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诗词创作取得了新成就。

一、诗歌创作流派及代表作家

清前期诗歌创作，数量大，流派多，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气象。先后活跃在诗坛的主要作家和流派有：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遗民诗人，康熙年间以王士祯为首的“神韵诗派”，乾嘉时期标榜“格调”说的沈德潜，力主“肌理”说的翁方纲，主张直抒“性情”的郑燮、袁枚，等等。这些诗人和诗歌派别，在不同理论的主导下，在诗歌创作中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现实感受和人生理想，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使清代诗坛呈现出流派纷呈、摇曳多姿的景象。

（一）清初爱国遗民诗人和其他诗家

清朝入关以后，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和民族压迫，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激烈的反抗，各地武装抗清斗争一直延续了40年。许多士大夫深怀亡国之痛，积极投身到抗清运动之中，舍身抛家，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一部分明末遗民不甘心屈从于满族贵族的统治，采取与清朝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走的是一条消极回避的抗争之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有名的诗人和作家。生逢家国破败、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不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和暴虐的清朝统治者展开殊死的较量，而且用自己饱含**的笔锋，抒发故国之思、怀旧之情，反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民族斗争场面。这其中包括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突出代表的爱国遗民诗人。他们的诗作，在清初诗坛上有着特定的位置和贡献。

顾炎武一生都致力于国家和民族兴亡的伟大事业。他的诗歌是他关注现实、反映社会人生的写照。在社会变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顾炎武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写下了一系列充满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的诗篇，表现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恢复祖国的希望与理想，激发人们去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他的诗歌大都托物寄兴，吊古伤今，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

在诗歌选材上，他常常通过拟古、咏史、游览、即景等题材来抒写自己的怀抱，歌颂自己心目中敬仰的历史人物和同时代的民族英雄。当清兵南下的时候，顾炎武一面率众坚持武装抗击，同时也不忘用笔记录下清兵的残暴和抗清斗争的艰苦，诗作《秋山》，历述江阴、昆山、嘉定等地抗清失败以及失利后被屠杀劫掠的惨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在《拟唐人五言八韵》6首诗中，他以申包胥、班定远、诸葛亮、祖豫州等为题，借历史旧事来抒写怀抱，感怀古人而伤悼时事，寓意颇深。在《秋雨》一诗中，他写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志”，寄托着自己恢复祖国的决心。即使到了晚年，他的这一雄心壮志仍未消减，正如《又酬傅处士》中所言：“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读后令人**气回肠，力量倍增，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创作风格上，他的诗歌大都格调苍凉悲壮、沉郁顿挫，有杜甫之遗风。《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一诗写道：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

离怀消浊酒，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此诗集中体现了顾炎武诗歌的艺术特色。

与顾炎武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和王夫之，他们在学术研究之余，也用诗歌创作来抒发自己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不少诗作在追怀往事、俯仰今昔之际，吐露出怀念故国、不满时政、不屑与统治者为伍的情绪。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深沉悲壮，多激昂感慨之气，读后令人回味无穷，久久难以平静。

黄宗羲在《出北门，沿惜字庵至范文清东篱》一诗写道：

两两三三廓外阡，僧房篱落共连延。

高林初带冰霜气，风景俄成惨淡天。

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边。

不须更觅登高地，只恐登高便泫然。

诗人内心显然有不平之事，却无法排遣，试图通过出游赏景来驱散心中郁结之气，而眼前所见，竟是愁云、残照、严霜、寒林，不禁触景生情，愁怀更重，登高赏景的兴致也**然无存。全诗不言悲而自悲，不言情而情志自现。

王夫之在他隐居生涯中，创作了多篇咏史之品，其目的也是以古喻今，在与古代先贤的情感交流中抒发自我的现实观感，表达了诗作者本人关心世事民情的可贵精神。

除顾、黄、王三位之外，清初遗民中以诗名见著于世的还有钱澄之、归庄、屈大均等人。

钱澄之（1612—1693年），字饮光，初名秉初，安徽桐城人。他早年做过南明桂王朝翰林院庶吉士，后归隐乡间，以布衣终老。他的诗作多描写当时平民百姓的生活和田园风光。如《水夫谣》、《催粮行》、《捉船行》、《孤雁篇》，通过典型的事件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民主思想。最能代表钱澄之诗歌艺术成就的是他创作的一系列田园杂诗，诗风清淡闲逸，自然恬静，平和中见真情，有陶渊明诗作的韵味，是清代田园诗歌的最早实践者，对后代多有影响。

归庄（1613—1673年），字玄恭，江苏昆山人。他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少年时与顾炎武同学。善书能画，尤工墨竹。清兵下江南，下令剃发，归庄鼓动民众奋起反抗，杀县令，据城自守。城破，士民被杀者近4万人，归庄逃亡，不得已削发为僧，一生穷困潦倒。即使这样，他也不改初衷，抱着“豪杰由来须际会，寒灰他日定重燃”的自信，决不与清朝统治者妥协，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著作有《归玄恭遗著》和《归玄恭文续抄》存世。

屈大均（1629—1696年），字翁山，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他坚决反对剃发垂辫，屈从清人，自己削发为僧，以示对清朝的不满和抗争。他有着强烈的反清情绪，在诗歌中常常通过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歌颂来寄托爱国的情感。他的诗工于近体，最擅长五言律诗，是遗民诗人中艺术成就最突出的一位。《摄山秋夕》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中写道：

秋林无静树，叶落鸟频惊。

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

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

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

情景交融，意象超然，可与唐诗媲美。

上述遗民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始终不与清朝政权合作，或是不甘心做清朝的顺民，走的是一条积极反抗或消极避世的生活道路。亡国之思、怀旧之情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是他们诗歌创作上的最大特色，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彼此不一，是清初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与此相反，当时还有另外一部分在诗坛享有一定声望的诗人，他们自愿投靠或者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入仕清廷，做了清朝的臣民。钱谦益、吴伟业就是其中的代表。

钱谦益像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崇祯时为官礼部侍郎，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取媚马士英之流，清兵渡江攻陷南京，他率先迎降，留任礼部侍郎，不久辞官。晚年一度支持抗清活动，后被清廷宣布为贰臣，列《贰臣传》。钱谦益在明末已负有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钱谦益论诗反对宋人严羽的“妙悟”说，认为是无知妄言，不足为凭，主张诗要“有本”，如古代的《国风》、《小雅》、《离骚》及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皆出自肺腑。要求诗歌反映现实，抒发内心的感受。他的诗作题材广泛，诗体皆工，技巧成熟，风格接近晚唐，颇为时人称道，被誉为“江左大家”，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诗人。晚年他和杜甫《秋兴》，先后写了124首《后秋兴》诗，诗中流露出恢复故国的愿望，对清朝和吴三桂多有微词。乾隆时期，他的诗文因为多处触犯朝廷忌讳，遭禁毁。

吴伟业像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一度隐居10年，受清廷所迫入仕清朝，为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辞归。著有《梅村家藏稿》、《梅村集》等。吴伟业在清初享有诗名，与钱谦益齐名，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写明末清初的时事，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题材，反映兴亡更替的社会变化，有“诗史”之称。《圆圆曲》、《琵琶行》、《松山哀》、《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永和宫词》、《楚两生行》，都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其中《圆圆曲》写明末一代名妓陈圆圆的命运悲剧。诗中描写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叛国降清，合兵反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事件，委婉地嘲讽了吴三桂逞个人义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做法。还有一些诗作集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之事，如《芦洲行》、《捉船行》等，是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别”而作。他的创作可以说无体不备，俱见功力，尤以歌行体最为擅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而且文辞清丽，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但他喜欢用典，有时又未免用辞欠精练，他自己评价说其诗“镂金错采，未达到古人自然高妙之处”，可谓击中要害。

清初富有诗名的还有宋琬和施闰章，号称“南施北宋”。宋琬（1614—1673年），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曾遭人诬陷下狱，囚禁三年，险些丧命，其诗多写个人忧患与感伤。他的创作以五言歌行为胜，著有《安雅堂集》。施闰章（1618—1673年），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进士，为翰林院侍讲。他作诗注重学识和修养，主张言之有物，长于五言诗，著有《学余堂集》。

（二）神韵说和王士祯的诗歌创作

清初诗人，大都经历了农民起义和满族入关的社会巨变，国家危亡和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和激烈，救亡图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去思考、去寻找自我的生计和社会发展的未来之路。社会的动**不安，也使得诗人们无法安心于诗歌创作艺术的研究与探讨，新的诗歌流派尚在孕育之中。而明末王、李、钟、谭的诗风，也为一般诗人所厌恶，许多人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力来进行创作，不拘一格，不名一家。清初诗坛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各有遵依、互不攀附的创作局面。到了顺治、康熙时代，王士祯提出论诗以“神韵”为宗，形成神韵诗派，这才有了很大的转变。

王士祯（1634—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少年即有诗名，一生著有《带经堂全集》、《渔洋诗话》，等等。

王士祯生活的时代，与清初遗民诗人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士祯刚刚10岁，所以明清易帜在他心理上的阴影并不像其他遗民诗人那么明显。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处于清政权逐步巩固、社会日益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清初遗民诗人所抱有的恢复故国家园的思想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对新朝的认同、歌颂和太平盛世将临的企盼。这一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显然是极其严重的。首先，社会的渐趋稳定，为诗人们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大环境。其次，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民族矛盾暂时被压制下去，虽然诗歌中不乏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揭露，但诗人们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已不再是清朝立国之初的那种民族对立情绪。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道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王士祯继承唐代司空图《诗品》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有关诗论中“妙悟”、“兴趣”之说，提出诗歌当以“神韵”为宗，以《诗品》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诗歌要有深邃的意境、高妙的韵味和流畅婉转的音律。力纠明代“七子”以及当时一些人专学盛唐的肤廓和晚唐的缛丽之风，认为那只是徒袭唐人衣冠而不得其旨；批评宋人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反对艳丽浮华的诗风，倡导典雅淡远的风格。他推许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等人，欣赏他们诗作中清远闲淡的意境，特意选录王维以下42人的作品辑为《唐贤三味集》。他认为学诗当从五言入手，在《论诗绝句》中写道：“风怀淡雅推韦柳，佳句多从五字求。”王士祯的诗歌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王士祯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一些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以及作者同情民生疾苦的心态，如《养马行》、《秦淮杂诗》、《春不雨》，等等。最能体现“神韵”说的是那些咏怀抒情、描绘风物之类的作品，如《江山》、《秋柳》、《高邮雨泊》、《雨中度故关》、《真州绝句》，等等，大都以神韵超然、清闲脱俗见长。例如《江山》写江南之景：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

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富有迷离缥缈的韵致。再如《碧云寺》一诗：

入寺闻山雨，群峰方夕阳。

流泉自成响，林壑坐生凉。

竹覆春前雪，花寒劫外香。

汤休何处是，空望碧云长。

诗中的夕阳、春雨、山寺、竹林、野花，构成一幅美妙动人的图画，天然韵致，呼之欲出，与王维、孟浩然此类诗作相仿佛。

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个人际遇的反思和感想，表现了社会变迁的不可捉摸和人生现实的种种矛盾与痛苦，以及作者追求人生理想的思想历程，如《晚登夔府城楼望八阵图》、《漫兴》、《送洪昉思由大梁之武康》，诗风沉雄俊美，慷慨多气，酣畅淋漓。

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突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思想情趣和艺术追求。再加上他少有文名，才华出众，而且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他的“神韵”说提出以后，立即得到许多人的赞誉和认同，风靡一时；他的诗歌也被人竞相传颂，酬唱应和之作应接不暇，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诗歌创作群体，王士祯也因此主盟诗坛十几年。

当然，在当时站出来反对王士祯“神韵”说的也大有人在，赵执信就是其中一位。赵执信（1662—1744年），字伸符，号秋谷，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官赞善，在当时也很有诗名。他的诗论观点与王士祯不合，专门著有《谈龙录》与之论争。他认为“神韵”说专以“风流”相尚，实际是“诗中无人”，导致诗歌意境空疏，容易流于空调，过于讲求用词炼句、追求格调的典雅，反而会影响作者思想的表达和感情的传递。他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语言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这些见解击中了王士祯诗论的弊病，非常有道理。他的诗作，意气豪放，风格深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较他和王士祯诗歌的风格差异，说：“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峻刻为主。”这一评论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沈德潜的“格调”说与乾隆时期的诗风转变

乾隆朝是清朝实行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政策日趋严重的时期，政治、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考据学风的盛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甚剧。就诗歌而言，出现了维护统治阶级需要、力求用传统诗教来规范诗歌创作的诗论，从康熙晚年到乾隆中叶，在诗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首推沈德潜所标榜的“格调”说。

沈德潜（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说诗晬语》等。他早年就以诗论和诗选家知名于世，编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等。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尊盛唐，承袭明代七子的观点，贬抑公安派、竟陵派及钱谦益、王士祯。他虽然提倡诗学盛唐，但主导思想实际上是以汉儒诗教之说来评价诗歌，即所谓“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帮国，应对诸侯”。在诗的内容上，强调要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在风格上，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讲求比兴含蓄蕴藉；在形式上，提出要有唐诗的格调和韵味。即如他选诗的标准，从诗道、格律、声调等角度来评判诗歌的优劣。这一诗论的出现，客观上是适应当时正统思想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从创作实际来看，这一诗歌主张是难以实现的，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他不懂得盛唐诗歌的意境与其外在的形式和风格是相统一的，互为表里，不能截然分割。而沈德潜所提倡的那种诗歌表达方式和温柔敦厚的风格，与唐诗的格调是很难调和的。

所以，尽管他在评论和选辑前人诗作的时候，大力倡导格调说，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就很难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通常是诗歌表达过于直露，缺乏诗歌应有的意境和美感，诗歌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大大削弱。所谓的格调，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沈德潜自己的诗歌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作品大都为歌功颂德，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艺术成就。

格调说的出现和流行，突出说明了当时诗歌领域内严重的拟古倾向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这样的创作风气，因为受到官方的赞许和提倡而盛行一时，影响面极大，但对于整个诗歌发展来说，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

与沈德潜同时代的诗人中，不受此种风气影响、自成一派，且有独到思想见解和艺术特点的要数郑燮。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任过知县，任期内多有政声，因忤恶大吏而辞官归田。著有《郑板桥集》。他因出身贫苦，对下层平民的生活有着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为人旷达，蔑视权贵。诗、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世称“三绝”。他论诗不同意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直抒性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他的诗歌平易畅达，富有真情实感，为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四）袁枚的“性灵说”和诗歌成就

乾嘉时期，继郑燮之后主张诗歌直抒“性情”，反对拟古创作倾向的是袁枚。他以其进步的思想观点和灵活自如的诗歌创作享誉诗坛。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得志，24岁中进士，为翰林，后出任知县。33岁即辞官归隐，在南京小仓山筑“随园”，优游林泉，吟风弄月，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人称“随园先生”。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等。

袁枚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人。他继承晚明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不满于社会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压抑与禁锢。他对知识界的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别都不以为然，指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1]。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倡诗歌要写“性情”，表达自我的思想感受和个性特点。他说“作诗不可以无我”[2]，就是强调诗歌要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只是毫无感情地描述外在世界，或者是忽视主观个体的存在。在袁枚眼中，“性情”是诗的核心，而要想更好地表达自我的“性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要保持一颗真善之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诗歌外在的形式，如语言、格律、音韵、风格都是“有定而无定”，全受制于诗人的运用和调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正是抱有这种态度，袁枚自称对古往今来的诗歌流派与作品，“无所不爱，无所偏嗜”，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于前期的“神韵派”、“格调派”，他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较为公正地指出其优劣得失。这些观点在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扭转诗歌创作上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拟古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袁枚的诗论，由于受他生活道路和思想视野的限制，脱离外在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一味地强调个人“性情”，把“性情”抽象化，容易造成诗歌内容的空洞和贫乏，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的境地。

袁枚的诗歌，正如他自己所言，直抒“性情”，主要是描写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受，即作者生活道路上的种种见闻和喜、怒、哀、乐，表达自我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诗歌题材范围多为家居生活、宴饮游乐、旅行纪事、咏古怀人，等等。作者一生都过着优游林泉、寄情山水的安逸生活，这使得他的不少诗歌充满了怡然自得、超脱尘俗的纯美意境。如小诗《沙沟》写旅途所见：

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

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

这些诗作，意象鲜明，气韵流动，有一种自然灵巧、新奇别致的风格，为乾嘉时期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风气。但袁枚诗歌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因为作者甘于做一个“太平盛世”的逍遥派，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失意都被安逸的个人小天地所遮盖，诗在他手中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内容不免失之于褊狭和单调。

（五）翁方纲的“肌理”说与宋诗派

翁方纲著有《复初斋集》。他是乾嘉诗坛宗宋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诗论中提出“肌理”一说，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诸实际”。所谓的“肌理”，主要指作诗应具备的学问材料。在翁方纲看来，要想作出好诗，重在读书长知识，有学问、有方法，而不是讲求什么“神韵”、“格调”，或空谈性情，率意而为。他推崇宋诗，“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就是因为黄庭坚等人多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与他诗论所提倡的精神相一致。“肌理”说是当时考据学风盛行下的产物，嘉庆年间风行一时，导致了清代诗歌创作方向的一大转变，对近代宋诗运动的兴起有着前导作用。翁方纲也因此成为诗坛一位领袖人物。翁方纲学识渊博，喜欢以诗谈学，致使金石考证之类杂错其间，这类作品枯燥呆板，有损于诗歌的艺术趣味。

二、词的复兴和著名词派及词人

与诗歌并称的词，在南宋时期形成一个创作高峰。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盛行，词作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创作成就不大。入清以后，词人辈出，佳作纷呈，词又出现复兴的景象。创作上涌现出了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等名家，以他们为代表分别形成了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等著名词派。此外，《词综》、《词律》、《词藻》、《词话》等词集和词学研究著作相继问世，也进一步推动了词的发展，共同形成清词的繁荣兴盛。

（一）阳羡派词人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一生落拓，康熙年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院检讨，修《明史》，旋即辞世。他学识渊博，工诗能文，尤其擅长作词，著有《湖海楼词》。长调小令，运用自如，皆有佳品，作品多达1629首，在清词中堪称第一，亦为古今词家所未有。其词宗法苏轼和辛弃疾，词风慷慨高昂，雄浑豪迈，是阳羡派的开山。作品的题材多为描述身世、吊古抒怀之作，也有不少是反映现实民生疾苦。他的弟弟给他的词集写的序言中说：“方伯年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溢……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4]这是对迦陵词的内容和创作环境的最好说明。小令［醉太平］《江口醉后作》、《夜宿临洺驿》和长调［满江红］《汴京怀古》、《秋日经信陵君祠》等阕都可以代表迦陵的主要风格特点。迦陵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不太追求格律，不雕琢，直抒胸臆，朴素自然。但不足之处是有时过于直露，豪放有余，沉厚不足。［点绛唇］《夜宿临洺驿》写自我孤苦之状：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以深秋随风飘**的黄叶来拟写自己的漂泊无依，取景阔大，感情真挚，是迦陵词中优秀作品之一。

与陈维崧风格相近的还有曹吉贞，山东安邱人，著有《珂雪词》。他的词主独创，词风雄浑苍茫，语多奇气。

（二）浙派词人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年），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50岁才以布衣应博学鸿儒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官日讲起居注。他博学能诗，也擅长填词。在词学研究方面，他曾纂辑唐宋金元五百余家词为《词综》，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作家，所作词集有《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格体物集》、《蕃锦集》四种。有单行本《曝书亭词》。

他的词标榜南宋，宗师于姜夔、张炎，他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5]主张词要醇雅清空，注重格律技巧，尤其是在词句和音韵上下功夫，力求字句的工丽和声调的和谐。他的作品以抒情和吊古题材为佳，有“句琢字炼，归于雅正”之胜。但失败之处是精巧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徒有华丽的形式而没有实际的内容。［卖花声］《雨花台》写道：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作品咏怀往事，吊古伤今，寄寓了对明亡的感慨，凄凉之情，溢于篇中，体现了其词的风格特点。

与朱彝尊同时代的浙派词人还有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时称浙西六家。清代中叶以后，浙派词盛极一时，当时尊奉浙派的词家，尤以厉鹗和项祚鸿为中坚。厉鹗（1692—1752年），字太鸿，号樊谢，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继朱彝尊之后的词坛领袖，著有《樊旃山房词》，他标榜“清空”境界，注意词句的清俊和音律的和美，词风清远超脱，但沉厚不足，有时失于柔弱萎靡之病。项祚鸿，一名廷纪，字莲生，浙江钱塘人，著有《忆云词》。作品多写个人的富贵闲愁，辞婉而情伤，过于低沉。

（三）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书照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之子。1676年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侍卫，曾出使塞外。著有《饮水词》。

在清初词坛上，他的创作很有特色，成就也较为突出。他出生于贵族之家，生活阅历决定了他的创作视野仅局限于自身生活天地。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并没有从中得到特别的快乐，而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滋生出莫名的悲伤和惆怅，使他的词充满了哀伤和幽怨的情调，多凄婉之音。其词作大都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接近南唐李煜。小令《长相思》写乡关之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用白描的手法，通过自然界中常见的景物状写词人的思乡之情，情景交融，真切感人。

与纳兰性德风格接近的词作者还有佟世南和顾贞观。佟亦为满族人，其词以缠绵婉约见长，著有《东白堂集》。顾为无锡人，著有《弹指词》。他与纳兰性德交谊很深，词风也很接近。他的［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阕尤为人所传颂。

（四）常州派词人张惠言

嘉庆年间，以张惠言为首的几位词人打着反浙派的旗帜，高唱“意内言外”，比兴含蓄，形成了名动一时的常州派。

张惠言曾辑《词选》一书，阐发他的词作主张。他提倡风、骚传统，主张词要运用比兴寄托手法，要求“缘情造端，感物而发”，反对专事雕琢词句。所著《茗柯词》46首，朴实自然，凝练纯净，别具特色。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歌》（其一）：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呼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张惠言之后，周济著《词辨》，编《宋四家词选》，选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继承张氏之说并加以推广，提出作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使常州派的影响日重。到了晚清时期，常州派成为垄断词坛的一大流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州派的弊病也日益明显，由于过分讲求比兴之法，愈追求比兴愈使词意曲折隐晦，把词的创作引上迷语化的歧路，使得词作晦涩生硬，十分难懂。加之当时考据风盛行，不少词人又是学问家，学问越大，知道的典故也就越多，于是就在词中大量用典来显示学问，这样的词作一般人根本无法看懂，严重影响到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