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语是日本文学的专有名词，即故事或杂谈。本文为后者。

我总感觉日本的门窗是没有玻璃的，尽管已不时地验证是有玻璃的，还是常于不警惕时又发生误会。在“东京书籍”株式会社餐厅，我们在编辑局长铃木武夫陪同下凭窗眺望羽田川（东京的一条河）时，我明知是站在窗前，还是忽视了隐于眼下的玻璃，挥手朝前一指，手被碰得生疼，才再不敢指手画脚。在仓敷的大原美术馆，馆长陪我们看了几个展室之后，大家想自由看一看。一位同伴兴冲冲从此室向彼室过渡，眼睁睁地一头撞在宽大的门玻璃上。玻璃没破，倒把人反弹了个趔趄。我分明看清了，玻璃上留下一枚重重的而又纹路清晰的额印。那额印之精美，着实不亚于那一展室的几幅莫名其妙，似精神病患者乱涂出来的所谓现代派作品。

还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即日本的花都像假的，尤其室内盆植的花，更显得虚假，就跟中国工艺花店卖的假花一模一样，颜色异常的鲜艳嫩泽。在成田机场，一出外国人关口，就看见过道旁摆有几盆巴西木和马蹄莲，大家看着都觉得是假的。但初到异国，不愿在新奇面前暴露无知，便只在心里生疑。我却浅白而又武断地说肯定是假的，不是假的就怪了，哪有这样的真花？可到下榻的宾馆一看，一盆盆花也都那般色泽，认真一摸一闻，却明明就栽在盆土里，且有鲜活的香味。再看那土，也洁净得似乎不是土，而是褐色的面粉之类。

此后又发生过相反的误会。在上野市一家大宾馆门厅里，摆有二十多盆成抱成抱那么大束的鲜花。我们都惊呼起来，说这是养花最多的宾馆。有喜花的同伴俯首贪婪地一闻，竟无一丝鲜香气味，统统是绢做的。不管将真花误会成假花还是将假花误会成真花，那花们朵朵都纤尘不染，洁净得让你生出秀色可餐之感。

看多了，也便悟出个中道理。遍街每个角落很难找到裸土的地方，哪怕一小块。没有尘源，哪能有灰尘。那花草们，终日纤尘不染，能不鲜艳吗？日夜尘土飞扬中的花草与之相比，怎不显得粗糙苍老？就如深闺中的秀女与大草原、大戈壁、大荒野里终日风尘仆仆劳作的女人相比一样，难免干净得纸糊的面塑的奶润的一般。日本是多山之国，可半月中所见之山，除火山岩铸起的富士山，没见秃露土石的，皆覆盖着葱茏的树木。据说，日本的每棵树都受到法律保护。街道，公园和名胜之地的树就更像棵棵都有户口似的，人造一般精致。这些都可说明，日本人对环境的爱护是出色的。无论新干线高速火车还是普通电车，都无人管理，但却从未发现有烟蒂、废纸等乱物，连用过的饮料罐、饭盒也不弃在车上，而是下车时自觉用塑料袋提着扔到垃圾箱里，更不要说随地吐痰了。不管人流滚滚的白天还是车稀人静的夜晚，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也真令人叹服。好几次夜晚，我们上街散步，看见并无车过的人行横道口，有人独自等待绿灯亮起。更没见过在非人行道处横穿马路者。东京俳句文学馆在一条小街里，横穿过去只有一二十米，可日本朋友非绕几百米通过人行横道迎送我们不可。遵纪守规、讲卫生爱环境已达如此自觉程度，非长年累月潜移默化地劳作和教育不可，靠几次大运动恐怕不行，靠突击性的罚款也肯定不行。罚款人员躲在暗处，连自己的工作徽章也遮掩起来，看谁习惯性地随地吐了口痰或扔了一把瓜子皮，便兴冲冲地跑出来罚上十元二十元的，而吐者扔者怀恨在心，趁你罚者一转身时又重重地吐之扔之，施以报复。不仅禁不住，还形成了仇敌关系。实际这种心血**、根本没想长久坚持的做法是最懒惰、最不科学也最不严谨的。

而日本人是严谨的。你看他们的嘴，个个严严实实地闭着，像拉得直直的紧紧的钱袋的锁链。在我印象中，一般紧闭嘴唇之人，办事认真，仔细，付出时精打细算，而敛财聚物的能力又极强。半月中，我直接接触和匆匆看见的日本男男女女，包括几个年轻人，都是眼神专注嘴唇紧闭型的。给人感觉，一旦开口答应了的事肯定不会不认真办。不然日本经济怎会发展得那么快？在火车站买份盒饭，四五样精美的菜肴里竟放有手指肚大小的酱油瓶和醋瓶。随便吃口饭的事想得如此精细，绝不可能让人想到是男人的主意。可日本参与社会工作的女人确实又不多。每项活动的安排，不管大小，以分钟计划。我曾联想，鲁迅先生和周恩来总理是中华民族细心过人的伟男人了，他们严谨精细的一面是不是和在日本较长时间留过学有关？他们两人的嘴也是闭得较严的。以前，日本人的形象，给我印象最深最可爱的要数电视剧塑造的那个聪明的一休。他的可爱不过在于严肃认真之外又多了聪明和机智而已。若再幽默些就更可爱了。幽默是更高级的聪明和机智，还具有审美和娱乐价值。

半月见到的人中，似乎只有两个人嘴不是紧闭型的，时时慈祥地张着。一位是三省堂的代表取缔役社长加藤精英先生。他会客室挂的警语是“素衣锦心”，不知他公司营利状况如何，看楼房和办公设施，是不如个个嘴唇紧闭的东京书籍社的。

嘴最不紧闭，作风最“中国”的要数长野大豆岛农民俳人轰太市先生。轰先生总是笑眯眯地张着嘴，慈眉善目，一幅菩萨样子，说话总是不紧不慢，很幽默。“我家的苹果，全日本第二好吃。日本第一好吃的苹果，还没有，我在争取。”他说着就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袋子，领我们去他的果园吃苹果，还可以随便摘了提走。别家的果园都用尼龙网罩住，人摘不到，鸟琢不着。为让苹果红遍，每棵树下都铺满了反光用的锡箔纸，银光耀眼。到轰先生的果园一看，不仅杂草丛生，而且全方位开放，人畜随便进入，锡箔纸更是半张未铺。真是一切顺其自然了，苹果当然不能全红，而且小。不管是不是日本第二好吃，我们吃得开心极了。从他的苹果里似乎还吃出几丝庄子的味道来，这在日本似乎是个奇迹。就他家的田产而言，若不是整天热心俳句创作，他早该成为大富翁了。他不认真种地，却抛费许多钱跑北海道去，运一块半栋房子大小的石头来刻俳句，为他们的徘人杂志立纪念碑。七八十岁的人了，仙翁似的。晚上，坐在他家的榻榻米上饮尽一杯日本清酒，我书赠他“仁者寿”三个字。他书赠我们一首他创作的和歌。译成汉语大意是：“闭上眼睛，眼前一片宁静，我像顺着湖水的台阶走下去。湖底有什么呢？”我又饮尽一杯清酒开玩笑地问他，湖底到底有什么呢？他也饮尽一杯清酒，笑眯眯说湖底里有绿！说完嘴又憨厚而又幽默地张着。他妻子上前一边为我们续酒一边让他别胡说。原来，他七十多岁的老伴名字就叫“绿”。轰先生携着他的绿曾四五次到中国旅游。物质变精神了，所得便是那许多俳句。我们一路都是高档宴席，高级宾馆和快节奏的日本式的急匆匆奔走，忽然宿在乡间的轰先生家，摘苹果饮清酒对俳句，真是不可思议。据说，在日本是进城工作容易，到乡间落户极难，难于竞选官员。

此行接触最多的是古川万太郎先生。这位日中友协副会长身上，同时具备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双重优点，作风既中国又日本。还是从他的嘴（此行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人的嘴）说起吧。古川的嘴不太张也不太闭，因而嘴线不很直也不显弯，开口说话总让人感到既可靠又热诚。他半生致力于日中友好工作，曾60多次到过中国，已生成既不单纯属于日本也不单纯属于中国的高尚感情。他既强烈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又赞扬着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同时忧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人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现象。他已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也把中国提倡的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奉为自己的信条了。他虽60多次前往中国，却从未带夫人一次。他说他是用会员会费开展工作，不能以职务谋私，要取得大家信任。在陪同我们访问仓敷中央医院时，中国同志说到自己的气管炎症，古川先生竟笑对医院院长三宅康夫说：“该同志的‘气（妻）管（炎）严’，全世界哪个医院也治不了，只有他老婆能治！”他这样一个极严肃、认真的老实人竟能如此幽默起来，我想是多年日中友好往来，受幽默得近于油滑的北京人熏染，和我们几个一路穷欢乐的中国作家感染的。

总括一下日本之行的感受，一句话，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许多文明就是从中国学去的，比如文字。我没学过一天日语，可在日本街头，许多字都认得，只是只可意会却无法言传，因发音不同。我揣摩，怕是当初到中国学字的人没记准或干脆就没记住吧？没记住的自己又弄出些替代的假名符号来，就弄成一种新文字了。还有，在欢迎我们的酒会上，我唱了一首凄楚又幽默的中国民歌，为的是答谢日本朋友的盛情。不想第二天乘新干线电车去外地时，陪同的上崎阳子小姐特意坐在我身边来学那首歌。叫我把歌词写给她，又叫别人帮忙把曲也记了去。一个小时后她就会独自唱了。我估计她还会传唱的。记不准或传唱错了的，没准儿慢慢又会发展成一首新歌儿啦。相比较，日本人的吸收力很强，中国人则排斥力强。吸收力和排斥力相比较呢，目前中国似乎更需要吸收力。当然，日本民族的吸收心理也有明显过分的时候，比如吸收别的民族文明的时候连人家的土地也想吸收去，那就过分了。应该大度些才是，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也应该大度些。比如，日本上点年纪的人，说起孔子孟子来都能道出或多或少几条语录，孙子的话更多见于企业的墙壁上，用以指导各类竞争和商战。而老子、庄子，此行接触的人中却没听有人提及。轰先生的苹果虽被我们吃出几丝庄子味儿来，但他本人也是提了好几次孔、孟、李、杜，而只字未提老庄。可见这个民族对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是不崇尚的，因而导致这个民族在形象和行为上变成一个西服革履，嘴唇紧闭，匆匆走路的样子。这个穿和服长大的大和民族，不知现在是不是全世界穿西服最多的民族，与中国比是多极了。我认为西服的严紧与束缚人，仅次于军服。那领带系法的严格，甚至比军服还甚。现代的日本人就是这样被西服束缚着，终日紧张，辛劳地竞争和忙碌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啊。

谨以此文赠呈在日本见到的清水正夫先生、松崎铁之介先生、猪谷征一先生、矢崎斡明先生、斋藤史女士、上崎阳子小姐……及文中提到的诸位先生，尤其那位生肖与我同属牛，谬夸我诗写得最好，并恭请我把即兴诌的一首打油诗抄给他作纪念的北野建设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金子弘先生。以谢他们热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