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金往事

一颗沙粒落进贝壳，经过岁月的磨砺，会绽放出珍珠的光泽；一个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经过战争的洗礼，眼神中散发出睿智深沉的智慧光芒。

都说时势造就英雄，其实英雄也能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参与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们都有一个红色的心。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一个烽火硝烟弥漫的年代，一段**燃烧的岁月，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忆。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人，身上无疑都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痕迹。迟暮之年，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觉得曾经的痛是痛，曾经的血泪是苦难，而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也许，是该给自己一个交代，给那个年代一个交代。于是，他们拿起笔，开起口，将那个年代的故事娓娓道来……

它的词藻或许并不华丽，文句或许并不优美，质朴的表达却是对那个年代最真实的记录。

朱德：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

朱德，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55年9月，朱德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井冈山基础的建立是一九二七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暴动的部队去开始的——那时我们正在湘南起事，我们是有过联系的：在湘南敌人没有大举“围剿”之前，我们计划打通安仁、茶陵，以便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结果，敌人来了“围剿”。那是几省进行的，有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川的，军队多得很，五月就开始进行战斗。不久我们退到酃县，把茶陵打开了，茶陵有着几百民团。当我们从安仁打下来，很快地给他们来了一个袭击。他们在离城五里地的地方，没有步哨，正趁他们的哨兵在打牌，我们一捕捉到这一信息，就开始急袭进城，城里还一点不知道，队伍还规规矩矩的。见我们来，还敬礼。就进去一下把他们的枪缴了。

然后队伍又退到酃县，同毛泽东同志会合了，他们正由南面桂东、汝城退下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面。

在大余时，就派人同他们通气，后来，由我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把南昌暴动及东江战争经过报告给他。湘南暴动时，他就找到了我，我俩在一起了。

五月到了井冈山，编成“第四军”，我被推举为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下面分成三个师，我兼带第十师，毛泽东带第十一师，陈毅带第十二师。

敌人很快兵分几路，打到酃县的边边上来，我们撤，把军属及工作人员安排在井冈山上，宁冈在山脚下，有敌人占据着。

山在酃县、宁冈中间为罗霄山脉，山上有村子，分大小五井。很多繁密的树林，掺杂着竹林，也有小松树，那真是山高水又深……据说山顶上有五石凹，为五井，可是人没法到的，一下山，就有六十里路，再往南方走出村口，还有六十里路，就是一百二十里，山的周围就有五百多里，山路是很陡很险的。兵营和修械厂、医院都摆在山上，队伍来到山脚下，离宁冈只有几里路。城里驻有朱培德一团人。宁冈的四面都是山，中间是一块小小的盆地、人口只有两万，出产着很多果子，种一年可以供给两年吃的米粮，因为运出去困难，得一两天路，米一块钱买六七十斤。南瓜长得很好，一颗有四五十斤重……

敌人向山上包围了，不过群众条件差，没有东西吃，到处都如此。这时，我们一缩缩到树林子里去，山上有笋，人口很稀少，五个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都是用树皮盖房屋，山上种地是不大好的，却有大量的果子，所以没有人种粮食，都是从山下面往上搬。山上水好得很，猴子非常之多，榛子树很多。这时我调动部队从山的北面爬到南面，把先到山脚下的一营敌人打垮了，就歇息下来。不久，敌人来反攻了，我们一下又狠打他们，他们拼命地往泰和逃去。我们却斜着一插插到永新，宁冈敌人恐怕我们占永新断了归路，也由宁冈撒下来。我们去早一个钟头，便占据了永新城，那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很困难，有一万多人，这时我们补充了一些兵力和物资。解决了没有衣服穿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粮食问题。这几个仗打得都很好，都是脚跟脚地打，二百多里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敌人。

摘选自《朱德自述》

彭德怀：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会议

彭德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5年，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边区特委成立后，十一月间，天气晴和，农民秋收已毕，我和滕代远等同志率领五个大队，准备向井冈山前进之际，根据得到的敌情分析，湘赣两省白军又有向边区“会剿”之势。为了把江西白军部署搞乱，我军袭占了万载城，约占一星期之久，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赣省白军约两三个团，由南昌方向向万载前进，当敌人离城半日行程时，我们即经萍乡和宜春之间向井冈山前进。

在莲花城北约四十里处，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派何长工同志率约二三百人，先我到达该地，在道侧两翼大山埋伏。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彼此才沟通，他们才知道是红五军派来联络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也是要北进同五军取得联络的。莲花城有白军一个团驻守，我们于夜间从莲花县城西绕过，直插砻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暴纪念前几日。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他首先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五军内有些同志就是把两个革命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把消灭地租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当做一回事。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

过了几天，四五两军开联欢会和广暴纪念大会。搭起的台子，搭的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时，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讲：“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在会上朱军长、毛党代表讲了话，我也讲了话，内容都记不起了。

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认识了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

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如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

摘选自《彭德怀自述》

罗荣桓：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

罗荣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先后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

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

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口，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被全部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攻，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共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毛泽东同志采取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5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干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各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

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是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也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

……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式。

摘选自《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谭震林：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谭震林，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

建国后，谭震林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我是攸县人，12岁就当学徒，做印刷工人。大革命时，我在攸县总工会当干事兼国民党农工部特派员。马日事变后，我在攸县站不住脚，就到长沙找党组织，但一个熟人也没有，找不到党组织。听说武汉情况还好，我又到武汉，也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好跑回家。然而，要回到攸县老家是不行了。我在茶陵当过学徒，就到茶陵找老板。老板只知道我搞过工运，但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说，你在这里躲一两个月是可以的，但不要到外面去，只能在里面工作，晚上要出去走走还可以，不能到外面搞工作。这样我就在书店当装订工。白天我在店里做工，晚上就出去活动。茶陵搞工运工作的人我都认识，这样，我就去找工会基层干部，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当时县委在山上没有下来，我去接头，找到宛希先，问他怎么办？他说，你是工人，首先组织工会。不久，成立了县总工会，接着又成立了各行各业的工会，大家选我当县总工会主席。地点设在江西会馆……

……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龙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及各县干部大力经营永新。当时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具备了大力经营永新的条件，宁冈全县是我们的，部队一部分到了莲花、安福、吉安。……在永新，我们半个月内分兵发动群众，建党、扩军，成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后来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敌人11个团进攻永新，毛泽东同志仅以三十一团一个团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11个团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

井冈山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险要，群众条件又好，十分有利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在当时粉碎敌人三次围攻的多次战斗中，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他还说：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们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其后著名的龙源口战斗，我军先是向西佯攻酃县，诱引不知虚实的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深入，而后绕一圈子，突然回师东进宁冈新城，占领新、老七溪岭有利地形，经过一天鏖战，全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又乘胜猛追四十里，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

……

1928年底，敌人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这时彭德怀同志带领红五军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同志考虑红四军、红五军都留在山上，山上养不起，决定留彭德怀同志带领红五军守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三千多人下山。陈正人留在山上，我也下山，随军行动，担任前委的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

摘选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粟裕：我亲眼见过“朱德的扁担”

粟裕，井冈山时期任红四军连长、党代表。

建国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1955年，粟裕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我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是我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的时期。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

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团，在党的领导下屡建战功，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卖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我刚作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像铁匠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实上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如果哪个单位战士逃跑多，几乎不用调查，就可以断言那个单位打人成风。

建立和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过程。我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用变相的体罚。我们连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一次他赌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气，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我们把这个称作“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信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仍然不改。我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我也不罚他了，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我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他流泪了，被说服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后来，他果然改了，并且发现别人赌博还来告诉我，帮助做工作。我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

就这样，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

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匹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胀肚子，不好受。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敌人的封锁，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有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后来，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条件好一些了。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一次可发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区就买鸡子吃，到福建地区时还可以买到罐头吃。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钱。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部队中流传一副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

朱军长、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副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摘选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萧克：我是湘南起义部队中第一个见到毛委员的

萧克，井冈山时期任红四军连长、营党代表、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务。

1955年，萧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我们在龙溪洞休息了一两天，就在毛泽东师长的率领下向井冈山前进。当时，并不晓得什么井冈山，只知道在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有片大山，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就在那一带活动。毛泽东是中央委员，部队中很多人习惯称他为毛委员。大革命时期，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其中揭示的真理深深折服。这次，与他接触了短短的几天，他那轩昂的气度，敏捷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我是湘南起义部队中第一个与他见面的，40年后——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谈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我真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记得我和他的那次见面，还记得我们那支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我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三百多杆梭镖。”毛主席听后不住地点着头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

占领永新后，二十九团就到城东面的石灰桥、高桥头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因为工作对象是农民，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建立和参加过农民革命组织，所以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做地方工作也很得力。

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在社会活动方面有经验。他是湖南宜章人，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但他在外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曾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在湘粤边搞军事活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成为革命的同情者。湘南起义时，朱德就是以他的名义，把部队带进宜章城，取得年关暴动胜利，并揭开了湘南大起义的序幕。暴动后，胡少海任农军团长，而他的弟弟胡老六是宜章各区民团首领之一。有一次，胡少海率宜章农军与民团在他的家乡大战一场。兄

弟俩各为红白两方面的指挥官，鏖战结果，红军胜利了，在追击时，胡少海边追边骂：“老六，今天要打死你！”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都赞扬说：“胡团长真是大义灭亲。”

1928年6月中下旬，江西敌人杨池生部三个团向龙源口进犯，其中一个团攻新七溪岭，两个团攻老七溪岭。四军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敌人两个团，我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及特务连守新七溪岭。

23日早晨6点战斗打响，我连控制最前面的一个山头。可能是因为担任迟滞敌人前进任务，头天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撤下去，撤下后不久又命令我们回到山上。等大部队到来，我们才一起向敌阵地攻击。

冲到山脚时，我突然觉得右脚被石头重重击了一下，低头一看，鲜血顺着脚腕流到了地上，扒开鞋袜，见一颗子弹贯穿了脚腕，伤口冒血。我被人背下火线，接着又被送到井冈山的小井医院。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受伤。小井是井冈山上的一个小村庄，有十几户人家和店铺。红四军成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所医院。说是医院，实际就是在民房旁搭几间茅屋，屋内的地上铺着稻草，四围用木头围起来，算是病床。轻伤员都睡这种地铺，重伤员就用门板架个床。医院设备简陋，但治疗还是很正规的，分内外各科和药房。药很少，尤其是西药，主要靠打仗缴获些，有时到城市的西药房买一点。

除了较重的外伤，一般都用中草药治疗，就这样也治好了不少人。一到医院，医生就给我做了检查，由于伤口大，失血多，脚已经肿起来了，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上完药，医生告诉我，安心休养一段就能好。

医院的环境很安静，生活也不错。当时伤病员都发负伤费和营养费，我住院期间部队在莲花县罚土豪的款，还专门派队伍送上山，给我们每人发了2元钱。山下的老百姓经常挑着东西来卖，有鸡蛋、黄瓜、油豆腐等，就摆在病房的窗外，伸手可以买到。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这么一块宁静的后方，真是太好了。

……

那时，我们都有一种信心，觉得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绿林”占山为王，割据一块地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队伍好，人才也多，还怕搞不了？当然这还是一种朴素的农民战争思想，毛泽东“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理论则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我们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摘选自《萧克回忆录》

宋任穷：风展红旗上井冈

宋任穷，时任红四军连党代表。

建国后，宋任穷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5年，宋任穷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莲花县，遇到敌人拂晓袭击，在芦溪打了一仗。由于我们开始打仗不多，缺乏作战经验，伤亡失散人员较多。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毛委员对战斗中伤亡的同志，特别是对卢德铭同志的英勇牺牲深表惋惜。

1927年9月，部队从芦溪经莲花县到达永新的三湾，部队就在这里进行了改编。

……

三湾改编后的团长是陈皓……改编后的团下设一、三营，团部还有一个特务连，没有第二营。三营营长是张子清，营党代表似为李运启……我在三营七连当文书。七连有两个文书。除了我以外，还有高自立。八连党代表是相岳斌。九连连长是王良，党代表是罗荣桓。

……

我参加了打遂川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拿下遂川后，部队在遂川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原三营营长张子清调出当团长了，由伍中豪接任三营营长，营没有设党代表。伍中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将，很能打仗，还喜欢作诗。平日爱喝酒，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他拿到分的伙食尾子，便喊警卫员上街打酒。打来的酒，他三口两口就喝完了，又喊警卫员去打酒。警卫员说，你的伙食尾子全打了酒了，哪里还有钱去打酒？

我的名字宋任穷就是在打遂川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喝酒时为我改的。

……

我从七连调到营部当文书，主要任务是抄写营部起草的文件……团部设在遂川城的天主教堂里，营部在城内的一间民房里。毛泽东同志也住在遂川城里。

不久，部队又从遂川返回来打宁冈新城。这次战斗很干脆，全歼敌人一个营，国民党的县长都被我们抓到了。这次我在后面搞伤兵工作。在战斗中，营长伍中豪身先士卒，带头爬城，负了伤。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经三湾改编后，在毛委员率领下向井冈山挺进。当时湖南、江西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被敌人破坏，剩下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也都在各地进行隐蔽斗争，仅存的两支农民革命武装就是袁文才部和王佐部。

袁部驻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一带，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和六十余支枪，在井冈山地区很有影响。我们要在井冈山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这两支武装。

参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阶级有深刻的矛盾，因而有很强的反抗精神。

他们平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比较守纪律，专打土豪，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因此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拥护和保护。群众经常为他们通风报信，敌人的暗探很难从老百姓那里探到关于袁、王部队的情况。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还在山上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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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会议不久，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向袁文才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充分肯定了袁部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决定赠送一百多支枪给他们。袁文才听了非常兴奋，他虽然为人高傲，但对毛泽东十分佩服，并为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所感动。次日，袁文才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下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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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贺敏学为团党委书记，何长工为团党代表。党从第一团派去一批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从此，袁文才、王佐部正式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我和曹里怀调到宣传科任干事。还将参加过湘南暴动的部分同志分别补充到两个营里。袁文才、王佐对这些外来的同志一概表示欢迎，采取团结合作的态度，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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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培养和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后来，像刁飞林、李清贤这样的军事骨干也提高了政治觉悟，入了党。

我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还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并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账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文才、王佐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这些做法，得到绝大多数士兵的拥护，袁文才、王佐也都积极支持。在茨坪，王佐还把二营营部的两间房子主动腾给红四军后方留守处使用，当时的留守处主任是叶重开，湖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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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听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感到十分痛惜……经过党的教育以及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袁文才、王佐经历了许多次战斗，作战勇敢，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们虽有缺点错误，但不坚持错误，仍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1950年，袁、王被追认为烈士。我们永远怀念这两位对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

时隔五十九年，于1988年5月，我重返井冈山，怀着追往忆昔的心情遍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革命先烈的陵园，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两位烈士的后代，王佐同志的儿子那年已经六十七岁了。

摘选自《宋任穷回忆录》

何长工：毛泽东派我找朱德部队

何长工，时任工农革命军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

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军事学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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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10月5日我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焚，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做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资，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