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歧视、压迫少族民族的汉族最高统治者不乏其人，唐太宗则有所收敛，推行团结政策。他内徙归附的东突厥人与设置羁縻府州，就是他推行民族团结政策的集中表现。

贞观四年，唐太宗平定突厥，突厥表示归附。接着，唐太宗召集群臣讨论如何处置的问题。由于这涉及今后国家安全的大事，故而君臣极为重视，纷呈“安边之策”,展开热烈争论。多数朝臣建议采取“分其种落”,迁徙河南，散居州县与汉民杂居，以便“各使耕织”。也就是温大雅主张的对百万突厥“变其风俗”,使之“化而为汉”。“化而为汉”的具体做法是，将原来已趋统一的突厥部众，拆散为各个互不统属的集团，迁徙内地州县，使其失去游牧的自然地理条件，化牧为农，改变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种不顾突厥族的生产特点与生活习惯的做法，显然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只能采取强制同化，这必然不利于民族团结。

窦静反对以上诸人提出的“置之中国”的建议，主张仍居边塞，分散部落，以弱其势：妻以宗女，以固其心。

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仿照“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把他们安置在河南一带的朔方之地， “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唐太宗同意这个方案。

然而，秘书监魏徵激烈反对温彦博提出的内徙河南的主张，认为突厥“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坚持己见，辩驳道： “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针对魏徵的心腹之患的担忧，提醒他如以德怀之， “终无叛逆”。

魏徵亦不肯退让，举出晋初迁徙少数民族于中原，导致永嘉之乱，前车可鉴。“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温彦博明确反对魏徵的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迂腐主张，再次强调德化必能使其归心的看法： “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

唐太宗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以及魏、温激烈的争辩，并没有使他无所适从，而是权衡利弊、择善而从。以往唐太宗对魏徵的诤谏，无不言听计从，唯有这次反常。可见唐太宗的民族观与魏徵有所不同，他有自己的主见，故不盲从。他的处置突厥问题想法正与温彦博不谋而合，故温彦博的主张也就是他的主张。

温彦博的“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的主张，是建立在信任突厥族归附后德化不乱的思想基础上的，他批判了魏徵的“养兽自遗患”的错误说法，是比较进步的民族观。魏徵着眼于晋初与唐初迁徙胡族于内地的形式相似的做法，而没有分别两代统治者的不同政策。众所周知，晋武帝对被徙的少数民族纯粹作为压迫、奴役的对象，反而加深了民族矛盾。温彦博对内徙的突厥族力主缓和矛盾，选择其上层分子参与政权，从羁縻的愿望出发，关系处理较好。

魏徵对此不加分析，就简单地断言为心腹之患，立论不免失之偏颇。至于群臣提出的“分其部落”“变其风俗”的办法，实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与温彦博的“全其部落”“不离土俗”也是截然不同的。温彦博的安置突厥的实质，是以尊重突厥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为基点，给予突厥族以某种限度的“自治”权利，显然是在团结的基础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

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内迁主张后，随之约有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一万家定居在长安。唐太宗挑选部分代表人物担任京官武职，任职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一百多人，差不多占了朝廷武官的半数。这个羁縻突厥族上层人物的措施，实质上是对突厥族执行团结政策的具体表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深刻的影响。如阿史那思摩深得太宗信任，被赐姓李，极为感激，发誓要为唐朝效忠。又如在中央担任高级武职的铁勒族契芯何力回本族省亲，被人扣留，但他矢志不渝，以“唐烈士”自誉，以割耳示其忠心不贰。而且唐太宗的笼络政策对其他民族酋长发生了有利影响，如薛延陀真珠可汗就认为突厥“岁犯中国，杀人以千百计”,平定以后，一定会予以报复： “当翦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唐太宗对内徙的突厥人与汉人同样对待，还安置他们于内地的肥沃农耕地带，使突厥人迅速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孤兔。”显然，内徙突厥能收到团结其族的效果。