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氏族志》 统一谱牒唐太宗重修《氏族志》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所谓氏族，就是士族。魏晋南北朝是指“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身份性的士族，唐初则指非身份性的士族。唐太宗对唐初士族谱牒进行统一整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接着就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菜负责修订，以便“刊正姓氏”。鉴于隋末唐初旧族、新官发生升降、浮沉，士庶谱牒杂乱无章的状况，唐太宗作了具体指示： “命土廉等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这是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有三个意图。

第一， “遍责天下谱牒”,以甄别盛衰。唐太宗曾对高士廉等发布旨意： “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条举天下氏族，就要“遍责天下谱牒”,看来这是重修全国氏族志的起点。贞观八年，高士廉等人条举了全国八十五个郡的三百九十八个姓，于当年五月进呈唐太宗，史称“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这说明，唐王朝的统一和巩固，为唐太宗提供了搜罗“天下谱牒”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在魏晋南北朝是不具备的。南北分裂时代，各地士族称雄乡里，各自修谱，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唐人柳芳在《姓系论》中指出：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肖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纷繁复杂的士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起了变化。

唐初统一时期，总的趋势是大为削弱： “侨姓”早已没落， “吴姓”逐渐衰败， “虏姓”也非昔比，山东“郡姓”亦“累叶陵迟”或“全无冠盖”。另一方面，由于唐太宗推行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出现了一批“新官之辈”。既然新官与旧族发生升降、浮沉，那么统一谱牒，重新修订，就需进行甄别盛衰的工作，剔除一批衰宗落谱，补进一批当代新门。这有下列事实做证。据有的学者研究，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残卷，逸十九郡一百三十二姓，“把它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所列举的贞观氏族即郡姓来对校一下，发现出入较大。”说明贞观八年条举郡姓残卷，并非《大唐氏族志》残帙。既然两者出入较大，说明前者作了较大的订正。其主要原因是，高士廉纯从旧姓氏族条举，而唐太宗则主张以当世官爵作为标准，故贞观十二年颁行时必经一番筛选，剔除了一些衰宗落谱，并加进一批“新官之辈”。这样，后者尽管是以前者为基础修订的，但并不完全吻合。如后者至少比前者减少了一百零五个郡姓。

唐初索谱面向全国，就有互相比较，彼此衡量的余地。唐太宗选择熟悉全国各自地区族姓的士族官员担任这项工作，正是体现了他统一全国谱牒以甄别盛衰的政治意图。如高士廉是山东地区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韦挺为关中首姓甲门；岑文本为江南士族；令狐德菜是代北右姓，四人分工合编，以便于对四面八方的士谱进行统一排比。

此外，还吸收了“谙练门阀”的“四方土大夫”参与其事，也含有便于天下统一的修谱需要。可见，唐太宗“遍责天下谱牒”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以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分裂时期的各地士谱，对“累叶陵迟”的各地士族予以剔除，补充了“新官之辈”,以甄别盛衰。

第二， “考其真伪”,以甄别士庶。唐太宗责令全国各地士族进呈谱牒，而士谱是记录家族门第高贵的凭籍，冒牌士族难免乘机弄虚作假。其实，这个流弊始自魏晋，那时实行九品官人法，确立的选人标准是唯凭世资门第，因此， “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由于按谱索官，一些非士族文人为了取得官职，就通过种种办法，伪造或假冒士族谱牒，于是在选官之前，先要辨别真伪。

诚如柳芳所说： “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然而，私谱、伪谱仍不时出现，降及唐初，此风依然未息。正如颜师古说的： “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以取信，宁足据乎?”这些“家自为说”的私谱，多系庶族地主伪造的家谱。既然修订《氏族志》是为士族地主追源溯流，专立门户，那么对以假乱真或以伪充真的庶族谱牒就不能让其混杂其间，修订时必须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订工作，考订的依据是“质诸史籍”。

这个修谱原则，在贞观八年高士廉条举氏族的奏疏中亦有反映： “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婚)。如有犯者，剔除籍。”这就是说，当时除三百九十八郡姓之外，尚有二千一百杂姓之类的庶族地主，即使其中有发迹跻身郡姓之列，但考其先世出身低微，仍不能与老牌郡姓平起平坐，禁止通婚。如有违犯，则被“剔除(士)籍”。维护士族内部的纯正通婚，是魏晋以来的传统，目的是防止士庶混杂，保持士族血统的纯净。

可见，高士廉的修谱思想没有打破旧有框框；这个奏疏，是被唐太宗“依奏”批准的，亦可想见唐太宗也没有打破旧传统。唐太宗还进而提出“质诸史籍”,追查先世身份，这样，才能把“事非经典，苟引先贤”的漏洞堵塞起来，剔除那些不足为凭的伪谱，也就是庶谱，代之以“刊正姓氏”后的士谱，反映了唐太宗森严土庶之辨的思想。

第三， “褒进忠贤，贬退奸逆”,以甄别忠奸。唐太宗制定褒忠贬奸的政治标准，是维护皇权利益的表现。鉴于魏晋以来朝代频换，臣下乱政的教训，即位后就大力宣扬忠君思想。贞观元年三月下诏“褒奖” “昔仕邺中，名位通显，志存忠谠，抗表极言”的北齐尚书仆射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等，以便树立忠臣的榜样。次年六月，唐太宗下诏谴责“亲为乱首”的隋臣裴虔通，并将其“除名削爵，迁配驩州”。

在诏书中，唐太宗从理论上阐明了“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的君为臣纲的思想，又从历史上援引了“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的教训作为依据。贞观六年，唐太宗提出褒忠贬奸作为修订《氏族志》的标准，正是他以前两次所下的褒忠贬奸诏书的贯彻。唐太宗以大臣对唐王朝的政治态度顺、逆作为修谱进退的原则，反映了他通过修谱，维护皇权，提倡忠君的意识，借以达到甄别忠奸的目的。

由上可知，唐太宗提出修订《氏族志》的具体要求，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遍责天下谱牒”,是为了甄别盛衰； “考其真伪”,是为了甄别士庶； “褒进忠贤，贬退奸逆”,是为了甄别忠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