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血衣认出了亲人的她；

因为鲁迅，他们成为传世英雄；

因为无名，少年的英灵 88年后才回归故里；

同志们用《国际歌》为他们举行囚车上的婚礼……

在很小的时候（似乎是在中学课本上），就读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那个时候只知道是鲁迅的文章，而并不知文中提到的那些人被敌人杀害后的那种悲愤——现在知道了，知道了这些人是上海有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人，他们其中有5人是鲁迅的学生和他所认识的文学青年、共产党人。

他们曾经在鲁迅那里，时常像一团团炽热的火焰，给那个骨瘦如柴、心气又异常猛烈的“小老头”鲁迅带去很多很多的青春活力，所以当这些有志向、有朝气又能做事的青年突然被人残暴地杀害后，鲁迅先生气愤至极，而且这份气愤导致了他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其心，这对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鲁迅来说，是少有的事情，于是这位文坛斗士便有了下面这些如此激愤的文字（选段）：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从事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肤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

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盘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这篇文章是在“龙华二十四烈士”遇难两年后的1933年2月7－8日间写的，这样一篇只有几千字的文字，鲁迅却用了两天时间才写完，足见当时他心头的悲愤至极。正如他所言，那些年里，他“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他“埋得不能呼吸”，这是一位文坛革命斗士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手足同志情所致。

鲁迅文章中提到的殷夫，是“左联”的一位重要成员，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诗人，生前受到鲁迅的热心关怀与指导。殷夫出自编诗集《孩儿塔》时请鲁迅为他写序，在这篇“序言”中鲁迅这样评价：殷夫不单是一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

的确，殷夫首先是一位革命战士。这位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一个革命战士，是有一个过程的——殷夫本名姓徐名柏庭，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是位留德知识分子，当过蒋介石的参谋处处长和国民党航空署长。哥哥曾经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塑造”弟弟，但殷夫并没有按照哥哥的意愿去做，而且悄悄地参加了革命。他的行动，被母亲看在眼里，然而母亲并未阻拦，只说“一切你要自己小心”。殷夫为此十分感激母亲，写下两首重要的诗篇：《东方的玛丽亚——献给母亲》、《给母亲》。

殷夫牺牲时才21岁，但他已经是位影响很大的诗人和坚定的革命者了。1923年，13岁的殷夫用“徐白”的名字考上了上海民立中学，之后又上了浦东中学。在这里，他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并加入了共青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17岁的他被人出卖关进了监狱三个月，差点被枪毙。这回是当参谋处处长的大哥保释才脱险的。

“你小子以后不要胡闹了！好好念你的书便是！”出狱后，大哥生气地教训弟弟道，“我告诉你，时局马上要变，你们胡闹下去非吃大亏不可！”

殷夫反问哥哥：“时局要变？变成啥样？你怎么知道？”

大哥在蒋介石身边，啥不知道？可又不便把“老蒋”对付共产党的底牌告诉这倾向“共党”的自己的弟弟。于是大哥只能蛮横地教训弟弟道：“你别管这些！以后啥地方都别去了，就在我身边呆着！”

大哥将殷夫软禁起来，并把他送到老家浙江象山，让他准备报考大学。受了枷锁的殷夫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理想与追求，他写下了《人间》《呵、我的爱》等诗歌，期待着重新回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同时他又借这个机会攻读了英、德、俄文，并且达到了自学和自译的程度，这对他后来翻译许多俄罗斯革命文学起了很大帮助。这时的他，一直在关注上海的革命文学刊物。他把自己写的一首《在死神未到之前》的长诗寄给了“左联”作家们办的《太阳月刊》后，得到著名诗人、左联重要成员蒋光慈和文艺理论家阿英的极大欣赏。阿英后来回忆说：“我立即被这诗篇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明了他是‘同志’，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定子复信，约他到上海见面。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后来如约又到了上海。他确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的那样“年青”，“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中等身材，留着短发。阿英与殷夫交谈时确实发现他说话声音低低的，像在秘密会场似的，并且每一句话很短，很明快，但很诚恳，“显示了革命的朴素风格”，但“他的诗句里又如团团喷射的火焰，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革命者！”阿英对年青的殷夫如此评价。

殷夫从此正式成为了革命文艺战线的一员，他被吸收为 《太阳社》成员。

1928年秋，他在参加一次革命活动时，被混入同济大学内部的特务抓捕，再次坐牢。此时他的大哥到了德国留学，是其嫂子出面保释了他，但条件是“必须回到象山老家呆着”。在哥哥姐姐眼里，殷夫总像个“缺少管教的孩子”，打发回老家是对他的“惩罚”。然而此时的殷夫已被革命浪潮所激**和熏陶，故乡的山水和路途的距离怎能压制得了他渴望革命的热情与战斗豪情？同时他又一边反省自己内心的“非革命性”，正如他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所自我剖析的那样：“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知识者一样，一个矛盾体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的生命曲线。”“现在时代需要我更向前、更健全。”那革命的渴望他更是强烈，如他在《归来》的诗篇中吟唱道：“归来哟！我的热情，在我胸中燃烧，青春的狂悖吧！革命的赤忱吧！我、我都无限饥饿！归来哟！我的热情，回复我已过的生命！”

当后来又与“组织”联系上后，他在《我醒时》里高喊起来：“我醒时，天光微笑，林中有小鸟传报，你那可爱的小名……只有你的存在，我的生命才放光芒！”

1929年底，殷夫在小姐姐的帮助下，离开象山，回到上海，这次他与家庭作了个断绝的决定，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职业生涯。从此，一个完整而健全的革命诗人在上海闪闪发光……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

“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

“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

“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

他的《血字》诗在上海街头成为学生和工人们纪念“五卅运动”的战斗檄文。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含笑地躺在路上，

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

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他们光荣地死去了，

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敌人在瞄准了，

不要举起我们的手！

……

《让死去的死去吧！》的诗篇里，我们看到了一位青年革命者的爱憎分明的立场。此时的殷夫，已经不仅仅是只会站在革命的岸头振臂高呼的人了，他已经带着他的战斗武器——革命诗篇，去街头领着无产阶级战士去战斗了——

在今天，

我们要高举红旗，

在今天，

我们要准备战斗！

怕什么，铁车坦克炮，

我们伟大的队伍是万里长城！

怕什么，杀头，枪毙、坐牢，

我们青年的热血永难流尽！

……

杀不完的是我们，

骗不了的是我们，

我们为解放自己的阶级，

我们冲锋陷阵，历不顾身……

20岁的殷夫的这首《五一歌》，不仅成为了当时上海人民纪念“五一劳动节”、走去与敌人战斗的号角，而且还在诗风上突破了“五四”时期抒情诗的格调，创造了音响铿锵、意境宏伟、旋律高昂、笔触粗犷而富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达到了殷夫本人的创造高峰，与当地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共同起着动员和鼓舞革命浪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