中出击”失利之后，红四军内议论又起，思想也很混乱，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前委代书记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是召开前委会议，定在9月下旬在上杭的太忠庙召开红四军八大，一是希望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二是借此让“光彩”地回到红四军来。

八大给发了通知，托病没有来参加。

八大可以说是“民主”到了家。由于前委机关不健全，会前基本上没有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没有什么具体成熟的意见和方案，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在会上放手让群众自由讨论，就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例如，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到底应作何规定，会议讨论了两天仍旧没办法决定，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事先也未作酝酿，而是到会上来临时推选，结果形成平均主义，各纵队都要有人参加前委，结果前委成员增加到17人。一纵队推举的一个委员，这个委员根本未与大会代表见面，只是因为提议他的人两次提议说他好，此人不但被选为前委委员，还被推为前委常委。

这个时候，朱德和诸多同志一样，从实践中认识到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确立政治领导的中心也离不开。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起草了一封请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的信。

然而却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朱德看了生气地说：“我给他写信，这说明过去的事我都收回。我们请他回来，而他却转移目标，攻击陈毅……”前委立马给了一个“党内警告”，命令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大家也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认为是摆架子。大家一吵，朱德却冷静下来。转移矛盾，实际上也是避免同自己的进一步冲突。都想坚持主张，而不伤对方，这说明大家还珍惜这份感情。

两天后，坐着担架来了。他的的确确是病得不轻，恶性疟疾发作起来很厉害。但心中有气也是一个因素。

朱德等看到病成这个样子，再想着他离开前的委屈和往日里的亲密合作的种种好处，心里都很难受。虽然这时八大已经结束，但朱德等仍然把他留在上杭，找到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朱德说道：“润之，看来你身体确实需要休息。不过身体一好，你就要马上回来，我们来接你！”毛疲惫地说：“不用接了，大家都忙，我什么都帮不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的病情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还不能下床的又坐担架随闽西特委转到苏家坡继续休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敌人知道了病重的消息，传来传去，竟然传成了“死于肺结核”。1930年年初，传到共产国际那里，共产国际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千字讣告。声称：“据中国消息：中国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的坚强战士，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八、有“朱”无“毛”，再现窘境

1929年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接到福建省委于10月6日转发来的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福建省委亦表示“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红四军前委“坚决的执行”中央指示。

中央这个指示是正确的。当时粤敌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正借“两广事变”之机而忙于争地盘打内战，东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而闽西却因敌刘和鼎部进占龙岩、金汉鼎部南压以及周志群部入武平而局势日趋紧张。红四军倘借此机会东进东江，收获定会不菲。

但因为中央从上海发信，辗转来到闽西朱德手中，时机已经过去。随后，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进行自由讨论，因多数人对“闽中出击”受挫心有余悸，不赞成立即出击而要求“缓进”，前委又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以至于到了10月19日，才决定率三个纵队南下。

10月20日，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史称“冒进东江”。

此时，两广事变已经接近尾声，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头两仗很顺，但牺牲了冒进的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10月25日，两广事变结束，粤敌开始集中兵力对付红四军。26日，蒋光鼐的3个团突袭，红四军仓促退出梅县，避入丰顺以北山区。如果就此退回根据地闽西，损失还不算大。但在随后民主讨论中央的红四军“避免深入东江”的指示中，在不清楚梅县敌人实力的情况下，大家都嚷嚷着再打梅县，出一口恶气。

于是，31日拂晓，乘敌不备，包围梅县。一打起来，红军才知道梅县之敌是两个团而不是一个团，蒋光鼐本人就在城中，粤军又有一大堆机关枪，火力强大。结果，红四军打了“七次冲锋”，仍然没打下来。这时，敌人的增援又来了，局势更加不利。红四军被迫又一次仓促撤出，退向赣南，经平远到了寻邬大田乡，住下来一查，梅县作战伤亡200多人，不算太多，可上杭战斗补充的俘虏兵却逃亡殆尽。一结算，各纵队减员达四分之一，“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为四军郴州失败(指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后之第一次大损失”。

而此时领导的闽西区，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自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闽西根据地尽管遭到敌人不断进攻，而且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冒进东江”，但由于和闽西特委领导得当，留在闽西的第四纵队和当地赤卫队战斗不懈，根据地由3个县扩大到6个县，共成立县苏维埃205个，区苏维埃2050余个，乡苏维埃20400余个。在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党和各种组织也不断发展，已有工会会员近1万人，农会会员约70万人，党员7800余人。与此同时，闽西工农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3月间的800多支枪发展到5000多支枪，赤卫队员6000余人。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得知红四军主力进军东江失利，赶紧以闽西特委的名义致信朱德：外线作战不宜远离根据地，仍应坚持在闽西、湘南发展，部队重返闽西为好！

陈毅后来感慨地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萧克后来也回忆：“冒进东江”失败后，“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的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九、周恩来、李立三高屋建瓴，惊醒陈毅梦中人

赴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的陈毅，在赴中央前后的几天里，基本态度还是“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但他个人主张“毛走朱不走”。在1929年8月26日他与中央接上头后，在向的学友李立三（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汇报中，仍然是“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替代。

当时，党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是向忠发，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是周恩来，时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同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具体负责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

陈毅首先向李立三汇报了情况。在1929年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听了李立三的报告后，决定再召集一次政治局临时会议，由陈毅出席作详细报告。

8月29日，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有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等。会上，陈毅就第一次与李立三见面要求他写的《关于朱德、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会议作出口头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陈毅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问题，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等，都作了相当准确的叙述。

在汇报中，以及三天后的9月1日在上交政治局的《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对朱、毛去留问题，陈毅仍然提出：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人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据陈毅后来回忆，这个讨论会是“两个月的训练班”。

在“三人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时，周恩来开头的一番话，让陈毅如醍醐灌顶。周恩来说：你写的《关于朱德、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我看了，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的，的确别开生面。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这篇材料，将在《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看来，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而且对全中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李立三在与陈毅的讨论中也称：对比着看，城市工作举步艰难；而凡是有红军有根据地的地方，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地方，斗争都在继续，在发展。而红四军的经验尤为成熟。

陈毅当时就为之一震。这个评价，他们自己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或是不敢设想的。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陈毅在红四军时也爱红四军，但总觉得毛病不少，纠纷很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就是前委中主张“朱毛皆离去”的那一些同志，未尝不是出自对红四军部队的一种挚爱之情─你们不是要吵么？吵得上下不安宁，干脆，你们上别处吵去，别为这个废了咱的家当。

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为什么周恩来会那样了解和重视红四军的情况？“这还要感谢润之兄的那封信。”周恩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