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给名儒萧德言的书信中说： "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这是唐初“偃武修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王朝初建时， “军国多务，未遑改创，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直到武德九年正月，才由太常少卿，杰出的音乐大师祖孝孙开始修定雅乐。祖孝孙熟习陈、梁、周、齐旧乐，吴楚之音以及胡戎之伎， “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历时二年半，新乐于贞观二年六月修订完毕。贞观六年，唐太宗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人作新乐乐章。

《大唐雅乐》的修定，是唐初政治上统一的必然产物。南北朝时期，由于种族与地域的隔阂，形成了“梁，陈之音”的南乐与“周、齐之音”的北曲。

唐初打破了南北界限，音乐领域里必然要求扩大新声，融合南乐北曲，调和吴楚之音与胡戎之声。唐太宗顺应时代的潮流，致力于把南北胡汉音乐熔于一炉，赋予贞观“新乐”以健康向上的积极因素，有利于唐代歌舞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唐承隋制，在音乐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贞观“新乐”就是以隋朝九部乐作为基础的。所谓九部乐，是指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九种。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获得一批高昌乐工，交付太常，于是增加了高昌乐，连同过去的九部乐，共有十部。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唐太宗“宴百僚，奏十部乐”。这十部乐既可按曲演奏，又可随声起舞。因唐代舞蹈称为“伎”,故十部乐又称十部伎，它的出现显然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我国各族文化融合的积极成果。

唐太宗不仅锐意改革原有的音乐舞蹈，而且还亲自主持创作了新的歌舞，即《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

早在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旧地，为了庆祝胜利，“河东土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宴请群臣，开始在殿堂上演奏。他颇为得意地说： “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

可见，《破阵乐》是一支颂扬唐太宗显赫战功的赞歌。此后，每有宴会，必定演奏。贞观七年正月，唐太宗又亲自设计了一张《破阵舞图》,请著名的音乐家吕才担任艺术指导，按图教练乐工一百二十八人，舞者被甲执戟，象征车骑与步兵相间，往来击刺。旁有乐队伴奏，歌者和唱。还命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改制歌词，更名为《七德舞》。所谓“七德”,出典于《左传》中“武有七德”,意在发扬武功盛德。后来，又一度改名为《神功破阵乐》。

《庆善乐》创作于贞观六年九月。那时，唐初大治已见成效。唐太宗亲临武功旧宅庆善宫，仿照汉高祖和光武帝荣归故乡的做法，赏赐闾里。因重游故里，触景生情，不禁赋诗十韵。音乐大师吕才立即把他的诗谱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还命令六十四位儿童，头戴“进德冠”,身穿“紫挎褶”,长袖漆髻，打扮文雅，不执干戈。伴随着清脆而悠扬的曲调，徐徐起舞。这种舞蹈又叫《九功舞》,表现了唐太宗对故土的怀念和胜利，成功之后的豪情。

总之， “《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为武舞。”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后者“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它们作为唐初舞蹈艺术的杰作，无疑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因此，每逢元旦、冬至、朝会、庆赏时，它们是经常演出的节目，深得观众好评。《七德舞》不仅名扬国内，而且远播海外，连天竺(印度)王尸罗逸多也遥闻此乐舞。

唐太宗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作用也有自己的见解。贞观二年六月， 《大唐雅乐》初演时，唐太宗和群臣就“乐”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讨论。御史大夫杜淹举例说，北齐将亡，随之作《伴侣曲》;陈朝及灭，出现《玉树**》;由此证明“前代兴亡，实由于乐”。

唐太宗不以为然，认为音乐虽有感人的艺术效果，但是“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魏徵插话说： “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对此，太宗完全赞同。所谓“乐在人和”,是对音乐艺术社会作用的理解，反映了贞观君臣们的民本论的思想特征。

又有一次，协律郎张文收建议“厘正太乐”。唐太宗不同意，说： “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这里，以隋亡为鉴，强调“人和”是“乐和”的前提，不愧为卓越的见解。

因此，唐太宗在倡导音乐歌舞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十分注意音乐歌舞要达到“人和”这个目的。例如，贞观七年正月，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演奏《七德舞》时，太常卿萧璃建议：要详尽地表演擒获刘武周、薛举父子、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具体而真实的状貌。唐太宗不同意，认为今朝将相臣僚当中，不少人从前是刘、薛、窦、王的部下， “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萧瑀拜谢说： “此非臣思虑所及。”

的确，唐太宗比萧瑀高明，考虑问题深刻。那样真实地表演，粗看起来，似乎突出了唐太宗的“圣功”?实际上却使君臣之间蒙上一层“不和”的阴影。既然不符合“人和”的原则，不符合贞观用人政策的原则，所以遭到了拒绝。这就清楚地说明，唐太宗是很关注音乐歌舞的社会效果的。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需的。六朝礼学尤盛，隋与唐初亦然。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巩固，必然要求南北礼学趋向合流。史称： “寰区一统，(隋)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继之，隋炀帝在广陵加以修订，即《江都集礼》,它是集南北礼学之大成。

及至唐高祖定鼎长安， “方天下乱，礼典湮没”,就召用熟悉隋朝礼仪的窦威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沿袭隋礼，略加裁定。窦威定礼，被李渊赞为“今之叔孙通。”唐太宗即位后，既以文治相标榜，就不能不对隋礼有所损益革新。贞观二年，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唐太宗请他召集一批“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次年，魏徵任秘书监，也参与修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篇目大体上和《隋礼》相同。

由于初次修订，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贞观七年以后，围绕着“封禅”大典争论激烈，意见纷纭，所以就有重新修订《五礼》的必要。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王珪等大臣主持修改，同时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菜、李百药等人参加。孔颖达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一百三十八篇，比初稿增加了八篇。唐太宗诏颁天下，说： “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可见，《贞观新礼》第二次修订稿较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

对于《贞观新礼》的颁行，唐太宗是非常重视的。他得意地说： “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指《破阵乐》和《庆善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向来以“犯逆鳞”著称的魏徵，一反常态，吹嘘唐太宗“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贞观君臣之所以把“制礼作乐”当作“万代取法”的事业，是因为礼乐那套东西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除了官修《五礼》外，还盛行私人的礼学研究，出现不少著名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专门家。有清代史学家说：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唐初礼学既有继承六朝的内容，又带有统一时期的新特点。针对南北礼学注疏纷繁、章句庞杂的弊病，魏徵将流传颇广的戴圣《礼记》进行删削，即所谓“魏氏病群言之冗些，采众说之精简。”以数年时间，完成《类礼》二十篇。这部书好就好在它“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由于魏徵编撰的《类礼》有删繁就简、择善而从的优点，所以“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贞观时期，礼学作为封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思想指导的意义。于是，以礼制约各种社会关系，成为贞观君臣们强调的行为规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礼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唐太宗重视礼学，如同任何封建帝王一样，首先在于维护君权的威严。所谓“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 ‘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贞观十一年十月，即《贞观新礼》颁发后半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就《尚书》赋诗一首： “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接着，魏徵就西汉史事作诗道： “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可见，贞观君臣，以礼相约，具有维护封建皇帝尊严的作用。

同时，礼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来说，也是须臾不可少的东西。由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是论等级、讲尊卑、别贵贱，所以在礼仪上必然要有烦琐而严格的规定，包括第宅、车马、婚嫁、丧葬、祭祠等都不准僭越。例如，贞观四年八月，唐太宗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晶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又如，唐太宗有一爱女名叫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平日十分宠爱。当公主出嫁时，特意“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长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按婚礼规定，嫁妆多少应随辈分高低而定。唐太宗将爱女嫁妆加倍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礼制的。魏徵便以为礼经“制有等差，渠可越也”,要求改变偏爱越礼的做法。长孙皇后闻知此事，督促唐太宗应以礼办事，从而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

第二，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唐太宗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一方面，把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一部《唐律》,其绝大多数篇章都是按礼定律的。正如《明史·刑法志》指出： “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也就是说，以礼之出入作为量刑定罪的标准。唐太宗还指示房玄龄以礼修改恩不相及，祸俱株连的酷法。房玄龄“据礼论情”,修改了过去因犯“谋逆”而株连兄弟而处死刑的条文。这是以礼制律、改死为流的例子，说明唐初礼学与律学之间互相渗透，以刑外礼内的形式加强了儒家礼学对律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唐太宗为了维护礼学，也以刑拯礼之失。贞观十一年，他下诏说： “失礼之禁，著在刑书。”针对当时逾越丧礼而竞相厚葬的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 “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这是对“失礼”者绳之以法的例子。

第三，以礼作为政治准则，调整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贞观君臣十分强调以礼作为行为规范，合乎礼的就办，不合乎礼的就要改正。《旧唐书》卷七十赞曰： “动必由礼，言皆匡躬。献规纳谏，贞观之风。”这确实反映了贞观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点。

唐太宗不仅注意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经常引用礼经来教诲自己的子弟。贞观十一年，他告诫吴王恪说： “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教戒诸王，训以礼法，显然是防止出现“犯义悖礼，**荒无度，不遵典宪，僭差越等”的情况，夕防止引起皇室内部的争斗。

同样，大臣们上疏规谏，也时常引礼献言。贞观十二年春正月，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指出，三品以上公卿大臣途遇亲王，都要下马拜见，事属“非礼”。魏徵支持此说，认为按照礼度亲王与三品以上公卿品位相当，礼仪均等， “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可见，王珪、魏徵进谏的立论根据在于是否合乎礼制。因为谏诤符合礼典的精神，所以唐太宗也就接受了，规定三品以上公卿路遇亲王不必下马。

魏徵还主张帝王要以礼对待臣下。贞观十四年，他又上《论治道疏》,说： “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这里，把君王礼臣看成是臣下忠君的前提，又以礼作为调整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算是开明的政治观点。唐太宗不仅接受了，并且付之贯彻执行，从而形成了君臣共治，上下相亲的局面。可见，在贞观君臣的倡导下，礼学结合时政，对于协调君臣关系起了显著的作用。诚如有学者听说： “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