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不是改革家，但他是治国高手。他当国后，在高拱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通过努力，扭转了国库空虚的局面，由入不敷出到大大盈余。可以说，张居正有富国强兵的本事，也有赫赫政绩。他做到了让国家——具体说是国库富起来。可以说，张居正最大的功劳，就是富国。

那么，张居正的富国之策是什么？

或许有人说，通过改革啊！其实这是神话，也是误会，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前面已经说过，张居正新政的基调是整顿，不是改革。富国的奥秘，不是因为改革。

这里，我得顺便说说这样一个观点：国富，并不等于民富，有时候还可能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民主体制下，国富必然民富，或者说国富必然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甚至民很富而国（政府）颇穷。在专制国家则不尽然，有的专制国家表面上看，国家可能很强盛，老百姓却很苦，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也不难理解，专制国家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征求老百姓同意。如果当局不择手段搜刮民脂民膏，集中到一起，用于豢养军队和警察，用于军备竞赛，表面上看，国家还是很强大的，领导人的腰杆挺硬，派头挺足；可是，老百姓的肚子挺饿，面色挺灰。

归根结底，能不能富民才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是不是伟人的最基本标尺。道理也很简单，国家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富足的生活，那强大不强大，意义何在？如果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的，那就更成问题了。所以，绝对不能一听到一个领导人使得国库收入增加了多少，就觉得这个人挺伟大。

张居正是富国的功臣，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他是不是富民，我研究不够，不敢断言。从逻辑上说，富民的可能性不大。要知道，专制国家的财富分配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财富的总量一样，是向民倾斜还是向官倾斜，国库里的存货就会不一样。如果就是通过一味增加老百姓税负的办法从而增加国家的收入，未必是好事。

从张居正的思路上说，他没有增加老百姓负担的主观意愿。按照他的说法，是不加赋而国库足。就是不增加老百姓税负就能够增加国家的收入，虽然不能简单说就是上策，但是至少是高明的政策，也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不增加老百姓负担就让国库充盈起来了，还不能断言，但是，至少从结果上看，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库确实是充盈起来了。大明股份无限公司代行董事长职权的首席CEO张居正，经过短短一年多的努力，就做到了扭亏为盈。

不服不行！

必须说，张居正做到“扭亏为盈”，有两个前提。

第一，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高拱以大气魄、高胆识、精谋略达成了和平，并且开放了边贸。不久，他就被张居正推翻了，和平的“红利”转到了张居正的账户上。

试想，倘若没有高拱奠定的和平的基础，每年投入北部边防的经费还是像过去那样多，那么国库是不是真的能够充盈起来还是值得怀疑的。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在和平达成之前，国库支出中北部边防一直是大头。所谓“府库空而国计拙，田野耗而民不支”，皆因供应北部边防，“是其大者”，这是户部给隆庆皇帝的汇报说的。

按照张居正自己当时的分析，说达成和平，防务费用可以大大节省，即减少直接的费用三成以上，而且还可以腾出精力屯田，“可省行粮数十百万”。后来的事实证明，因和平达成，不用兵革，“岁省费十三”，即百分之三十，同时节约征调费百万。什么概念呢？过去，北部防务开支最高的年份，岁费是二百多万，算一算就知道了。

第二，高拱打下了一定的财政基础。岳天雷先生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统计，隆庆五年相比隆庆元年，太仓银库岁入银由201.42万两增加到310万两，增长53％以上，主要是税收增加；支出由553万两减少到320万两，减少42％以上，主要是军费支出减少，岁亏减少97％还要多。所以，有学者说，万历头10年的振兴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徐阶、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

在以上两个前提下，张居正通过努力，实现了“扭亏为盈”。

有的专家——比如韦庆远先生说，张居正理财，增加国库收入，首先就是开源节流。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节流，确是事实。开源却未必。开源，顾名思义是开辟新的税源，那不是培植了新兴产业，就是对过去忽视的行当课税。可是，张居正当国时在这个方面并没有什么新进展。如果按照高拱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特别是开海禁，那贸易税就应该是典型的开源，因对外开放还可能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又会增加税源。张居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者，他执政后重申海禁，停止了造船业，贸易和新兴产业难以发展，当然就没有了新税源。高拱具有强烈的发展工商业意识，张居正徘徊官场边缘时也有过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但是他执政后态度有所改变，虽然没有对工商业实行新的抑制政策，但也没有什么促进政策，他的执政方略回到朱元璋的轨道上去了。

就是说，张居正并没有开辟新的税源。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弥补岁入、岁出的巨大差额呢？

现在看，办法是有，就是囿于识见，没有新格局罢了。当然不能苛求谁，只是张居正并没有做真正开源的事情。

可以说，张居正的富国，走的还是老套路，没有任何新意，更谈不上改革。用他自己的话说：“方今言理财者，其说纷纷，皆未知设法以督完正供之为便也。”韦庆远先生也说，张居正并非有鬼输神运之功，“关键在于敢于严申纪律，大行赏罚以贯彻法令”。

应该说，张居正为天下理财，确实非常辛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可谓勤勉敬业，作为领导人，是很难得的。

其实，张居正富国的奥秘还是从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太祖皇帝那里学来的两个字：俭、严。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张居正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

张居正号召并且实行节俭政策。从皇帝到各级政权机关、各部门，都被迫压缩了开支。甚至，过元宵节时，张居正把宫内的灯都减少了。控制开支，都到了这个程度！有这样一个例子，小皇帝让张居正看他的衣袍是什么颜色，结果张居正没有说对。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颜色褪色了！张居正于是说，既然这种衣料爱褪色，那就少做几件。

黄仁宇先生说，在张居正的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在他的督理下，政府所有不必要的和不急迫的事务不是停止，就是推迟。教育经费也极力压缩，减少学生数量，其中一个次要的目的就是减少教育支出，由帝国邮递系统提供的官舍服务也同样降到最低程度。节流的政策也扩展到军队中去，因为和蒙古暂时保持和平，边军和边境巡逻部队也要缩减开支。各方面都节约开支，边镇的督抚受命削减他们的开支，以便能将中央政府提供的年例节约20%。皇亲宗室的待遇大为降低，甚至连他们应领取的钱粮也不予发放。

所以，节流是实实在在做了不少工作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请注意，张居正推行厉行节约的政策，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或者藏富于民，而是为了增加中央的财富。也就是说，并不伴随着全国应纳税款的同步降低。恰恰相反，在当年税收限时足额缴清的同时，还大力清理历年拖欠的税款。

张居正上台后，调整人事、清除异己的同时，也着手整顿财经纪律。他宣布：如果规定的赋税没有足额征收并上缴国库，省级的一把手——巡抚和负责监察的巡按御史听纠，府、县的一把手听调。而且说到做到，真的撤了若干个巡抚、府县领导的官。大家一看领导不是说说的，动真格的了，事态变得很严重了，所以地方领导都不敢怠慢了，为了乌纱帽，千方百计也要完成税收任务。

要说，张居正也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做开源的工作，只是这种开源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增加纳税土地数量，从而多征税，这就是清丈土地。为此，张居正花费了大量心血，也招致不少非议。

张居正是通过强化专制推动这项工作的，靠的是手中的权力，政绩突出就提拔，反之挪位置甚至摘帽子。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地方领导为了保住帽子，损招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比如清丈土地，本来应该以查清底数为目的，但是在张居正的指导思想上，实际上有追求溢额，清理出更多的纳税耕地的意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数字可以出官，官就可以给上级出他想要的数字。于是，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冒报也就不可避免，最终只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国家税收征得多，不能说必然会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但也不能说必然对老百姓有好处。就局部来说，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可能性更大些。后来批评张居正的人，指责他不恤民瘼，还举出不少例子，说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指标，“承望风指，竞为酷苛……小民不胜痛毒，鬻妻卖子，以完久负，吁天恸地，归怨朝廷，汹汹然有不安其生者。”

有学者指出，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了。不加赋如何国用足？那是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使创造的财富有所增加。另外，就总量而言实际是加了赋的，而且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多数是小农，地主们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领导的目标很明确，中央财政收入必须增加！这就是政绩指挥棒，各地方、各部门必须围绕这个指挥棒转。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主体的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和监督权的。那怎么保证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且最终势必是由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来负担的。

不管怎么说，通过严明纪律，该征的税都足额征缴了，国库收入增加了。开支控制住了，收入又增加了，国库就盈余了。

对张居正能够富国，要钦佩；但是不能夸大，更不能无条件吹捧。这无非是他很强势，很有手腕，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把该收的税收上来而已！

不能不说，靠老套路、强制力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更不是根本之计。况且，在面临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一味压缩开支，甚至砍杀教育经费，不应该受到无条件肯定；运用高压手段，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作为施政目标，其副作用不可低估。

但是，也应该说，按照传统政治的标准来看，张居正是负责任的领导人，他呕心沥血指导、督促各级政府高效工作，不遗余力地清丈土地、整顿财经纪律，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很不容易的，他的政绩是显赫的，才干是超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