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所信奉的上帝是隐秘的上帝，他是“隐匿者”。其隐匿性正在于：其形象同时又永恒地流溢到最神圣、最虔诚者的信奉目光之中；其形象遍及并越出我们的信奉和祈祷的范围，伸向可感而不可测的远方——这都是他面向我们时极为神秘地訇然耀化出的现象。这一点既是理性主义者，也是神秘论者所常常忘记的。这两种人都太急于亲近上帝。理性主义者借助于概念去亲近上帝，把上帝化入概念之中；神秘主义者通过感觉去亲近上帝，觉得上帝就在自己怀抱。这两种人都欠缺敬畏感，就是说，欠缺这样一种态度：在这种态度中，上帝的隐匿性本身仍然可以感知。敬畏不是什么对已然事物、已被感知事物的附带感觉，更不是一种纯粹的距离——我们同事物（尼采说得极好：同其“错彩镂金”）之间的感觉所产生的距离。相反，敬畏是举止，在这一举止中，人们才感知到无敬畏感者所未见到的，视而不见的东西，即事物之奥秘、事物存在之价值深度。

只要我们从无敬畏举止（比如片断似的科学描述的行为）转向对事物敬畏的举止，我们就会看见事物身上显出其先前所未曾显出的东西；先前所缺少的东西，此刻在它们身上变得显而易见：这“某种东西”正是它们的奥秘、它们的价值深度。这些价值有如细线柔丝；在这些线索中，每一事物都在向不可见的王国延伸。要剪断它们，无论是以明晰的概念穷尽它们的区域，竭力设定一个关于它们的、僵硬的本体论和教义学，还是把世人引向事物的感性可知的方面，都会扼杀精神生活，伪造整体实在。在历史上，一切理性的形而上学和神学走的是第一条道，一切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走的是第二条道。这两类学说都无敬畏感！敬畏感是必不可少的情性举止；唯有在这一举止中，那些“进入不可见事物的线团”才在精神中变得可见。一旦它被人为摒除或根本就不存在，价值世界就表现出一种平面性和封闭性，使价值世界变得空洞，同时还消除了促人生活下去，促人深入价值世界的一切刺激，消除了促使我们在生存中进一步透入世界的一切刺激。唯有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周围世界的可见、可感、可捉摸的东西，被一个由无数梯级组成、级级依次隐然的阶宇（它诱使我们去发现）环绕着，我们才能真实地“生活”。“视域”和“景观”不仅是在纯视见的范围内被确定下来的现象，它们也出现在由我们的观念、概念、旨趣、爱和恨乃至我们最纯粹的理念所构成的王国。“视域”和“景观”不单是几何物理上的光效应结果，不单是我们视觉器官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结果，而且是我们有限精神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功能法则——我们从心理学极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中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精神也有自然和世界；“敬畏”在价值领域里维护该自然和世界的这一远景和这一天际自然。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只有敬畏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敬畏感的每一步都能够向我们显示出新颖的、青春般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物。像凯勒（G.Keller）这样的艺术家，不单在令人难忘的无数艰难困苦中一再地让事物自己说话，让事物不断展现自身的新特点，而且首先让人感到，当人（比如艺术家凯勒）心地纯洁地问及事物时，它们会述说些什么，凯勒由此给予我们一个关于世界乃至每一被描绘的事物之不可穷尽的印象——在此几乎是独特的印象。这与《失落的欢笑》中主人公的回答大致吻合。书中主人公在被问及其宗教信仰时对敬畏姿态作了美极了的描绘，他说：他知道一点，在世界面前“不能表露出任何粗野”。

不仅是上帝和世界，还有我们的自我和邻人的自我也只在敬畏中才显示出其深度。宣称自己透彻了解自己的人并不表明，他对自己的了解就比心怀敬畏之人对自己的了解要多——“犹如埋藏的金子从沙砾中向外闪光”，自我的深度只向敬畏者透露自己。他只不过表明，自己不愿走使自身存在之深度变得可见的道路罢了。这条道路是对自己本身的敬畏。只有敬畏才在清晰而有限的思想和感觉内蕴令我们空虚和贫乏之时，使我们隐隐地意识到财富和充实；敬畏赋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感受到尚未发掘出来，而且在尘世中生活中无法发掘的生存与力量之宝藏。敬畏悄然将我们得以施展真实力量的空间暗示给我们：这是一个比我们的时间性生存更伟大、更崇高的空间。敬畏使我们不致对自己作出只会使自己着魔般茫然失措的、正反两方面的结论性价值判断；敬畏不断地给我们铺好绿茵，插好路标，我们走在上面探寻自己，也许不免迷途，最终却能找到自己。

“敬畏”一词并未诱使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由畏惧和怯生生的爱的尊敬所组成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单纯而基本的情感动**，组合的只是“敬畏”这个词，而不是该词所描绘的敬畏。把它看作与羞涩相关，恐怕倒更恰当些。在敬畏感于事物上显示给我们的东西之中，我们总是听到事物在轻声呼语：“上帝为爱上帝之人所准备的，没有任何眼睛看见，没有任何耳朵听到”——这是福音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并未铺陈任何有关天堂的详细情况；我们的神学家倒爱泄露天堂。羞涩的核心是美在其自我敛迹的姿态中的一种启示。[1]“羞涩”是美好事物的一种美的敛迹。其貌不扬的女子在害羞时，不也在不知不觉使人注意到，她必定具有隐秘的美么？——只不过我们此刻没有看见这种美罢了。这样一来，她不恰恰变得“美”了么？人们总是“掩盖”丑；而美则只有当人害羞地将其藏匿起来时，才“隐”于人身。敬畏是精神的一种羞涩。在敬畏之中，我们才直接领悟到，人的知性范畴还不足以了解世界和灵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领悟到，对于一种与世界相应的世界认识而言，人的机体过于狭隘和局促。但是，我们在敬畏中还直接领悟到，人在参与一种神性的精神存在和生活——这种存在和生活正顺着那些可见的精丝细线匆匆进入事物的不可见深处，为我们揭开一切至今还对我们隐藏着的宝藏，并指引我们前去。但愿这种存在和生活更多地摆脱其偶然附于我们身上的那种狭隘。不过，羞涩也是我们在精神行为中对人之本质的有限方面的幡然领悟；在精神活动中，我们意在实现神性的永恒法则；这些法则与精神活动之出发点（此刻我们猛然回首眺望这个出发点）的贫乏和有限性毫不相干。只有在亚当和夏娃因负罪失落了同上帝一起的极乐共同生活，失落了那种彼此委身于对方的爱之后，他俩才“看见自己全都赤身**”。因而，羞涩与敬畏乃是同根所生：两者都是对生命破碎处的一种直接领悟；在这些破碎处，无限精神的一缕光线投射到生命的局促而贫乏的机体上，并且只让对这一机体“重要的东西”为我们闪亮一下。

因而，现代市民阶层的科学理性主义对敬畏和羞涩提出责难便毫不奇怪了；这责难便是：敬畏感和羞涩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古代人以及中世纪的一些人把星空当作“可见诸神”的聚会，从而对之怀有敬畏感。甚至在相对清醒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比如在他关于“月球世界”由比地球“更为精细的”材料构成并具有另一种运动形式的学说中，[2]这种敬畏感都还在不时闪现。看来，这种敬畏感阻止了对天体的数学力学计算。与此类似，数百年来，对死人尸体的畏怯和敬畏阻止了对尸体的解剖，以及与之相关的解剖学的进步。直到维萨里乌斯[3]才敢拿起解剖刀解剖尸体。而羞涩的后果又难道不是使无数本可及时得以认识的疾病和心理紊乱未能及时地被认识么？倘若及早认识了它们，就可以及时治愈，从而摆脱痛苦。尤其在精神病学方面，羞涩不是阻碍了它的发展么？尼采认为，在女人们看来，科学是冲着羞涩而来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姑娘听说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见”，顿时吓得六神无主。

无论所引证的历史事实——还有成千类似事实——多么确凿不移，它们所表明的只是：如果对事物的敬畏深化和更为精神化，并且已经进到了事物之此在更靠近可见世界之不可见源泉的那一层次，那么，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事物之领地才常常变得“开放”，而敬畏和羞涩在历史的进程中才逐渐地找寻与自己相符的客体。后来，离那些不可见的源泉更远并越发转向我们感官的层次似乎“冷却”下来，并作为可供研究、可供剖析的客体呈现在我们眼前。若更为详细地考察各种进步时代，比如解剖学的时代，那么，就会在解剖学的起源上发现一种新的、更为深刻的、对不可见事物的敬畏。比如，人们会发现，在夜空的可见事物面前所感受到的敬畏还没有消除，一种更新、更深刻的敬畏又已经到来；在后一种敬畏感支配下，“天体”理念体验到了一种宗教的净化和精神化。这就是说，对神性和世界的真正敬畏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才阻碍了“解剖学的进步”。与此类似，若某人将尸体涂上膏剂，似乎硬要防止尸体腐烂，以后尸体烂掉了——他还让其大不敬地暴露；这说明他对人的个体之不可见深度的感觉和羞涩太少了。精神的内在法则担保我们在这里不需要任何道德上的提醒——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敬畏。精神的活动是活泼的，穿透性地进入宇宙、自我、上帝的运动。能够被“冷却”下来，变得“开放”以供科学研究之用的，恰恰只是精神活动过去之后留下的无生气的残渣。举例说吧，能够被历史科学取消和毁掉的，不是生机盎然的传统，而是濒于死亡的传统，不是富有活力的宗教见证，而只是那些在宗教圣洁力和陶冶力上已经失去了自己奥秘无穷的语言，因而在人的灵魂面前变哑了的文献；敬畏和祈祷较之那些已“死亡了的”文献更深地进入上帝。“科学”没有致死力量；相反，被科学所征服了的东西，必然已死。

科学在到达其顶峰时，科学家恰恰需具有对不可见事物的精神器官；敬畏就属于这种精神器官之列。在科学家身上起推动作用的逻各斯与这种精神器官融为一体。当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原理和天体力学之后，他把自己想成一个“在海滩上玩贝壳的孩子”，并在他的“绝对空间”的每一线条中都看见了洞贯一切的“上帝之眼”（Sensorium Dei）的一道视线。世界之问题性随着一个个特定问题的解决而增加——这是一切智识进步的一条严格法则。每一新发现的“关系”都预示着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关系。在近代物理学中，早先被当作常数的其他事实在法则关系中消除，但“常数”的增长势头更猛。大自然变得越来越不“简单”（彭加勒H.Poincaré）。当我们设想认识过程已经完结，那么，一切不都又是纯粹的奇迹了么？这不是学者的科学，而是热衷于体系的理性主义好为人师的教书先生的科学；这种科学才陷入敬畏的对立面。谁不为学生“阐述”和“证明”，而是去“发现”和“研究”，他就得时刻同下述现象作斗争：他的直观在超越其知性的限度，他的感觉已在向他透露事实和关系，对此他还得不出任何“概念”。

我们所谓之“科学”，历史地看，其起源要归功于惊叹而赋有敬畏感的形而上学精神与追求把握物质有用的规则的渐进接触。在自由人阶层与手艺人阶层的缓慢融合中，这种接触已表现出来。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科学”的独特成果。没有第一个因素，科学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收集手工活经验的规则上；离开第二个因素，科学就永不会接受如此赋有成果的力学原理——认识兴趣限于宇宙的可动点与可控点的力学原理。[4]看来，只是在近代，科学才更多地记起自己的“下层”出身部分，忘了自己的高贵祖先。

是该提醒科学的时候了：倘若对事物没有敬畏举止，推动它自身进步的生命刺激也会立刻中断；也是该劝告科学的时候了：它不会那么快就进入某些人在宇宙面前的精神状态。叔本华说他们没有Verecundia［畏怯］品质（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科学竟还要同他们谈：“世界？艺术之作！”

[1] 参见拙文《羞与羞感》。

[2] 他认为，“地球的”运动形式是直线运动，而月球是圆周运动。

[3] 维萨里乌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解剖学家。他是最早进行人体解剖的人之一。——译注

[4] 对这一命题的严格论证，我提供的著作是《现象学与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