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0日，陈独秀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3月21日，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注释1】

4月19日，陈独秀抱病写了《再论世界大势》。5月13日，又写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两篇都没有发表。

陈独秀有些保持了多年友谊的至交好友，都不赞同他的观点。语罕和欧阳竞无在聊天中也对他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

3月29日，江津县长罗宗文举行各界代表集会，邀请陈独秀出席。陈独秀嫌路途太远加上身体不好未去。就在这次集会上，辛亥老人林铁庵登台发表演说，声色俱厉地痛骂陈独秀是“大汉奸”、“民族败类”。

陈独秀听说后，气得差点吐血，病情加剧。他听学生何资深说，是语罕和欧阳竞无在背后鼓动的。陈独秀遂托人带信进城，宣布与他们割袍断交。

5月23日，语罕去鹤坪山陈独秀家探病，陈独秀不理睬他。

5月27日，陈独秀病逝。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默，仅《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简单报道他的死讯。语罕闻讯赶去参加陈独秀葬仪。丧事完毕之后，语罕责问陈独秀夫人潘兰珍：“我和仲甫三十多年患难之交，敢说，此地（江津）居留的一切熟人当中，没有第二个。但为什么他病既不通知我？死又不通知我？”

潘兰珍道：“这不怪我！这是某某、某某两人捣的鬼！”

“捣什么鬼呢？”

“说三月二十九日江津县党部召开的大会，有安徽党人某某在演说台上，借着仲甫在《大公报》只发了一半的那篇文章，大骂仲甫是反革命。他们说：这种辱骂的幕后策划是你，所以‘矮子’（语罕注：我们平常统称仲甫为‘矮子’）恨你恨得要死！连我，他都不要理你们！”

“那么，为什么不把我找了去，当面对质呢？为什么不给我一个自白的机会呢？仲甫幸而还是和我一样地倒霉，若果他掌握着政权，这样岂不是把我的脑袋送掉了吗？我倒无所谓，人已死了，尚有何说！唯是三十多年的老友，临死的时候，还让他怀着不快的心情，即竟然有个三十多年患难之交的老友，当他临命之前，出卖了他，怏怏入地，这是我万分抱憾的。”【注释2】

陈独秀去世了，他的许多朋友、亲戚、学生等，此时在重庆的不乏高官，然而于独秀之死，置若罔闻者十有八九，不能不令语罕兴末世之感。

但也有少数人在抱着真是真非的见解，怀着纯洁无疵的同情，怀念着陈独秀。与陈独秀未曾有一面之缘的董时进，托《新民报》主编张慧剑汇稿费500元给语罕，托他转交陈独秀夫人。

欧阳竞无听说陈独秀去世，马上送了50元赈金，附在致语罕的信上转交：

“语罕先生：人生如朝露，有何悲痛？送上赈金五十元，烦公带至鹤山坪去；更恳为我查检仲甫所借之字学书数种及武荣碑，揭与渐，不胜铭感！此请道安！欧阳渐呈”【注释3】。

原来，头年冬天，陈独秀曾以诗代笺借阅欧阳竞吾藏的“武荣碑”字帖：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同时，陈铭枢也有信致语罕：

语罕先生道鉴：独秀先生逝世消息，昨始见诸报章。巍然一老遽尔凋谢，使后生失所矜式，吾公犹当悲痛无伦也！匆制一联请代书于陈公灵右（能请敝师境无先生代写尤好，未知便否？）以志哀忱！肃此并侯丽止　陈铭枢拜首卅一日附挽联一首请转交：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合浦陈铭枢拜挽【注释4】。

据江津市档案馆藏《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载，蒋介石10000元，朱家骅5000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2000元，许静仁15000元。

收支相抵，尚欠5003元，由邓蝉秋承担。【注释5】

语罕在5月23日探病之后，已知陈独秀必无生理，遂提笔写了一联预挽：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此外，语罕还作了一首《哭独秀》的白话诗：

独秀！你死了！独秀你死了！你是独行传中的好老，你事事识得机先，你句句说得到靠，你的言和行没有什么不相当，四十年来的社会斗争史，会给你写下一幅逼真的小照！但是，我想你最后的一刹那，回忆过去的一切一切，一定会把它一齐忘掉。没有话说，也只有报之以微笑！

独秀！你死了！独秀，你死了！我三十余年眼中的你，实在叫某些人大为惊讶！你反对耶和华，却终日地背着十字架！你不相信释迦，却时时刻刻不曾忘掉‘他们不能和我同行，我便去和他们同行’的那两句话。说你不曾了澈法华，你却已转得法华！假使有人说你并未闻道，那便一定不会懊恼。没有话说，也只有报之以微笑！【注释6】

陈独秀病逝后，下葬的棺木问题几经变化，颇费周折。高语罕、邓燮康、周弗陵等人四处奔走，寝食不遑，舌敝唇焦，甚至于声泪俱下，才把棺木问题妥善解决。

在参加陈独秀葬仪之后，语罕写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高度评价了陈独秀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独秀先生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我们绝对不愿夸张，但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在五四运动时代旗帜鲜明、堂堂正正地提出下述两个口号：拥护德先生——民主主义；拥护赛先生——科学。在那时，梁启超、张君劢等正在闹玄学，北洋军阀的执政府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独秀先生的两只小而锐利的眼睛却已经看到全国民众和文化界思想界的迫切需要是什么。自此以后，一直到今，我们所努力奋斗以及政府现在所号召全国起来抗战的，还是这两个口号来做我们的指导原则。”

“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必须识得独秀先生这种为人的精神，才可以了解他的整个的人格，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遗产怎样一种价值。最后，我还要郑重说一句：我们绝对不愿夸张！”【注释7】

【注释1】陈独秀：《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社1949年版，第40页。

【注释2】高语罕：《入蜀前后》（6），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6期。

【注释3】高语罕：《入蜀前后》（6），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6期。

【注释4】高语罕：《入蜀前后》（7），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注释5】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江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79页所载“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与此处所记稍有出入。

【注释6】高语罕：《入蜀前后》（7），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注释7】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载《大公报》194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